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圖書館：存古開新，紹續前藏（上）
到達紹興圖書館時已近傍晚。圖書館廣場的花壇中央端坐著一尊手執書卷的清人石像，唐微老師介紹說，這就是古越藏書樓的創始人徐樹蘭先生。如果從源頭論起，徐樹蘭所創建的古越藏書樓應該算是紹興圖書館的前身。因此，可以說徐樹蘭是紹興圖書館的創始人。
紹興圖書館門前的廣場
徐樹蘭端坐在這裡
跟隨唐微走進館內，她向我介紹說，該館已經在他處建立了規模更大的新館，而舊館作為歷史文獻館分館保留了下來，館藏古籍都在此處。走進樓內，首先看到的是「紹興市古籍保護中心」的招牌。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號召下，幾乎各地市都建起了保護中心，國家層面對於古籍的重視可謂空前，這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都是好事情。而我在樓道里看到了「古籍修復室」的招牌，我對這個部門尤其有好奇心，因為特別喜歡欣賞修復師們化腐朽為神奇的妙手。本想入內滿足自己的眼欲，但此刻已經到了下班時間，只好跟唐老師前往古籍查閱室。
保護中心招牌
一進門竟然見到了甘肅張掖市圖書館館長黃岳年先生。幾天前，我們共同在諸暨開民間讀書年會。在那裡與黃館相談甚歡，當我跟隨王以儉館長前往紹興時，還特意向黃館鄭重道別，他邀請我明年有空時前往張掖一游，本以為這是一年後的約期，未成想三天後就有了第二次握手。黃館說他來紹興館是跟王館長商討工作，聞聽我過來，特地趕來相見。
古籍閱覽室
在古籍查閱室，還見到了《紹興日報》記者王敏霞女士，王以儉館長介紹說，王女士是該報資深記者，長期報導文化類新聞。她聽聞韋力要來當地尋訪藏書樓，希望明日能夠一同隨行。這樣認真的記者，能夠共同做感興趣的事，我當然大為歡迎。
我來紹興圖書館看書，大約有兩個方向。一是該館所藏的善本。近些年我參與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組織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評選審定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看到過一些紹興館上報的善本書影，然而書影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通過書影鑒定版本，總歸感覺隔了一層，遠不如翻閱原書印象深刻。當然我也知道，每一次的珍貴古籍申報，都有上萬卷的數量，這些書分散在全國不同的圖書館，一一前往目驗，顯然難以做到。每次的審核也有一些拿不準的品種，比如書影拍得不清晰、版本特徵漏拍等等，故每次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都會派出專家，分組到不同的圖書館查看疑問之本，然而我的幾次出行均未來到紹興館。紹興一地曾經誕生過那麼多的大藏書家，這些大藏家的舊藏僅有了了數種在我手中，這樣的吉光片羽也能稱得上是嘗鼎一臠，但畢竟，不如饕餮大餐來得暢快。正是基於這個心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機緣，就會前往當地圖書館看一些善本。
而這個過程中，也的確看到過不少難得之本。雖然我也知道，公共圖書館所藏善本不可能納入流通市場，即使看到也不可能得到，但這不妨礙我對美的欣賞。更何況，古人原本就說過「曾經我眼即我有」，雖然我把這句話理解為求之不得後的無奈，但也不可否認，此話所包含的達觀意味。且不在此探討人生吧，總之，但凡看到稀見之本，總能讓自己歡欣不已。正如黃丕烈的那句「喜讀人間未見書」，不是愛書入骨髓之人，難以體味他這句話蘊含的真味。
