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威懾一直是國際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它到底有沒有效果？

大衛·巴拉什（David P Barash）是進化論生物學家，也是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教授。2016年，他剛剛出版了新書《走出伊甸園：多配偶制的驚人後果》（Out of Eden: The Surprising Consequences of Polygamy）。目前，他正在與身為精神病專家的妻子朱迪斯·伊芙·李普頓（Judith Eve Lipton）合著一本關於批評核威懾理論的書。

在經典著作《核戰略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中，英國泰斗級戰爭史學家、戰略家勞倫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總結稱：「換上『新裝』的國王在街上行走。他的威懾力也許不復存在，可他依舊是國王。」國王雖然全身赤裸，但他還是趾高氣昂。此時的他一邊享受著自己不配擁有的威懾力，一邊掌控著威脅整個世界的能力。核威懾是一個可能導致世界毀滅的理念，它雖然讓人覺得越來越不可信，但依舊對全世界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

1945 年，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引爆核彈。從此之後，戰爭就發生了改變。在此之前，從表面上來看，軍隊存在的首要目的是贏得戰爭。但是美國影響力巨大的戰略家伯納德·布羅迪（Bernard Brodie）在 1978 年寫道：「從現在開始，軍隊存在的首要目的必須是避免戰爭。除此之外，軍隊幾乎可以不具備任何其他有益的作用。」因此，核威懾理論就此誕生。這是一個看上去頗為合理的安排：在各方確保相互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首字母縮寫為MAD，也就是瘋狂的意思）的威脅之下，和平與穩定應運而生。1955 年，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用其極具個人特色的風格闡述了核威懾理論：「安全是恐懼生下的健壯嬰兒，生存是則是毀滅的孿生兄弟。」值得注意的是，核威懾不僅僅是一個傳說中的理論性策略，它更是早已變成各國政府用來發展核武器的合理借口和正當理由。如今，每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聲稱，可能遭遇災難性報復的威脅使他們打消了發動核打擊的念頭。

不過，簡單審視一番便可發現，核威懾理論並不像它的「聲譽」所說的那樣令人信服。在 1903 年出版的小說《使節》（The Ambassadors）中，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描寫了一種特定的美：「像寶石一般璀璨而又堅硬」。這種美時而令人沉迷，時而令人戰慄。除此之外，詹姆斯還對這種美進行了補充：「此刻看起來像是浮在水面一般清清楚楚的東西，下一刻便會全部沉入水底，讓人捉摸不透。」民眾被核威懾理論光彩照人的外表所迷惑和愚弄，被核威懾所承諾的力量、安全和穩定唬得暈頭轉向。但仔細審查便會發現，核威懾理論一直以來所吹捧的「影響深遠的戰略深度」其實根本經不住任何推敲。

首先，我們來思考一下核威懾理論的本質核心：該理論認為它自己已經發揮了作用。核威懾理論的支持者堅稱我們應該感謝核威懾的存在。他們的原因很簡單：即便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之間關係日益緊張，第三次世界大戰卻始終沒有爆發。這都是核威懾的功勞！還有的核威懾理論支持者甚至表示，核威懾為蘇聯的解體和共產主義的失敗打下了基礎。在他們眼中，西方國家的核威懾阻止了蘇聯入侵西歐的腳步，將世界從陷入共產主義暴政的危險中解脫出來。

