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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勇:群體的價值—六十年代書家的書法高度與歷史重負

楊勇:群體的價值—六十年代書家的書法高度與歷史重負

楊勇:群體的價值—六十年代書家的書法高度與歷史重負

楊勇

《書法》雜誌主編

(「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國書法名家學術邀請展專論之一

群體的價值

—六十年代書家的書法高度與歷史重負

楊勇

沒有一代書法人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書法的真正復興。書法的困境不在其本身,而在書法之外。沒有比書法更保守的了,但現在又面臨一個創新的時代,書法也需要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伴隨著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書家的逐漸步入老年,書寫當代書法史的重任無疑落在了六十年代書法名家們的身上。

六十年代書家的幸與不幸

「六十年代書家」特指出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書法篆刻家群體,如今大都已是知天命之年。與五十年代或七十年代的書家群體相比,六十年代書家的成長階段恰恰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政治運動、經濟匱乏、文化單調等,深刻影響了他們的成長經歷甚至塑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書法家是經歷過艱難磨礪的一代,自然災害、「文革」、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幾乎貫穿了六十年代書法名家群體的整個學習創作生涯。從六十年代書家的成長經歷來看,他們與五十年代書家或七十年代書家確實存在許多不同,這些不同是與中國社會的變革緊密聯繫的。他們出生的六十年代及成長的七十年代,整個中國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運動,以致他們很少像七十年代書家那樣接受完整而正規的書法訓練。但六十年代書家的成長經歷恰恰為他們帶來了不同的人生界面,也帶來了更紮實的書寫。

時代大背景的影響,使六十年代書家的書法有了景深,使他們的書寫和生活構成一種內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使得六十年代書家的書寫生髮出一種質樸的墨香,與當下很多書法青年的書寫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審美路徑,背後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成長經歷。正如「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國書法名家學術邀請展的學術定位所言:六十年代書法名家群體以對傳統書法深厚的體認積澱及對當代書法的創新推動,遊刃有餘地展現出各自的藝術個性及心中的超逸高邁之境。在藝術審美和風格追求上,成為了時代引領,構成了當代書法絢爛星空中耀眼的星群,為中國書法的傳承發展注入了時代審美風範,志氣平和,技道雙勝,成為當代書壇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實力派藝術家。

中國人普遍不信仰宗教,生活中的沒有終極感,苦難便真的是無涯苦海。六十年代書家成長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和「迷惘」,我們仍能從很多人的學書自述中品讀出來。但經歷的痛苦和迷惘,對於六十年代書家的成長是疾風苦雨,最終又是深深的滋養,當這些經歷自然而然地融入進他們的生命底色,會讓成長了的心變得異常飽滿。苦難出詩人,這或許就是時代洪流衝擊下,六十年代的書家的不幸與最大的幸運吧。

六十年代書家的歷史使命

在當代書法史上,六十年代書家無疑是承前啟後的一代,對於當代書法所能達到的高度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書法之事恆永,書法之事又常新,傳承與創新是每一個有抱負的書法家都需要終生面對的問題。在傳承與創新的糾纏中,我們寫下的每一筆,都隱含著對於書法傳統的忠誠,同時,亦暗含著對於創新的期盼。以創作名義進行的書寫,每天都在大量的產生,但在大量的作品中,能夠把傳承與創新結合得比較完美的作品並不多。有人說,這是個時代難題,有高原沒有高峰。其實,這可能是任何一個時代面臨的難題,留存在歷史長廊中的經典作品,理論家們從各個角度努力尋找其價值並做出闡釋,但當我們退回到純粹的欣賞角度,我們只會在意它能不能打動我們。

六十年代書家在書法學習方面是具有優勢的,他們對古代碑帖的熟悉程度和對書寫技法的訓練,明顯優於他們的師長;他們的知識結構和研究能力,也優於師長輩在他們這個年齡段所能達到的高度。然對於當代書法所交付的歷史重任,並非所有的六十年代書家都能完全領受。繼承與創新,置於書法史的長河之中,彼此纏繞,乃至寸進尺退。在這個意義上,雖然通過自身的長期努力,六十年代書法名家應當有機會塑造中國書法新的輝煌。然而,他們面臨的困難也很多。如何突破自我,如何超越前人,如何應對書法職業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是六十年代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

