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轟動一時的故宮盜寶案

１９３０年，中國各大報紙紛紛登載了一條爆炸性的消息：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夥同其女婿、該院秘書長李宗侗監守自盜，攜卷故宮大量國寶逃匿無蹤。此消息一出，便如石破天驚，引起社會各界議論紛紛，頓時轟動全國。

那麼，故宮盜寶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辛亥革命後，清帝退位，但清王室仍然留居故宮，直到１９２４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民國政府才將故宮收歸國家，由政府出面管理。

故宮博物院的主事人雖幾經變遷，但自北京大學教授李石曾起，經庄、江、王三任院長至易培基，都對宮內寶物注意保管，嚴令院內職員按規章辦事，不準監守自盜，也沒有人敢私自出入儲藏寶物的房室。可以說，當時為防範故宮寶物被盜而採取的措施是非常嚴密而又嚴格的。

既然故宮防範寶物被盜的制度如此嚴密，那麼又因何會發生故宮盜寶案這一咄咄怪事呢?難道易培基真有偷天換日的本領，學會了孫悟空的七十二種變化?事實當然並非如此。

導致易培基大走霉運的最初原因，卻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易培基接任院長之初，便依照舊官署的慣例，對職員重新加以委任或添用。其中，秘書長由他的女婿李宗侗出任，國民黨元老張繼則出任古物館的副館長，館長則由易培基自兼，馬衡與張繼同列副館長之職。

盜寶案的發生，就是由李宗侗與張繼的老婆崔振華髮生口角而起的。

故宮博物院寶物展覽的地點分東、中、西三路輪流開放。有一天，恰值中路開放日期，又逢李宗侗率職員在東邊廂房整理皮貨。當天張繼的老婆崔振華來看皮貨，她一進神武門就轉彎向東走。值崗警察並不認識她，把她當成了參觀中路卻錯向東行的遊客，於是叫她往南走，進御花園瀏覽。不料，一向專橫的崔振華根本不聽警察指揮，而且也不說明來意，執意要向東走。警察認為指揮遊客是自己的職責，堅決不放她過去。由此二人發生爭執，以致吵鬧起來。恰在此時，一位認識崔振華的職員經過此地，告知警察說：「她是張繼副館長的太太，可以放她向東去。」

崔振華被放行後，大步走到整理皮貨處的門口，正好遇到李宗侗工作完畢出來，余怒未息的她，頓時氣沖牛斗地責怪李宗侗。李宗侗本是大少爺出身，脾氣也不小，平白無故遭到崔振華一陣搶白，當然不高興。儘管崔振華是他的長輩，但他也覺得咽不下這口氣。他不僅不肯低頭向崔振華賠小心，反而直接頂撞她。

最後，兩人大吵起來。崔振華挾怒回家，一進門便叫丈夫張繼向易培基告狀，企圖由易來懲處李宗侗，以解心頭之恨。然而，易培基素知崔振華的秉性，認為她是個瘋婆子，也知道張繼是一個有懼內癖的懦夫，因而聽說此事後便置之不理。他一不處分李宗侗，二不敷衍、照顧崔振華的面子。如此一來，崔振華不禁大為光火。於是，她開始暗中向故宮博物院職員搜集有關易、李二人「不軌」的材料，伺機報復。張繼身為司法院副院長，本來就可以指使法官為所欲為，更何況檢察署署長鄭烈是他一手提拔的人，一向對他俯首帖耳，惟命是從，這使他更能夠運用司法權力來得心應手地懲治易、李。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將故宮寶物南遷，分批裝運至上海租界內貯存。在裝運中，一次風聲緊急，正進行加速搶運，該院職員蕭襄沛要把一個鳳冠裝在箱內，箱小冠大，不能封蓋。於是蕭將冠上的珠子摘下，當場裝入箱內，連同其他古物裝滿一箱，然後封釘。蕭襄沛的這一做法，只是沒有保存原冠的小錯誤，最多只能給以告誡或記過的行政處分。但鄭烈卻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件小事不放，藉此給蕭襄沛扣上了「破壞古物以偽換真」的大罪名，並指使檢察院提起訴訟。

結果，蕭襄沛被判處有期徒刑數年，並成為所謂易培基故宮盜寶案的替罪羊。張繼、崔振華、鄭烈藉機在報上大吹特吹，說易培基指使蕭襄沛盜寶，人贓俱獲，已由蘇州法院判罪，企圖以此掩蓋天下人耳目，遮蓋捏造盜寶新聞的虛假。

善良的人們也許會問：面對張繼、崔振華、鄭烈等人的一再誣陷栽贓，易培基、李宗侗為什麼不出面投案辯訴，通過法律途徑揭露他們的罪行呢?因為李宗侗堅決反對這樣做。其理由有兩點：第一，他認為張繼、崔振華、鄭烈的目的在於打倒易培基和他自己，只要易培基辭去院長一職，他們的目的即已達到，由此便可安然無事。何必自投虎口，枉做囚犯?第二，他認為堂堂司法院副院長和檢察署長狼狽為奸，栽贓枉法，這是政治問題。非到國民政府改革政治時，不可能肅清這股惡勢力，使案情獲得公正解決。投案反訴，沒什麼用處。

易培基聽從了李宗侗的意見，辭去院長一職。但結果並沒有像他們所想的那樣，反而使張、崔、鄭等人更加變本加厲，欲將他們二人置之死地而後快。不過，易培基也曾一再表示：再等幾年，政局稍微好轉，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必報此仇。但是，他的這一想法卻直到臨終前也未能實現。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易培基因肺病加劇，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在上海的私人公寓中與世長辭。

據說，易培基在病重期間，甚至直到死之時，除了憂憤國難、心繫民族安危外，另一件念念不忘的事情便是自己投案反訴，報仇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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