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個好人
如何做個好人？你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嗎？可能沒有，對於大家來說這算是一個類似於蘇格拉底問題一般的終極問題了。人的思考一般不會這樣普世，但我們每個人都有對自己的一般刻畫和一般看法，我們的各種盤算與權衡，我們做事情的動機、目的與行動，這一切構成了人的存在(being)，匯總起來就是一個終極問題了。我打算從我感興趣的個人生活局部和道德哲學出發，來聊聊「如何做個好人？」
1、我們如何成為我們？
我們出生、成長、衰老、死亡，從土中來到土中去，是什麼讓我們和大千世界的種種區別開來並成為「我」？康德認為人類共同的擁有一種先天的理性，是「獨立於經驗、甚至獨立於感官印象」[1]的知識，這是我們成為「我們」的道理。在啟蒙的時代，康德的思想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啟蒙浪潮。
二十世紀，新生的社會學、心理學和分析哲學試圖將啟蒙後的人們從「用良知神化了自我」[2]的啟蒙思想中解放出來。「自我」(self)是怎樣形成的，庫利認為人的自我是一個「鏡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一個人對於自我有了某種明確的想像，是由別人思想的、別人對於自己的態度所決定的。」[3]米德更是進一步以姿態對話的方式描述自我與社會：「人與人用語言符號交流互動產生自我意識，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的意義也被構建。」[4]維特根斯坦視語言為工具而不是現實的再現媒介，更是將人類社會和自我本身變成了人類的創造而非實在。
簡而言之，你的思維和行為不是被你內心的靈機一動所指導的，更不是上帝的旨意，你的自我是通過在社會中不斷的認識他人和學習語彙而獲得的。你喜歡繪畫是因為獲得了他人對繪畫審美的告知；你工作是因為你成長過程中知道了唯有工作賺錢才能生存，而在野外長大的野孩子是沒有自我與社會的意識的。所有關於自我的思考都不可能是獨立的，如何做個好人也不是思考如何與世隔絕地做個好人，而是「如何在社會中做個好人？」
2、自由社會的底線與同理心
如何做個好人？什麼是美好生活？什麼是好的社會？無非都是關於Eudaimonia的思考：怎樣才能找到人與社會的至善？數百年來沒有人能找到這樣一種價值、功效能包括一切——人類的利益永遠不可能共同一致。我曾經提到過，我對於美好生活的理解是：這是一種鼓勵人們去追求各自美好的過程，對於社會而言，這樣的鼓勵包括自由權利、政治參與、生存保障和選擇機會。這樣的社會允許也鼓勵人們存在差異、尊重差異，這是自由社會。
價值多元化(pluralism)似乎是好的事情，美國人有美國人的價值觀；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價值觀，大家其樂融融，好不快哉。只可惜現實生活不是多樣價值觀的聯歡會，價值不是用來展覽的，會引導人們做實實在在的事。你會看到女人抱著孩子衝進人群自爆；你會看到年輕人成群嗑藥；你會看到婚後婦女不能見人要帶上面紗；你會看到團伙搶劫、輪姦與犯罪，這時候你會回頭想想，相對主義(relativism)和文化特殊論(cultural particularism)[5]似乎也不是什麼好事。
很多人提出道德的底線底線，類似於你可以價值多元，但是你不能違法。康德也認為我們擁有普遍的道德律令比如不能說謊、人不為工具。但是無論任何底線，也都存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謊言和善意的謊言能一概而論嗎？侵略戰爭和衛國戰爭都是戰爭但能一概而論嗎？廣島的人們無辜嗎？如果他們無辜的話但他們也支持了戰爭啊？這樣的例子我可以舉到到自己咽氣，總之，普遍性的道德底線是不存在的，一種觀念對你對我都是不同的。聖經說我們人人都有罪，我想要是大家都歸了這教義，也沒有我們在這裡討論了，世界和平。
讓大家都信教肯定是不可能的，於是人們們轉而投奔功效論(utilitarianism)，把價值量化，所以我們有了政治與法律，有了依據數字來治理國家的方法，有了為了不能只考慮受害者心情而是要追求可行性與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可人心都是肉長的，法律與規定不能阻止自我在做決定的時候本我和超我的竊竊私語，我們總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與判斷來指導我們的所作所為。在這個多元的世界，嘗試去用相對於絕對、普遍與特殊、理性與感性為道德找到分野已經是不合時宜的了，所以讓我們跳出來，來到道德哲學的源頭：好與壞的討論。