但是不少令人信服的證據都表明，導致美國和前蘇聯之間沒有爆發世界大戰的合理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原因是雙方都沒有發動戰爭的念頭。實際上在核武器時代來臨之前，美國和俄國之間就從未發生過戰爭。討論導致美蘇冷戰從未變成熱戰的原因時，只看核武器的存在是很荒謬的。這就好像說一輛沒有引擎和輪子的廢棄汽車之所以從未飛馳駛出停車場，僅僅是因為無人轉動鑰匙打火啟動而已。從邏輯角度來看，我們無法證明核武器在美蘇冷戰期間發揮了維持和平的作用。同樣，我們也不能證明核武器在維護當下世界和平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也許，讓兩個超級大國選擇和平相處的原因很簡單：他們之間的矛盾分歧還未達到足以令雙方發動一場可怕而具有毀滅性戰爭的程度。甚至可以說，美蘇之間的摩擦衝突都不足以使兩國發動一場傳統戰爭。比如，從未有證據表明蘇聯領導人曾經計划過入侵西歐，所以就更不用說蘇聯因為懼怕西方核武器而放棄入侵西歐了。事實——尤其是反例——也許是最具權威性的論據。但事實存在無法證明性，不能為我們評估與事實相反觀點提供堅實可靠的基礎，也不能幫我們推測事情未發生的緣由所在。簡單來說，這就好比如果看家狗沒有在晚上狂吠，我們便能確定地說從未有人在房子邊上走過？核威懾理論的信奉者就好像每天早晨在草坪上噴洒香水的女人一樣，當困惑不解的鄰居問她為何做這種奇怪的事情，便回答說：「我這樣做是為了驅趕大象。」鄰居反對說：「但附近一萬英里之內的地方都沒有大象。」於是，噴洒香水的女人說：「你看，我的香水管用了吧！」二戰之後的世界一直維持總體和平的態勢。我們不應該將軍功章掛在領導人胸前，也不應該將功勞記在核威懾理論頭上。當然，我們更不應該感謝核武器的存在。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我們知道，至少到目前為止，擁有毀滅人類力量的國家尚未揮起手中的屠刀。但這並不能讓人感到徹底的欣慰和踏實。縱觀歷史，我們也不能產生更多的安全感。從二戰結束到冷戰告終，「核和平」的持續時間還不到 50 年。一戰和二戰之間相隔 20 多年；在此之前，普法戰爭（結束於 1971 年）和一戰（開始於 1914 年）之間又有 40 余年的相對和平時期。即便是在戰爭頻發的歐洲，數十年的和平也並不罕見。每當和平結束而下一場戰爭爆發時，當時人們手中掌握的各種武器總會出現在戰場之上。如此看來，地球上的下一場大型戰爭中很可能會出現核武器的身影。確保人們不會使用核武器的唯一辦法就是確保世界上沒有核武器。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核武器的存在會成為阻止我們在戰爭中使用它的原因。為了確保人類不會開啟核毀滅戰爭，首先要做的就是證明換上「新裝」的國王已經沒有威懾力。接著，我們才有機會用更為合適的理論替換掉核威懾能帶來和平的錯覺和幻想。

二戰之後，美蘇之間的和平的確可能是「通過力量博弈」實現的。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核威懾理論發揮了作用。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幾分鐘之內便可對彼此本土實施打擊的核武器的確讓美蘇雙方緊張不安。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人們普遍認為這是美蘇對峙期間最有可能爆發核戰爭的時期。可是，古巴導彈危機也不能成為證明核威懾理論有效性的證據：此次危機出現的原因便是核武器。儘管美蘇對彼此保持著核威懾，讓我們從核戰爭爆發的魔爪中逃過一劫的看起來壓根就不是核威懾。

即便只有一方擁有核武器，核武器的存在也不會阻止其他形式戰爭的發生。雖然擁有核武器的美國支持原先的政府，中國、古巴、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還是將其推翻。同樣，雖然美蘇兩國不僅擁有核武器而且傳統裝備的數量和質量也比對手高出不少，但他們還是輸掉了各自發起的局部戰爭：美國輸掉了越南戰爭，蘇聯則輸掉了阿富汗戰爭。1994 到 1996 年間，俄羅斯針對車臣叛亂分子發起戰爭，然而核武器沒有幫他們獲得最終勝利；1999 到 2000 年間，俄羅斯又在利用常規武器轟炸了飽受戰爭折磨的車臣共和國之後再度發起戰爭，但核武器還是沒有幫他們取得想要的戰果。當然，核武器也沒有幫助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實現戰略目標。如今，兩場戰爭已經成為這個掌握全世界最先進核武器國家開銷最高的災難性失敗。除此之外，坐擁大量核武器的美國依舊害怕恐怖分子對其本土發動襲擊。相比於用核武器成功威懾恐怖分子的而言，恐怖分子用核武器襲擊美國的可能性明顯更高一點。

