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雪嬌：張國燾與王明的恩恩怨怨

圖為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圖為出席會議的部分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張國燾與王明初次謀面是在遙遠的莫斯科。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為紀念這位與其有著偉大友誼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年11月28日，第一批中國學生在紛飛的大雪中來到了莫斯科，王明便是其中一員。1927年王明畢業後，留在中山大學任翻譯，同時協助副校長米夫，研究中共送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和文件。1928年夏，張國燾受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赴莫斯科工作兩年半，直至1931年初回國。時空交疊，二人恩怨由此拉開序幕。

1928年5月，張國燾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大會舉行前三五天的一個晚上，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率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米夫和充任翻譯的王明等一行十餘人，到代表住處召集了一次預備會議，聽取代表們的意見。這是張國燾記載的與王明的第一次見面。在這次預備會上，張國燾滔滔不絕，發表了近3個小時的演說，布哈林沒有再要求第二個人發言，預備會議就結束了。這次見面，張國燾顯然無暇顧及其他，王明也未給他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張國燾年長王明又比王明資歷高很多，身居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時任翻譯的學生很難入其眼。

莫斯科中山大學自創辦起就為各種矛盾所困擾，內部鬥爭激烈異常，在經過了短短6年的艱難運作後不得不以停辦告終。而張國燾和王明在中山大學的一系列政治風波中自然不能不直面彼此。

王明在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列寧主義課上表現積極，因而贏得米夫的好感；米夫則在王明的「獻計」下成功升任中山大學校長一職，從此對王明十分器重。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逐步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最終目的是要奪取中共的領導權。他們在數次風潮中，將鬥爭矛頭指向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而張國燾作為代表團的一員，也屢次被推到是非漩渦當中。

（一）江浙同鄉會事件

如何看待所謂「江浙同鄉會」，是中共代表團與王明教條宗派集團之間最早矛盾的由來。

王明雖然取得了米夫的絕對信任，但在廣大同學中仍很孤立。為了進一步打擊異己，鞏固在中山大學的權勢，1927年秋，王明等人炮製了「江浙同鄉會」事件，將其說成是一個反黨組織。中山大學為此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並把向忠發拉到中山大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講話。向忠發嚴厲譴責了同鄉會的「組織者」，也認定其為反黨組織，警告要對他們進行懲處。向忠發的講話在江浙學生當中引起了憤怒和恐懼，這些學生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中國代表申訴，要求重新調查這一事件。於是，中共中央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成員瞿秋白、張國燾等去解決糾紛。

1928年7月27日，新的「江浙同鄉會」事件委員會成立。經過一番調查、取證、問詢，8月10日，「江浙同鄉會」事件委員會主席雅羅斯拉夫斯基提交報告，否定了「江浙同鄉會」的存在，並宣布對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志也要分別情況予以平反。在鐵一樣的事實面前，米夫、王明等人啞口無言，不得不承認是支部局調查不清造成了事態的擴大。當天，聯共（布）中央撤消「江浙同鄉會儲金互助會」案，同時指出米夫根據未經核實的材料就說存在地下組織的做法是錯誤的，此案件終於告一段落。

張國燾和王明在「江浙同鄉會」事件中，一個是審查者，一個是當事人，處於對立的立場，案件最終的審理結果也使得他們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離了。

（二）學校管理權爭執

然而，中山大學裡的政治風波並未隨「江浙同鄉會」案的撤銷而平息。

關於中山大學的管理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米夫、王明集團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一項主要爭執。針對這一爭執，聯共（布）中央書記處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中大糾紛，結果解除了米夫的校長職務。

在米夫任校長時，中共代表團在中大很少有發言權。米夫在學校工作上不同他們商量，不徵求他們意見，只聽他的親信助手王明等人的意見。而中共代表團則認為，中山大學的學生大多數是中共黨員，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團要去過問中大的事，共產國際與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絕。因此，他們對米夫在中大的措施，一致表示不滿。1928年9月間，瞿秋白向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庫西寧提議，以鮑羅廷代替米夫任中山大學校長，張國燾也婉轉地向庫西寧表示，米夫兼任中大校長並不是件好事。