我來紹興圖書館看書的另一個目的，則是希望看到一些古越藏書樓的舊藏。如前所言，徐樹蘭開創的古越藏書樓是紹興圖書館的直接源頭。看到書樓的舊藏，也就等於了解到了一脈相承的起源。聽唐老師介紹，該館現有古籍藏量十五萬冊，而其中古越藏書樓的舊藏數量不少，完好保留下來的有近萬冊。而我從該館出版的《珍貴古籍圖錄》中也看到古越藏書樓舊藏被單獨列出一個版塊，以示尊重。從這點而言，該館有著飲水思源的好品質。
門上的捐助牌
因為到達的時間有些晚，如請唐老師一一調出欲看之本有些耽誤時間，故而王館說不如直接入庫看書。在古籍庫的門口我看到了「恂如存古閣」字樣的招牌，由文字可知：紹興鄉賢香港實業家車越喬在香港經商頗為成功，然車先生不忘鄉梓，捐款給紹興圖書館，同時提出以其父車恂如的名義來建造存古閣。車越喬的所為，已經超越了富而好禮。他將個人的孝道與支持家鄉文化建設相結合，這種做法令人感佩。
古越藏書樓舊書箱
成為了魯迅圖書館的財產
上面刻的字
進入古籍庫，唐微告訴我最前邊的區域是該館的特藏區，古越藏書樓的舊藏和箱子都在這邊，左手邊是書，右手邊是書箱。說罷，她引我到舊書箱前細看。我果真從上面看到鐫刻的字跡。書箱分立櫃和頂箱二種，均為對開門悶櫥，有拉手而無鎖具，看上去幾十個書箱尺寸大小一致，唐老師卻說中間有五種不同形制，每個書箱的正門上，都刷印上了「魯迅圖書館財產」的字樣，以此講述著歷史的流轉。在此之前，在二十多年的時段內，我總計到過古越藏書樓三回。每一回都沒能見到當年的書箱，今日總算完結了一個小小心愿。
紹興圖書館古籍書庫
便利的玻璃門
紹興圖書館的古籍庫房搞得頗為整潔，可謂一塵不染，它的排列方式與各大圖書館相類似：一排排的書架分列左右兩側，全部使用實木製作的書櫥，書櫥的正前方有玻璃門，以此便於書的查找，同時也可以防塵防潮。隔著玻璃望過去，每摞書中間都有十公分以上的間隔，以此來保證空氣的流通。線裝書藏於南方，最大的問題就是潮氣的侵入，故防潮乃是南方圖書館首要解決的問題。而將每一摞書留出一定的空間，這當然是最簡便的方法。然而這種做法會增加儲存面積，故有些館不願如此為之。而紹興館能夠做到這一點，恰恰說明了領導對古籍保護的重視。
上架方式
均無函套
就南北方的差異而言，對於書籍的裝池方面，北方喜歡用函套，南方則喜歡用木夾板，這仍然是從防潮角度的考量。相比較而言，函套對書的保護程度要優於木夾板，然其弊端則是通風程度不好。因為傳統函套的製作會使用到大量的漿糊，在潮濕溫暖的環境下，蠹蟲的蟲卵容易孵化，函套上的漿糊就了蠹魚豐富的食糧，這也是南方很少使用函套的原因。瀏覽紹興館古籍庫的藏書，這裡基本上不用函套，用到的木夾板也不多，其主要作法乃是將一摞一摞的書疊放在一起，而後用側簽予以分割。這些側簽上首列書號，次標名稱，再標明冊數，而後以簡要字句點明版本。這種四宮格的方式，對於藏書而言，清晰明了，確實是不錯的一種書籤方式。
善本書庫
無門悶櫥
唐老師告訴我，古籍庫分為兩個部分，外面的大間乃是普通線裝書，裡面的房間則為善本書庫。而後她打開善本書庫之門，帶我入內參觀。善本書庫呈窄長形，約有二百餘平米的面積，裡面的書櫥如同古越藏書樓，是一種木門悶櫥。櫥分上下兩截，每截中間有隔板，打開書櫥所見其書的擺放方式與外面的古籍庫相同，只是每一部多了樟木夾板，看來善本的待遇果真與普通古籍有區別。
樟木夾板
碑帖裝袋
唐老師知道我對古越藏書樓舊藏感興趣，特意調出一些該樓的藏本。同時遞給我一部《古越藏書樓書目》稿本。王以儉館長在一旁介紹說，這是今年該館在西泠印社春季拍賣會上拍得的一部稿本，此目是與古越藏書樓相關的一個謄清稿本，從日本引歸，疑由徐樹蘭先生本人及其族人所編訂，編訂時間較通行本早。王館長特別補充說，這也是該館通過市場操作參與古籍拍賣的第一次。
古越藏書樓所刻書
古越藏書樓書目在業界大有名氣，該樓編印過兩次書目，最早出的是刻本，由徐樹蘭生前手編，然而相關研究者所見，基本上是書目的石印本，即清光緒三十年（1904）崇實書局石印的本子。如今在這裡看到與之相關的稿鈔本，對於了解古越藏書樓的早期藏書狀況意義很大，這確實令我大為興奮。翻看著該本書目，也讓我想像著當年的編目者在圖書分類上是何等之動腦筋。