簡而言之，認定核武器成功阻止了任何一場戰爭的發生或者認為核武器能在未來阻止戰爭發生的想法都是不合理的。冷戰期間，美蘇雙方都參加過傳統戰爭。蘇聯先後在匈牙利（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和阿富汗（1979-89）參戰；俄羅斯先後在車臣（1994-96; 1999-2009）、喬治亞（2008）烏克蘭（2014-）、以及塞爾維亞（2015-）參戰；美國先後在韓國（1950-53）、越南（1955-75）、黎巴嫩（1982）、格瑞那達（1983）、巴拿馬（1989-90）、波斯灣（1990-91）、前南斯拉夫（1991-99）、阿富汗（2001-）和伊拉克參戰（2003-）。

擁有核武器國家也未曾憑藉自己手中的核武器嚇退過未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從 1950 年開始，中國先後用 14 年時間研發和部署自己的核武器。此時，美國已經擁有了大批先進完善的核武器設備。儘管如此，當北朝鮮一方在朝鮮戰爭中的局勢急轉直下時，美國的核武器依舊未能威懾住中國：中國派出 30 萬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參戰，最終導致朝鮮和韓國在朝鮮半島僵持不下局面的出現，並延續至今。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局面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危險的尚未解決的對峙之一。

1956 年，裝備核武器的英國向沒有核武器的埃及發出警告，要求埃及方面停止對蘇伊士運河進行國有化。埃及對此置之不理，此後英國、法國和以色列派出常規部隊入侵西奈半島。1982 年，沒有核武器的阿根廷襲擊了英國掌控之下的福蘭克群島。

1991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未裝備核武器的常規部隊絲毫沒有被嚇倒——他們用飛毛腿導彈向裝備核武器的以色列發動襲擊。雖然以色列可以用手中的核武器將巴格達從地圖上抹去，但他們最終沒有這樣做。實際上，我們也很難想像出對伊拉克採用的核報復手段能給任何人帶來任何利益和好處。眾所周知，美國的核武器未能阻止恐怖分子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動恐怖襲擊，而英國和法國的核武器也未能阻止恐怖分子在他們的國土上製造一樁又一樁血案。

總之核威懾並沒有起到效果，這個規律也在全世界各地深深的蔓延開來。裝備核武器的法國未能戰勝不具備核武器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裝備核武器的美國也未能在 1968 年阻止朝鮮扣押美軍負責收集情報的普韋布洛號（USS Pueblo）通用環境研究艦。直到今天，這艘船仍在朝鮮的掌控之中。1979 年，美國的核武器未能阻止中國插手越南入侵柬埔寨事務以及隨後發生的對越自衛反擊戰；1979 年到 1981 年期間，美國的核武器未能阻止伊朗革命衛隊（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s）逮捕美國外交官員並將其扣為人質；1990 年，美國的核武器也未能讓伊拉克在美國和其他盟國逼迫下主動從科威特撤軍，最終導致海灣戰爭爆發。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在《核武器和脅迫外交》（Nuclear Weapons and Coercive Diplomacy）一書里，政治學者托德·澤西澤（Todd Sechser）和馬修·富爾曼（Matthew Fuhrmann）仔細分析了 1919 到 1995 年間爆發的 348 場區域性衝突。他們採用了統計分析手段，想要看看有核國家是否在強迫敵人讓步方面做的比無核國家更加成功。數據表明，並非如此。除此之外，他們發現核武器並不能使一個國家更加敢於提升自己的目標——有核國家在達成目的方面反而做的更差。在某些案例中，分析結果簡直是令人覺得滑稽。作者表示，很少有有核國家能通過核威懾迫使對方屈服：1961 年，多明尼加在獨裁者拉斐爾·特魯希略（Rafael Trujillo）遇刺後按照美國要求舉行全國民主大選；1994 年海地軍事政變後，海地軍方應美國要求重新恢復了總統讓-貝爾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的職權；1974 到 1975 年間，裝備核武器的中國使得無核的葡萄牙同意歸還澳門地區領土主權。作者將這些事例列入分析範圍，原因在於他們想要公正地分析所有有核國家迫使無核國家在對抗中讓步的案例。實際上，任何一位嚴肅認真的分析人士都不會將葡萄牙或者多明尼加的退讓看成是中國或者美國核武器威懾帶來的結果。