對於好的討論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勞動是好；有人卻認為享樂更快樂；甚至有人滿足於殺人放火，但對於壞的認識，所有人都能追溯到一個根源，肉體與精神的痛苦。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野蠻時代還是現代文明，「殘酷」(cruelty)這個語彙是擁有共性的，這為我帶來了為我認可的底線：避免殘酷的發生。這時候再提問：「為什麼要避免殘酷「和「每個人對殘酷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怎麼辦」已經沒有意義了。我們無法找到一個避免落入上文中循環論證或是自我指涉的理論，「避免殘酷」只是對一種烏托邦的描述。在這種烏托邦里，避免殘酷是我們透過同理心，將「他者」同化為「我們」[同2]，我們擁有理解他人的能力，才會擁有尊重差異的能力。我們為什麼會尊重差異，不會是因為我們同是「人類」或是「理性(rationality)一份子」，而是因為我們理解彼此。我理解同性戀群體、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我理解廣場舞大媽和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尊重他們的存在。
總結一下，關於Eudaimonia的問題的答案是尊重差異，這既是目的也是行為過程，而自由的底線是「避免殘酷」，這種烏托邦理想希望我們擁有理解他人的同理心，而同理心的存在恰恰又是我們尊重差異的基石。
3、開放就是封閉？
馬克思·韋伯用「祛魅(disenchantment)」表達了世界超驗秩序的解體：「人們不再祈求神靈與求助於魔法，技術和計算在發揮著這樣的功效。」[6]人類把自己從宗教與封建中解救了出來，進入了個人自主的時代，但是有許多學者在這時提出了「現代主義的危機」。查爾斯·泰勒對現代主義提出的三個隱憂中其一就是「個人主義帶來的目標喪失與個人的狹隘」[7]，通俗一點的來講，泰勒老爺爺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都專註於自己的開心，動輒就「關你屁事」和「關我屁事」，這樣的社會發展是很危險的。
由密爾到伯林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們提倡著消極自由：人們也有不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我搞我的你搞你的，大家雞犬不相聞，這完全就是某些「社交恐懼症」心目中的烏托邦嘛，很多人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好？自由是什麼？「只要個人活動與他人無關且僅關乎本人，他就不必為之向社會負責。」[8]——密爾是這樣回答的。但自由並不是割裂了個人與社會與歷史的虛空存在，「人是生活在某種『處境』的存在」[9]，上面我提到好人和好社會的答案是尊重差異，但是潮流與極端的的自我內視隱藏著極大隱患——尊重差異的消失。
首先是比較晦澀的一點，泰勒對於個人主義有著托克維爾式的擔憂：在一個社會裡，如果人人都是」封閉在自己心中的人」[同7]並退出了公共領域，那麼這些空白就會被其他東西所填補，托克維爾稱之為「柔性的專制主義」[10]。不同於封建社會中的暴力專制，這種專制是柔和的，家長式的，甚至有民主與選舉的表面來掩飾官僚的專制，鼓勵或強迫人們疏離公共生活，聽起來和某國是不是有點相似？不過不僅是某國，全世界範圍內的官僚政治都讓學者們視托克維爾的著作為預言性的。人們關注自己，關注自己的生活與個人實現，開始是抱著自由選擇的初衷，可是這種個人主義極端化與潮流化之後，帶來的是新的極權統治，人們反而喪失了自由，喪失了尊重差異。
第二點更好理解一些，當我們不再嘗試去關心和了解他人，專註於自己的時候，我們對於他人的理解也就消失了，我們的同理心就消失了。上文提到我們尊重差異的基石就是理解別人，當你對某些亞文化一無所知的時候，你還會嘗試去接納嗎？
表面自由開放的個人主義實際隱藏著封閉的隱患，這是我們需要承認的。當然這樣的說法也許是一家之言，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批評的極端。對於現代主義和個人主義有褒也有貶，爭論一定會繼續。之於我們的個殊而言，在利益與代價（比如官僚政治與民主）之間找出自己的平衡點，把決定權留給自己，這是我們需要做的。
4、同理心的泯滅與文化的粗鄙化
《一九八四》中有一個夢境讓溫斯頓久久不能忘懷，那是一個母親的姿勢：「用手保護孩子的姿勢」[11]，但最後這個夢還是幻滅了，到頭來他發現自己只愛老大哥。奧威爾試圖描述這樣一個政治目標：「國家試圖消滅愛恨情仇的個人情感，並以勝利、攻擊性、恐懼這樣的簡單情感公式取代。」[12]許多美國學者學者認為G·W·布希的某些語彙比如：「他們挑起了一場戰爭，我們將結束一場戰爭」和「美國的新戰爭」與這種政治目標不謀而合。無獨有偶，在我們的社會中也存在著這樣的言論：「中日開戰我捐出所有財產上戰場」、「武裝統一兩岸不可避免」。在我們的思維中只剩下一個區分「我們」和「他們」的分界線，甚至在生活中，我們有時候也很難去同理他者，我們看到非洲的落後與貧窮也無法同情，而是把人們身上長滿寄生蟲的視頻當作笑話來傳播，我們的同情心正在泯滅。同理心對於我們社會和尊重差異的意義已經不言而喻，同理從哪裡來？我們為什麼失去了同理的能力？
《一九八四》中奧勃良宣稱要講藝術文學連同個人情感一起消滅，這與對老大哥的愛格格不入。因為我們的同理心正源自於藝術與文學之中。
