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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歷史觀問題探討——基於政治和革命的視角

導語

當代文學「歷史化」是在一定歷史觀指導下的一種「事後」考察,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評」、「重寫」、「重排」之後,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它現在正面臨著一場新的歷史重構。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難度的,一是在揚棄了「從屬論」、「政治決定論」之後,文學到底應該怎樣表達對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揚棄了階級鬥爭理論之後,文學到底應該如何展開對革命的書寫。對這一關乎當代文學整體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問題,只有將其置於具體的情境中,揭示歷史進程及其內含的歷史邏輯,與研究對象形成一種認同與認異並置的平等的對話關係,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歷史化」。

本文作者吳秀明,男,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本文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中國當代文學在經歷了近七十年發展的今天,愈來愈多的人已逐漸認識到「歷史化」問題的重要和必要。尤其是從21世紀初開始,受美國學者詹姆遜關於「永遠歷史化」觀念的影響,加之諸多因素的催化作用,「歷史化」更是成為人們普遍的共識。不少有識之士,如程光煒、李潔非、李楊、陳曉明等學者紛紛聚焦或涉筆於此,以至於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引發了一種帶有知識重構和學術轉向性質的「歷史化思潮」。然而,由於這一「歷史化」(為敘述方便,以下刪去引號)是在全球化和後現代主義語境中進行的,而後現代主義是反理性、反本質、反崇高的,所以,它在給當代文學歷史化帶來前所未有的「解放」的同時,也對其有關政治和革命的敘述形成了排拒。大量事實表明,政治和革命雖非歷史化的全部,但卻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十七年更是如此;即便是八九十年代與之相異甚大的先鋒文學及其研究,也都建立在對它們參照的基礎之上。而要對這一事關當代文學整體和全局的問題進行歷史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歷史觀問題。只有抓住了這個根本的、關捩的問題,才有可能對繁複的歷史保持理性的清醒,對當代文學做出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的評價。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李楊在?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一書後記中的斷言當稱不謬:所謂的「『歷史化』還不僅僅意味著將對象『歷史化』,更重要的還應當同時將自我『歷史化』」。

上述種種構成了本文寫作的動機和基礎。接下來要做的,主要試就以下兩個方面展開闡述:首先,從歷史觀與歷史化關係入手,分析前者對後者的特殊導向和規約作用,也藉此對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歷史化流脈進行梳理,為全文論述提供一個切實的學術背景。其次,在此基礎上,分別就當代文學政治與革命如何歷史化以及歷史化的有關難點問題進行探討,通過這樣兩個具體視角,將歷史化中的歷史觀問題引向深入,並提出筆者的一些粗淺想法。在目前當代文學歷史化啟動不久的情況下,歷史觀問題的提出對當代文學整體研究水平的推進和提升無疑是有意義的。

如同對待政治一樣,在如何認識和評價革命的問題上,當代文學歷史化不僅較之其他題材或主題顯得更為艱難、凝重,而且因其話題的敏感性及與時代社會的深度關聯,正面臨來自研究者自我和時代社會諸多觀念的挑戰。這也是長期困擾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世紀性的歷史難題」。然而,正因如此,我們才應該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用更加健全的歷史理解力來進行辨析和處理。當代文學歷史化能否避免簡單化和同質化,在現有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很大程度上根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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