上述一切也表明，從核威懾的角度來看，即便伊朗和朝鮮擁有核武器也影響不大。無論他們的「目標」是有核國家還是只裝備傳統武器的無核國家，對手都不會被伊朗和朝鮮嚇倒。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核武器並不一定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威懾作用，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強制力量。相反，更讓我們產生不信任感的是核武器帶來的巨大風險。

首先，通過核武器對他國進行威懾缺乏可信度。攜帶整整一背包核武器的警察不太可能阻止搶劫犯的犯罪行為：「我以法律的名義要求你停止犯罪行為，否則我就把咱倆一起炸上天！」同樣，冷戰期間，北約的將軍們均為西德的城鎮相聚太近而感到遺憾——這意味著用核武器保衛歐洲的同時也會將歐洲徹底摧毀。因此，蘇聯紅軍迫於核武器威脅而不敢進軍的說法完全不可信。鑒於此，各國紛紛開始研發體積更小、精度更高的戰術武器。這類武器更具有實用性，在危機中部署後也更能對他國產生威懾力。然而，更具有實用性和威懾力武器的部署也意味著戰爭更易爆發，因為部署國更容易使用它們。

其次，核威懾要求各國的核武器不會被對方所摧毀，或者敵方試圖摧毀我方核武器的攻擊能被化解，使我們依舊保留有「二次打擊」的報復能力。但隨著技術進步，戰術核導彈精確度越來越高，這讓人們不得不擔心自己的核武器是否能在經歷對方打擊後依舊保留「還擊」的能力。簡單來說，有核國家精準摧毀敵方核武器的能力越來越強。在核威懾理論晦澀難懂的暗語體系中，這叫做「反擊力量易損性」（counterforce vulnerability）。其中易損性指的是敵方的核武器，而非人口。因為精確度越來越高，核武器的打擊效果越來越清楚，再加上「反擊力量易損性」概念的存在，人們越來越可能在核戰中先發制人。如此一來，潛在受害者的危險越來越高。各個有核國家心懷恐懼，很可能選擇在衝突中首先對敵方發動第一輪打擊。所以說核威懾導致各方認識到先發制人策略可能對自己更為有利，因此讓國際局勢進入到一種危險的不穩定狀態。

第三，核威懾理論成立的前提是假設各國決策者都能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性。在核威懾理論看來，手握核彈發射器的各國領袖都是理性之人，他們能在承受極端壓力的狀態下依舊保持冷靜心態和正確認知能力。同時，核威懾理論還假設各國領導人能對自己的核打擊能力保持克制，能夠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緒——僅僅根據戰略成本和戰略收益的性價比計算而做出決策，不受個人情緒影響。簡而言之，核威懾理論認為各方都能用最可怕、最不可思議的後果將對方嚇住，還要求各方以極其從容深思和高度理性的狀態進行決策。事實上，人類心理學告訴我們，這種假設是荒謬可笑且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在《黑羔羊與灰獵鷹：南斯拉夫之旅》（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中，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指出：「我們只有一部分是理智的——在我們心中，只有一部分喜歡快樂和長久的幸福，渴望長命百歲和無疾而終…」任何人都能明白，人類經常在誤解、憤怒、絕望、瘋狂、倔強、復仇、驕傲以及武斷信念的驅使下做出各種決定。除此之外，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各方均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或者面臨著要避免損失的沉重壓力——包括做出毀滅性決定在內的各種不理性的行為不但顯得恰當合適，甚至是不可避免。命令對珍珠港發動襲擊時，日本國防部長表示：「有時候，閉上眼睛從清水寺（著名自殺之地）的高台上一躍而下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戰期間，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of Germany）在政府文件的空白處寫道：「即便我們在戰爭中被摧毀，英格蘭至少也會失去印度。」二戰臨近結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地堡里發出命令——他希望將德國徹底摧毀，因為他覺得德國人「辜負」了他。