1928年9月21日，聯共（布）中央書記處因接到一些學生的控訴，成立中山大學情況調查委員會，調查中大的糾紛。由於瞿秋白那時到南俄休假去了，因此調查會上由張國燾出席作證。張國燾在發言時，批駁了中大支部局書記柏耶金和校長米夫的說法。兩星期後調查委員會再次開會，張國燾對「中共代表團干預中大事務」的說法給予了反擊。後調查委員會做出若干項決議，批評了中大領導方面的錯誤。這一決議直接導致了後來聯共（布）中央組織局對米夫校長職務的解除和新校長的任命。可以說，在這一回合的爭執中，以瞿秋白、張國燾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壓倒了米夫、王明集團的風頭，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三）中大清黨事件

1929年初，王明等人借聯共中央發動「反布哈林右派反黨聯盟」之機，在中山大學內以支部局出面，發動所謂「反右傾路線」鬥爭，矛頭直指反對他們的工人出身的學生，同時指責中共代表團是所謂「工人反對派」的後台。同時，王明等人還利用牆報，公開畫漫畫，醜化中共代表團。

中山大學方面提議召開黨員大會，來對有關問題進行深入辯論，瞿秋白謝絕參加，由張國燾代他作為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前去。聯共莫斯科區黨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在講話中嚴厲批評了中共代表團，認為它干預了中大的事；他還指斥中共過去犯過的錯誤，支持中大支部局的方針，認為大多數學生的不滿是反黨行為，並點名批評張國燾。芬可夫斯基的講話遭到了學生們的激烈反對。張國燾針對芬可夫斯基對中共代表團的責難進行了抗辯，批評了支部局，支持多數同學的意見。

之後，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以基薩諾娃為首的中山大學情況調查委員會。由於米夫的背後活動，基薩諾娃最後拿出了一個肯定中大支部局同時又批評支部局在日常工作中存在大量缺點的報告，並建議在最短時間內對校內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進行大清查。聯共（布）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了調查結果，讚同調查委員會的結論，認為必須著手改組並組織對該校人員進行清查。

王明教條宗派集團的最終目的，是要通過一系列鬥爭奪取中共最高領導權。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深知其不軌圖謀，因此想借清黨之機，打壓王明教條宗派集團。因此，瞿秋白起草了一封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信的主要意圖是要共產國際把中大清黨的重點放在王明宗派集團上，不無過火的成分。

然而米夫及其追隨者先下手為強，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團的「材料」，公開點名指責瞿秋白、鄧中夏、張國燾等人是「機會主義」。在中山大學的第一次清黨大會上，王明宗派集團就發起了對中共代表團成員的攻擊，其成員盛岳公開譴責瞿秋白犯了左傾機會主義，張國燾則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都在中山大學培植「反黨第二路線聯盟」。由共產國際指定的中大清黨委員會站在米夫等人一邊，把矛頭指向中共代表團，指責瞿秋白是中山大學「反黨小組織」的後台。張國燾還被指控曾私閱托洛茨基文件，被認為是有嫌疑的分子受到批判，他幾經辯駁才勉強保身。而他的太太也被罰到工廠去工作了一個時期。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張國燾一開始還能同瞿秋白立場一致，對米夫、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進行公開堅決的鬥爭。但一場又一場的鬥爭令他精疲力盡，最後倒向了米夫、王明教條宗派一邊。

1931年1月上旬，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實際上把持了中共的領導權。1月下旬，張國燾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在莫斯科的經歷使得張國燾面對王明時仍心有餘悸，眼見王明得勢，便主動靠攏，積極支持。