古越藏書樓書目稿本
書目內頁
關於古越藏書樓所藏之書，其主體乃是書樓的創辦人徐樹蘭所捐，而後又加上新的購進，因為這個緣故，古越藏書樓最初的目錄也是沿用最為通行的四庫分類法。然而這樣的編目方式，無法將新學書籍包含在內，故而編目者在四庫分類法之後又加入了「時務」部，這種分類方法等於是五部分類方式。
然而在實際的使用過程中，書樓的管理者發現，五部分類法也有諸多的不便利。於是他們重新編目，將五部分類法改為兩部分類法，其將所有圖書分為「政部」和「學部」。這種分類方式，可謂前無古人。而在目志下，又分為四十八個小類。其分法具體如下：
學部二十四類：易學，書學，詩學，禮學，春秋，四書學，孝經，爾雅，群經總義，性理學，生理學，物理學，天文算學，黃老哲學，釋迦哲學，墨翟哲學，中外各派哲學，名學，法學，縱橫學，考證學，小學，文學（上下）；
政部二十四類：正史兼補表補志考證，編年史，紀事本末，古史，別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譜錄，金石，掌故，典禮，樂律，輿地，外史，外交，教育，寫政，法律，農業，工業，美術，稗史。
這種分法十分之奇特，該目是延請慈溪孝廉、紹興府學堂教習馮一梅編纂而成的，與舊目相比，確是一個很大的改革和創新。對於這種創見，後世的研究者有褒有貶，比如吳晞在其所著《從藏書樓到圖書館》一書中對這種新的分類方式誇讚有加：「這種新的分類體系將中西書籍融為一體，是我國學術史、思想史和圖書分類史上的一個突破。我們今天不必拘泥於這個分類體系是否科學，類目是否得當，而是要看到它基本反映了近代的科學體系和當時人們對近代科學文化的認識水平，開拓了分類法的新途徑，在揭示最新內容文獻的方法上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分目變化呢？姚名達所著《目錄學》的第六章題目是「西學輸入與中西合流」，此章的第一節內容是「清代自鴉片戰爭後，西洋學術逐漸的輸入中國，中國學術界即因此而起了變動：哲學，群學，物理學等等新名詞，在中國學術界上開始有了地盤，過去的舊分類法，已不能包含這批新來的學術，於是，因時勢的要求，新的分類法，即因此而發生了。」
可見，社會局式的變化，使得舊有的分類方式無法涵蓋新學內容，所以勢必要在分類上進行改革，而其舉出的例子就是《古越藏書樓書目》。姚名達也注意到了，本書目由五部改為兩部的變化，他認為這種變化非常自然：「古越藏書樓本來是分為經史子集及『時務』五部，編為三十八卷，後來改為政部學部二部，編為二十卷，這一變化是值得注意的事實。在西學初人中國的時候，藏書家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將他併入，於是列時務一部以容納，這是非常自然的舉動。後來因為發現不便，於是改絃異轍，中國的分類法即因此而起了一種大改革。」
可見，姚名達充分肯定了該書目乃是目錄學史上的一種大改革：「此目能打破已成為金科玉律之四部，而創為二部，將新學之書，與一向奴視一切之經並列，其創造性為何如！而其將各種學術任意列入各類，其武斷性又何如！」但這樣的改革是否也有其不完善之處呢？姚名達在該書中舉出了兩點，其第一點為：「將中國固有之各門均加以『學』如群經總義學等等，在當時實足引人驚異。即今人觀之，恐亦將駭異也。」
看來，姚名達認為該目將中國固有的門類之後都加個學字，顯然沒有必要。他認為，第二點不妥之處則是：「至其在分類法上不妥的地方，如將美術稗史入政部；《四書》另立一部而名謂『四書學』，天主教耶穌教附入墨翟哲學等等，其謬誤是非常顯明的。」