要知道，現任的美國總統身上可是流露出精神疾病的跡象。令人恐懼的是，他的聲明和推文都表明他很有可能患有痴呆症或者精神錯亂。不管是有核國家還是無核國家，一國領袖都不可能做到免疫精神疾病。然而，核威懾理論卻假設各國領導者能永遠保持心智健康。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最後，平民和軍方領袖不可能知道自己國家的核武器數量是否達到了對潛在敵人保持「有效威懾」的程度。如果對峙中的一方願意承擔在對方反擊中被摧毀的風險，那麼不管威脅報復的手段有多麼可怕，世界上也不會有人能對其形成威懾。如果一方堅信對方將採取不留情面的敵對行動，或者他們對發動核戰可能造成傷亡的數字漠不關心，那麼任何數量的核武器儲備也不足以對其構成為威懾。除此之外，只要囤積核武器能讓國防承包商有利可圖，只要設計、製造和部署「新一代」核武器能讓人們在事業道路取得進步，世人就會對核威懾理論根本無法發揮作用的事實視而不見。即便天空也不是人類的極限：軍國主義者都想把武器部署到外層空間中去。

核武器也是一種象徵性的心理需求。它能展示一個國家技術上的突破和成就，給充滿不安的領導人和國家增添合法性和正當性。鑒於此，各國將永遠不會以理性的方式設定自己核武器庫的最小規模，更不會對規模上限進行任何限制。儘管如此，各國還是會在某些時候無視邊際效益遞減規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而繼續不斷增加所持核武器的數量。或者就像溫斯頓·丘吉爾所言，各國只是想搞軍備競賽，將敵人「炸成碎片」罷了。

另外，道德威懾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理論。神學家知道，核戰永遠不會達到人們所謂「正義之戰」的標準。1966 年，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總結稱：「任何戰爭行為的目的都是不加選擇的將敵方的全部城市或者儘可能多的敵方區域以及人口摧毀。這是違背上帝和人類自身的犯罪。戰爭的優劣一目了然，而我們應該毫不猶豫的譴責戰爭行徑。」在 1983 年發布的主教信中，美國天主教的主教們表示：「我們認為，在己方的城市被摧毀後，利用武器對敵方城市進行報復性打擊的行為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罪行。」主教們還認為，如果做某事是不道德的行為，那麼利用此事對他人進行威脅也是不道德行為。在給 2014 年舉行的關於核武器人道主義影響維也納會議（2014 Vienna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s）的信中，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寫道：「核威懾和確保互相毀滅的威脅不能成為友愛互助道德理念的基礎，也不能成為各國人民之間和平共處的基礎。」

聯合衛理公會主教理事會（United Methodist Council of Bishop）的看法比天主教更透徹。他們在 1986 年表示：「核威懾必將不再受到教會的祝福，即便是暫時性正當持有核武器的行為也不例外。」在《正義戰爭》（The Just War）中，新教倫理學家保羅·拉姆塞（Paul Ramsey）讓讀者想像一幅畫面：政府要求每輛車的保險杠上必須綁有一名新生兒，政策落實之後，這座城市的交通事故數量驟然下降到零。

也許核威懾最可怕之處在於它有很多種失效方式。與人們廣泛認為的設想相反，「完全出乎意料」襲擊是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與此同時，態勢不斷擴大的常規戰爭、意外或者在未經批准情況下使用核武器、不理性地發動核戰（有人可能會說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為都是不理性的）以及誤報卻可能給我們帶來很多重大危險。敵方核彈來襲的誤報頻有發生，實在令人心生恐懼。誤報可能導致有核國家針對一次壓根沒發生的核襲擊展開「報復行動」。世界上也發生過很多次涉及核武器的意外事故——核彈意外發射、著火、被盜或者丟失。在某些時候，一群鵝、泄露的燃氣管道或者錯誤的電腦指令都會導致防禦系統判定敵方發生了核彈。

以上描述僅僅展示了核威懾以及該理論背後學說的缺陷，以及所能帶來致命危險的一個側面而已。如今，各國正是在這種錯誤的理論的指導下對核武器、發射系統、部署方式和生產規模進行調整和規劃。讓人們徹底放棄核威懾理論並不輕鬆，但生活在全世界隨時可能遭到核毀滅陰影的威脅之下更不是易事。詩人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T S Eliot）曾經說過，除非你能從第三方視角看待自己，否則你怎麼知道自己究竟有多高？在核威懾這個問題上，我們永遠都跳不出自己的視角，對自己進行客觀分析。

翻譯：糖醋冰紅茶

題圖為 1953年，美國軍方在內華達州舉行的「結果-節孔」（Upshot-Knothole）核試驗行動中引爆了名為「安妮」（Annie）的核彈。圖片版權：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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