與普通書法大眾隨風而動不同的是,六十年代書法名家必須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書法審美特質究竟是什麼,二是如何保證自己的創作不斷向前推進。這些追問首先需要有心力、有識見,能夠撥庸見奇。當我們提起六十年代書法名家這個群體,陳洪武、張建會、鄢福初、梅墨生、朱培爾、張繼、洪厚甜、鄭曉華、王厚祥、王學嶺、劉彥湖、張羽翔、於明詮、毛國典、白砥、汪永江、韋斯琴、王家新、李嘯、劉京聞、葉培貴、陳忠康、龍開勝……如同鑲嵌在書法天空中的明星此起彼伏地閃爍著耀眼的光芒。相信通過六十年代書家們的努力,他們一定能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中得到涵養,一定能在筆墨技法的錘鍊上窮其奧妙,也一定能在書法的意韻上通其真詮。倘若再過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六十年代書法名家中仍有很多人為後人所記取,並成為書法研究和取法的對象,那才是我們所期望的結果,才可以說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重負—創造出無愧於這個時代的群體風流。

群體的價值

李修文在《山河袈裟》中說道:「只要時間還在繼續,時間的折磨還在繼續,尋找同類的本能就會繼續,黑暗裡,仍然希望有相逢,唯有與同類相逢,他們才能在對方的存在之中確認自己的存在。」這種對於群體的認同,並非通俗意義上的抱團取暖,而是類似莎士比亞戲劇《李爾王》和《哈姆雷特》所表現出的飄零感和離散感。

對書法群體的關注是書法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往往能揭示對書法家個案研究所不能揭示的更具廣泛意義的問題。像「六十年代書家」這樣,把書法家按照具體出生年代(比如以十年為一個階段)來作細分,從真正意義上的同齡人中選取代表性人物,進而對這個群體進行研究。當我們步入全新的時代,踏入全新的書法現場,應該以何種姿態進到書法的深處,尋找和發現六十年代書法名家群體心靈的幽微之處?我們關注的這數十位書家,均是近年來創作頗豐的六十年代的書法名家,他們在書寫,他們亦在思考。

我們對六十年代書家所能表達的最大敬意,恰恰是不要將上述代表性人物的書法成就理解為無以復加。偉大的作品不是去抄襲古人,而是把經典解體,再適當地加以組合,這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要把傳統表現得更富於多面性。缺乏這樣的精神和勇氣,或者缺乏相應的嫻熟技法,都並不足以承擔起反映當下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使命。

「翰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國書法名家學術邀請展最出色之處是它重新解釋了群體的價值。群體的價值不只是不同的超強個體形成一種合力,也不只是與其他群體形成比對,甚至也不只是使單獨的個體意識到自己的無力,最為重要的是彼此都能感受到群體的力量。每位六十年代書家都能清楚自己及群體在當代書法史上的坐標,並進而認真地拿起了毛筆,進入到純粹寫作狀態中。鐵凝曾言:「文學應當有力量驚醒生命的生機,彈撥沉睡在我們胸中尚未響起的琴弦;文學更應當有勇氣凸顯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護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書法具有同樣的能力和特質,只是不曾被我們記起而已。

當置身於一個群體,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下環顧四方,想必每一位參展六十年代書家都會於「蹙蹙靡所騁」的局促中神奇地獲得力量。如今,是否該像抵達時間的懷抱那樣承擔起當代書法史賦予六十年代書法名家的歷史重負?即便這種承擔的過程中有著太多的變數,但至少是一種具有寶貴价值的省察。

那麼,什麼是當代書法史賦予六十年代書法名家的歷史使命呢?曰: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承繼中華文脈,陶鑄時代審美。審視此次展覽中的六十年代書法名家,他們身上「既有對傳統文化的堅定信仰,又不乏衝破固有模式的不懈努力;既充滿著對人生人性的價值關懷,又蘊藏著創新創造的無窮活力;既呈現出對現代審美的步步追尋,又體現了對歷史傳承的種種反思。」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傳統和現代的周而復始之間,表現為繼承與創新的痴纏,也蘊含著流水不腐、書法常新的神秘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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