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荒誕主義

知識分子於我來說是一尊不陌生的肖像，

如果以「凌亂羅衫 料峭風寒」來形容我眼中的自己難說不貼切，詩句並非遙遠，只是一首近代仿古詞而已。身後子夜瑟骨的寒風呼嘯而過，不知是否等待我與它互動，卻以不曾止息之態。

今年並沒有什麼值得讚頌的回憶，倘若有的什麼不經意間被我忽略的細節，那便是我的閃失，由不得抱怨什麼。

「單讀」持續播出了兩百多集，暫時也告一段落，任何持續性的事務感受起來確是疲憊的，哪怕是作為聽者的你我，歸咎於時間的苛刻或是自我的不安分性都難分對錯。

偶然也回顧一年以來頹唐的自我近代史，實是荒誕，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歸因的話，便是符合了衣不蔽體，食不充饑的現實條件，還極力追求自我實現的需要，想來也是高嘆了一聲！怎麼做到的，如此漏洞百出的青春，都實難另自己信服。

也許只是忘了偶爾回頭靜看，每一次自我演練的看似不必要，都是必須經歷的迭代步驟，也是達成自我超越的必經之路。

早先有朋友問我「你的世界觀是怎樣的？」，我不假思索的答道「一體化世界，每個人都是一體化世界的一元點維，科學在不斷擴張聯結網路，也許那是一個遙遠的征程，但我們不曾置於啟點，便必須希望有一日終將實現」。

其實互聯網的誕生與淡忘，從無到有再到無即是跨時代意義的飛躍，數據的串聯與角色的置入只需一份契機，這份契機需要無限量的知識作為支撐，從而達到的近乎烏托邦式的理想世界。我們需要不斷驗證並減少的誤差，其實是大部分人讚頌的無端藝術。這時我們則需要安·蘭德式的理性浪漫主義為藝術謳歌。

當一個人學會把藝術作品的含義「翻譯」為客觀意象的時候，他就會發現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像藝術一樣強有力地暴露出人性的本質。

意識、人性與科學之間的盲區，便是解決一切的根本。

村上文學向來充斥著偶然性寓意，是超驗維度得以延展和變幻的原理所在，

換言之，藝術、文學藝術既不是真實世界的傀儡，又不是想像世界的附庸，而是這兩個世界的落差或關係性的產兒，在其催生過程中，對於稍縱即逝的靈感及偶然性的敏銳覺察和刻意開掘無疑具有特殊意義。有的人任其「自生自滅」，有的人「鮮明地讀取其圖形和含義」，而村上則大致可以說是進一步將其視之為天諭，他將一絲漣漪接向萬裏海濤，循一線微光俯瞰茫茫宇宙，從一縷顫悸感知地震和海嘯的來臨，從而寫出了一部部是奇譚又不是奇譚的奇譚集——其實村上每一部作品都不妨以奇譚稱之——這大概正是所謂藝術，正是藝術的真實。

意識與表象的世界之間的鴻溝在村上文學修飾下變得微不足道了，這也同樣意為著村上文學的超現實性與實在顯得格格不入，

我們的意識存在於我們的肉體之內，我們的肉體之外有另一個世界。我們便是活在這種內在意識和外在世界的關係性之中。這一關係性往往給我們帶來悲傷、痛苦、迷惘和分裂。但是——我認為——歸根結蒂，我們的內在意識在某種意義上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外在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內在意識的反映。也就是說，二者大概是作為兩面對照鏡子發揮著各自作為無限metaphor（隱喻）的功能。這種認識是我所寫作品的一大motif（主題）

我們可以用它來消遣時光，因為意識與現實的重合看起來如此難得，令人心緒澎湃的恰恰只是一種隨機性引發的快感，而非一體化世界裡的不斷交匯，知識暫不能解釋的問題很多，意識流世界尚處於混沌狀態，但是我想距離下一次技術革命，大意識流時代的到來並非十分遙遠，至少應抱有期待。從工業革命，演進到大數據時代，每一次意外，在我們眼中都顯得如此必須。

那時需要的技術型人才，至少應具備知識分子條件。

「知識分子」是什麼？在中國，很多對此問題有過思考的人恐怕都會表達一個這樣的觀點：知識分子不僅僅是掌握了特定領域知識的專家，而且應該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擔當、良知、使命感、「為老百姓說話」此類辭彙作為對知識分子的倫理要求，經常出現在公共話語中。這種看法不奇怪——我國的知識階層曾經被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浸潤過一兩千年，然後又被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的觀點鞭策過半個多世紀。

然而，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卻對知識分子這種熱情洋溢救國濟民的「責任感」表達了強烈的懷疑與批評。以整個二十世紀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歷史為背景，索維爾對著名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法律和外交領域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梳理，最後他發現，知識分子在此階段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功能就一個：添亂。

事實是否如此，那便留給後人評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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