我們從來不會無緣無故的去同情別人，只有當我們以各種方式直面過了各種的殘酷，我們才會學會避免殘酷，才會擁有同理心。我們對二戰期間猶太人的同情可能來自於《辛德勒的名單》；我們對私慾的同情來自於《洛麗塔》；我們對情人的同情來自於《羅密歐與朱麗葉》。我們的歷史中從來不缺乏悲劇，甚至偉大的喜劇其內核也是悲劇。悲劇情感讓你真切的感受到殘酷的煎熬，把你未見的殘酷巨細靡遺呈現在眼前，讓我們學會去珍惜美好與避免殘酷，正是悲劇的藝術與文學賦予了我們同理心。
許知遠的發問：「為什麼大眾文化走向粗鄙化？」被很多人看作是矯情的表演主義，我倒覺得這是富有熱枕的懷疑主義。雖然人們都有著自由選擇的權利，但我們的大眾文化完全順應人們心中的慾望，不再去表現悲劇，而是讓大家陶醉在每天的喜樂與虛無中，這就是一種危險的信號。當然中國藝術文化不能健康的發展還來源於當局的管控，因為偉大的悲劇總是展現社會現實的，韓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開放了自由藝術創作後，《殺人回憶》、《熔爐》、《計程車司機》這些可以稱得上是偉大的作品就誕生了，而國內的《嘉年華》只能剋制地刪了又刪以一個大團圓作為結尾，文革中的《芳華》也只能展示文工團中的社會碎片，可能有些人也想達成《一九八四》中那那個政治目的吧。
我更希望我們的孩子擁有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至少比可憐的溫斯頓·史密斯走得更遠，能通過藝術文學來體驗個體的個殊經歷，來造就他們的同理，把面對殘酷時的眼淚轉化為同情心和尊重差異的行動。我的童年有《在人間》、《狂人日記》、《局外人》與《飛越瘋人院》，後來《平凡的世界》、《活著》、《飛越瘋人院》也加入進來，現在的我還有《追憶逝水年華》、《達拉斯買傢俱樂部》和《聚焦》。我也希望後來的孩子能被引導著去關注他者的真實存在，認識到殘酷而又完整而複雜的世界，來擊敗一切老大哥似的存在，我也只是這樣希望著。
5、如何做個好人
如何做個好人？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只能無恥的抄來羅蒂描述的烏托邦：我們清除偏見，尊重差異，將人類的團結視為一個目標；透過想像力，通過藝術與文學賦予我們的同理心把陌生人變成和我們休戚與共的人(human)，通過直面殘酷來塑造我們的人格，把理解他人的處境變為尊重差異的動力。
我該怎麼辦呢？我希望我能嘗試去關心他人，關心「我們」的處境，關注公共空間中的發生，表達觀點與寬容差異，讓「我們」成為同處一個歷史時空中的共同體。當然關心自己也同樣重要，一句簡單的「平衡兩者」不能解釋我所要做出的抉擇，但是這個選擇的權利我選擇留給自己，這才是選擇的意義。
參考文獻（感謝Koala的書目推薦！）：
[1]伊曼努爾·康德. 純粹理性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偶然、反諷與團結. 理查德·羅蒂[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
[3]查爾斯·霍頓·庫利. 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M].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9.
[4]陳力丹，陳俊妮.傳播學綱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陳嘉映. 何為良好生活[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5.
[6]馬克斯·韋伯. 學術與政治[C].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
[7]查爾斯·泰勒. 本真性的倫理[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12.
[8]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論自由[M].北京:中譯出版社,2015
[9]達巍, 王琛, 宋念申. 消極自由有什麼錯[C].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
[10]托克維爾. 論美國的民主[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
[11]喬治·奧威爾. 一九八四[M]. 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3.
[12]霍米·K·巴巴, et, al. 《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
Gloomy 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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