當年2月7日，張國燾在黨內刊物《實話》第九期上發表《擁護四中全會與兩條路線上的鬥爭》，推崇四中全會說：「四中全會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國際路線，它建立了在實際工作中執行國際路線的基礎。只有堅決擁護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四中全會革新了黨的指導下努力工作，這樣才是真正擁護國際路線，才能把國際路線執行出來，使中國革命得到新的勝利。」3月5日，他又在《實話》第十三期上發表了《執行黨的路線與加緊兩條戰線上的爭鬥》，吹捧王明說：「我們黨內還存在著許多小資產階級無原則性的派別成見，這些派別觀點是最易混淆兩條路線上的鬥爭，而且右傾分子和立三主義的參與分子都企圖利用派別觀點來掩蓋他們反黨反國際的行為。他們或明或暗的反對陳紹禹派，這就是藉反對所謂陳紹禹派為名，反對黨和國際卻是實，因為陳紹禹同志等是堅決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最好的同志。」

除了寫文章外，張國燾還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是忠實於四中全會和王明的領導的。當時，北方順直省委有許多幹部反對王明上台，羅章龍一派的韓連輝等人又進行分裂活動，使原省委陷於癱瘓，另行組織新省委籌備處，公開提出反對四中全會。王明急忙派中央代表團去解決問題，張國燾自告奮勇，以「中央負責同志」的身份，前往「巡視」。他利用過去在北方工作時的老關係和影響，幫助中央代表團向籌備處「作無情的鬥爭」，解散了籌備處的組織；並且向原省委的賀昌等人「作堅決的鬥爭與嚴厲的批評，指斥他們「左」右聯盟投降右派之嚴重錯誤，指斥他們在立三路線精神下，反對新省委領導之傾向」。結果，原省委賀昌等人「完全說服過來」，張昆弟等人「均承認錯誤」，建立了擁護四中全會的新省委。

張國燾回國後的這一系列表現，自然讓王明十分欣賞，進而受到重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幹部。黨中央決定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成立中央分局，委派沈澤民擔任中央分局書記。但是，王明為了重用張國燾，又派他為「中央代表」，前往鄂豫皖蘇區，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積極貫徹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大搞肅反運動，殺害了一大批黨員幹部，包括曾中生、許繼慎等一批紅軍早期高級將領。徐向前曾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這也為張國燾以後的人生路埋下了一顆危險的種子。

1931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張國燾與王明再次相見是在6年後的延安。1937年11月，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回到延安。他的歸來打破了延安的平靜，也在張國燾心中掀起波瀾。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會師，毛澤東、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在得知中央紅軍還不足3萬人時，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拒絕北上，並企圖另立中央。經歷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也北上到達延安。其時，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但毛澤東認為張國燾對革命的貢獻有目共睹，不能一棍子打死。在洛川會議上，讓張國燾做了陝甘寧邊區的副主席。張國燾對毛澤東的寬宏大量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張國燾也算是將長期壓在身上的包袱暫時放了下來。

然而，王明的歸來又將恐懼的包袱重新加到了張國燾身上，並成為張國燾叛逃的催化劑。王明回國前，中央雖對張國燾進行了鬥爭和批判，但並未置他於絕地。王明奉共產國際指示從蘇聯回來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這讓張國燾產生了更深的恐懼。莫斯科的一系列風波已使張國燾領教過王明的殘酷鬥爭手法，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長征途中又另立中央，如果王明要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此時的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凌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告訴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托派特嫌。他不斷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並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關於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王明認為是有托派在暗中作怪。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的老部下李特、黃超（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擔任作為開路先鋒的紅五軍政委）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於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既痛心又恐懼。王明還告訴張國燾說，俞秀松、周達文、藍亦湘也都是托派，已被正法了。這5人均與張國燾關係密切，前兩人與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共過事，後3人與張國燾在莫斯科相處過。此時，張國燾愈發覺得王明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就是自己。就在這時，原四方面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令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投奔曾與之為敵十年的國民黨。

投敵後的張國燾，不久即遭冷落，解放前他逃往台灣，後轉居香港，曾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有關中共領導人的情報，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的一個寒夜，他在一家養老院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1956年1月30日，王明以治病為由前往蘇聯，後滯留不歸。期間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中蘇論戰和文化大革命，王明乘機發表了大量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文章，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代言人。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葬於列寧山下的新聖母公墓。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