有著同樣觀念者還有李日剛，其在編著的《中國目錄學》中也專門講到了《古越藏書樓書目》在編目上的變化，其首先認為：「自鴉片戰爭後，海禁大開，洋學逐漸輸入，哲群心物，聲光化電，科目繁多，固非四部所能範圍，即偏究往代簿錄，亦無有可施其部類，其時為目錄者，莫獲馮藉、或強納於四部之內、或別裁於四部之外。」而後李日剛在文中也詳列出了該書目在學部和政部向下所分出的子目，同時列出了《古越藏書樓章程》中對於這種分法所作出的釋義：「明道之書，經為之首，，凡倫理、政治、教育諸說悉該焉。包涵甚廣，故不得已而括之曰學類。諸子，六經之支流，文章則所以載道，而駢文詞曲亦關文明，覘世運，故亦不得蔑棄。至實業各書，中國此類著作甚少，附入政類中。」
對於編目者的解釋，李日剛表示了部分的不認同：「蓋自學理及實用二義分部，而中外學術，概歸乎平等，實較前人或強入四部，或新舊分目為進步。且每類下再細分子目，亦較四庫為詳密。然其部類之名義，仍不甚清晰。如學、政二部之名，究何所區別？學則猶可，然其字義之範圍甚廣，蓋知識固無不可名之為學也。政則意義晦而不明，分類雜而不精。內包史地，猶舊日之遺說。若書畫小說，亦列之政部，誠不知其意義之所在。且如三教總論附入釋家哲學，耶穌教及五洲諸教皆入墨翟哲學，猶之舊唐志以釋典併入道家，同一謬誤，而貽識者『類別不當』之譏。」
其實就學問而言，大多是前疏後密，不應當苛求首創者所作出的創舉有著怎樣的不嚴密。能有這樣的開創之舉，這部《古越藏書樓書目》就足以傲視。而後世又有這麼多的探討，無論褒與貶，都可說明該書目是中國目錄學史上繞不過去的重要話題。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說明斯樓不朽。而如今我在這裡又看到了與該目相關的稿本，喜悅程度可想而知。
因為時間緊迫，我無法在書庫從容欣賞這裡的善本，只好請唐老師取幾部出來與眾人共賞。首先從庫房取來的二部都是詞集，一部是群玉書堂本《絕妙好詞》，一部是明鈔本《百家詞》。就傳統藏書觀而言，經史子集是等而下之的排列順序，集部最卑，而詞又被視之為小道，其被視之為詩之餘，故稱為「詩餘」。然而到晚清時期，有些藏書家開始以詞集為專題，故詞中別集漸受歡迎。徐乃昌、秦更年、施蟄存、黃裳等先生都曾將詞集列為專藏，而在當代經過楊成凱、范景中兩位先生的大力提倡，這種對於詞集的收藏更為深入人心。
《絕妙好詞》書牌
《絕妙好詞》內頁
《絕妙好詞》群玉書堂本並不多見，而明代藍格鈔本的《百家詞》也屬難得之本，唐微告訴我，五六年前，楊成凱先生特意來該館就是為看這部《百家詞》。我聽到楊先生的名字，頓時心下黯然，我雖然與楊先生交往多年，他的詞集我卻未曾看到過全貌。前幾年楊先生遽歸道山，他的珍藏之物不知情況如何。而我又想起十幾年前，文化遺產書店開業時，想方設法幫其拿下該店所有詞集時的情形。那些詞集中僅有一部被他人奪去，為此楊先生頗不樂意。由此可見，他對詞集偏愛之深。如今，目睹他曾經翻閱之書，其當年之音容又立即浮現在眼前。
澹生堂後人稿本
接下去還有一部是舊鈔本《自怡堂外集》，此書的作者落款處僅寫「山陰祁」，之下空兩個字後又寫著「著」字。至少在愛書人這裡，每當山陰與祁字連在一起，都會本能地想到澹生堂。果然唐微說，她是在做古籍普查時，在未編殘冊中發現這部書的，第一直覺也是澹生堂後人所著，但又不敢確定，想請方俞明先生和我一起把把關。從紙張墨色來看，其為清中期以後所寫。究竟作者是誰，只能請方兄和唐老師研究後告知我答案了。
泥活字本《南疆繹史勘本》
之後在這裡又看到了該館所藏的幾部元刻本和明嘉靖本，頗為難得者，其中有一部清道光泥活字本《南疆繹史勘本》。書上鈐蓋著古越藏書樓的印記。唐老師說，這是唯一一部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古越藏書樓舊藏。泥活字本價格近二十年來高漲不下，只是不知道當年徐家買進此書時是怎樣的。想來，那個時期並不關注書籍在印刷方式上的特別之處。然而轉念思之，這位徐樹蘭的思維方式恐怕不能以常理來推論，否則的話，他何以創建這樣一座公共藏書樓呢？
明藍格鈔本
關於徐樹蘭的生平，以薛炳所撰《徐樹蘭傳》較為完整，該傳刊載於民國二十八年排印本《紹興縣誌資料第一輯》中。薛炳首先稱：「徐樹蘭，字仲凡，號檢庵。山陰人。光緒二年舉人，授兵部郎中，改知府，以母病歸，不出，任地方公益，如築捍海塘，建西湖閘，創設豫倉。每籌本省及各省賑款至數十萬金，以及設救疫局，置贍族田，建清節堂，集相驗費，皆有案牘可稽。尤留心三江口水利，著有《引清測淤議》。議上，官廳難其事而止。」
元刻本《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
徐樹蘭是舉人出身，曾做過知府，他的政績不突出，卻熱心公益，做了很多的善事。對於文化方面的建設，該傳寫道：「捐千金開辦中西學堂，其後改為紹興中學堂，歸官辦，樹蘭墊費至四千餘金，未償。復捐資建越中藏書樓，延慈溪馮孝廉一梅編纂書目。又至崑山新陽購地開荒以興農業。皆粗具規模，未竟其緒！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卒，年六十五。」
這裡講到徐樹蘭捐資創辦了紹郡中西學堂，而該學堂培養出了大量的文化名人，比如徐壽裳、夏丐尊、陶元慶、胡愈之、孫伏園等等。而蔡元培、魯迅、周作人、劉大白等等都曾在該校任教職，更為難得者，蔡元培在中西學堂任監督期間，於該校創辦了養新書藏。為此我特意到該樓的所在地——紹興第一中學初中部，進行了探訪。
然而，薛炳所作《徐樹蘭傳》並未提及徐樹蘭出生的年份，而徐樹蘭的曾孫女徐明浩在《古越藏書樓創辦人徐樹蘭》一文中給出了以下答案：「徐樹蘭是我的曾祖父，字仲凡，號檢庵，世稱仲凡先生。生於1837年（道光十七年），卒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享年65歲。曾祖自幼聰慧，好學強記，很早就有文名，博學多才，善書畫。他山水學文徵明、沈石田，花卉則有南田之秀。光緒二年(1876年），曾祖北闈中舉，授兵部郎中，後放知府，不久因母病回紹，不再出仕，詩書自娛，以購書、印書、藏書為樂事，同時致力於地方公益事業，以造福鄉里為己任。」
清稿本
對於徐樹蘭一生的業績，徐明浩將其總結為三點：「曾祖生性務實，在維新運動時期所乾的實事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創辦上海務農會和發行《農學報》，創建紹郡中西學堂及古越藏書樓等。」
徐明浩所談到的第一點，乃是徐樹蘭從事實業開發：「在務農會的具體實踐中，曾祖父也做了大量工作。他與胞弟徐友蘭等於1898年在上海黃浦江之濱置地百畝，開闢種植試驗場，採購各國的農作物良種，根據當時上海的土質、水文條件，一一予以實驗試種。」
在搞實業的同時，徐樹蘭還創辦了《農學報》。對於該報的情況，徐明浩在文中寫道：「《農學報》與務農會是同時創辦的，與務農會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可以說是務農會的喉舌。《農學報》的內容分奏摺錄要、西報選譯、農業入門、農會博議、各省農事等專欄，宣傳務農養民之法，介紹土性、物質、種植、畜牧、培養宜忌各種新法，登載農副產品市場行銷衰旺情況。《農學報》在創刊初為半月刊，後改為旬刊，共計出版315期，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停刊，歷時7年。」
該報在清末時期同樣有著開風氣之先河的作用，當時梁啟超在《時務報》上誇讚《農學報》：「廣開風氣，維新耳目。」該報在光緒二十四年也被江南報監察御史曾宗彥上奏給了皇帝：「農學會兼采中西各法，以樹藝畜牧倡導海內，在興利之中最有實際，毫無流弊。建議降旨，亟予激勵。」
藏書家韋力的古書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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