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世事洞明皆叫學問——談《培根人生論》
原標題：何新：世事洞明皆叫學問——談《培根人生論》
前言：世事洞明皆叫學問
——談《培根人生論》
本書英文版書名《隨筆》，拉丁文版書名《道德與政治論文集》。中譯本書名譯作《培根人生論》，是根據本書內容，以及作者在本書獻辭中所說的：「此書乃鄙人不生著作之中，最為大眾所歡迎者，其主題無均系關於人性及人生問題之研討。」本書版本甚多，我送個譯本主要根據Reynolds編，Clarenolon Press的本子，同時參照了其他幾種譯本譯出。弗蘭西斯·培根的這本書，雖然篇幅不大，但卻是世界散文和思想史的一塊絕世瑰寶。這是作者：學智慧與人生經驗的結晶，凝聚了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古典人文主義者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四百年來遂苓書經久不衰，被譯成世界上的幾乎所有文字，一直是世界上所公認最受公眾劭池的不朽名著之一。
（一）英姿天縱宦途坎坷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沙士比亞的同時代人(甚至有一種見解，認為莎士比亞的劇作是培根的化名作品)!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他的政治事業並不成功。培根之所以名垂青史，主要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思想家。他是近代英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人類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傑出人物之一。與文藝復興時代的那些光輝入物一樣，培根也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歷史上的所謂偉大人物，其實就是開創或建樹了一種新傳統的人物。偉大的政治家革新了人類的社會制度；而偉大的思想家則革新了人類的價值體系和思維模式。培根正是這樣一位人物。
1561年1月22日，培根出生於倫敦一個高級官員的家庭。它的父親尼古拉·培根是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掌璽大臣。培根是父親第二個妻子的最小兒子。
少年培根英姿天縱，智力超人，所以十二歲時（1573年）便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 College)攻讀神學、形而上學，同時學習邏輯、數學、天文學，希臘和拉丁文。但大學中教授的大部分學問，卻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窯悶。這位當時不到十六歲的少年，已開始尋求一條革新之路。據同時代人的記載，大學時代的培根已經確信當時的正統學術是一種無益於人類的煩腦哲學，有必要從根本上作出革新，「因為它們對人類的生活和幸福毫無應用價值。」當時英國思想界正受到文藝復興以後在歐洲興起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強烈衝擊。少年培根極其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的這一脈搏。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已經產生了改造當代學術的抱負。以後他為這一目標進行了畢生的奮鬥。
大學畢業時(1576年)，培根只有十五歲。離開大學之後，培根開始修習法學，希望將來成為一名律師或法官。由於父親友人的推薦，少年培根彼派赴巴黎擔任一名外交事務秘書，供職於英國駐法使館。但在這裡，他只呆了三年。1579年2月，培根因父病辭職回英國，不久(2月20日)其父病故。
父親的去世給培根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轉變。因為根據長子繼承法的規定，父親幾乎沒有給這個最小的兒子留下任何財產(培根有八個兄弟)。培根從此由一個貴公子突然淪為一個窮人。在此後的十幾年中，他不得不借債謀生。由於負債纍纍，培根此後一生都難以從中擺脫出來。這一點對他的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造成了他以後生活中的許多不幸。但在父親去世後的十幾年中，培根堅持自修完成了他的法學教育，終於獲得了律師的資格，並且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只是他的收入很少，甚至不足補償所欠債務的利息。為了得到一個收入較高的職位，他曾寫信給一個顯赫的親屬，請求幫助。培根在封求職信中敘他當時的處境說：
「我在政治上的抱負是有限的，而在哲學方面的志趣卻汪洋無涯。」
「我現在三十一歲。這已是一個不小的年齡，但是我仍然一無所成。……我有幸生逢在當今這樣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時代，我希望效忠女皇和國家……然而我處境貧困(這並非由於我懶惰或揮霍所致)，我的健康也受到了影響。」
在這封信中，培根表述了他的求職方向和抱負，他表示威者：
「我無意於功名利祿，升官發財。我只希望能得到一個職位可以謀生，並有足夠的業餘閑暇使我能從事我所熱愛的科學研究。我的榮譽感正激使我走向一個新事業。我已經作出了一些重要的發現。我想清掃那些無意義的哲學爭論，而探索一種可以通過觀察、思考和發現，去達到真理的新途徑，使人類知識獲得進步。」
培根早年的這一理想，後來通過寫作的兩部不朽名著《學術的進步》(1605)、《新工具》(1620)，而得到了實現。
在求職問題上，這位親屬並沒有幫他的忙。但是青年培根作為一名議員和律師，在當時的一系列法律和政冶事件中，已經具有優異的表現，因而名望愈來愈高。大約在1590年後，他結識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年輕的寵臣和情入艾塞克斯伯爵(女王比這位伯爵大四十歲)。艾塞克斯機敏多才，他十分欣賞培根的才華。他支持培根的理想並同情境培根的處境。為了幫助培根還債，他提供了一筆贈款(1800鎊)。這筆錢雖然不夠彌補培根的巨大債務，但還是給了他很大的幫助。艾塞克斯還曾努力向女王推薦培根。但是由於培根在議會中曾激烈批評女王的政策，他在伊麗莎白時代始終受到冷遇和埋沒。直到1607年，培根四十六歲時，他才被新國王詹姆斯一世任命為司法部次長。在此以後，他一度官運亨通。五十二歲(1613年)時擔任了法務部長。1617年，他出任掌璽大臣(這是他父親曾擔任過的職位)。1618年，他就任英國大法官，並被國王授予維魯拉姆男爵的稱號，1621年又晉爵為聖奧爾本子爵。
但也正是在這一年，培根被捲入一件巨大的經濟案件。這個案子的背景直接牽連到國王詹姆斯一世。而培根作為法官，則被議會控告犯有受賄和包庇罪。
議會任命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培根的案件。培根被確認有罪，但國王赦免了培根。出獄後國王本來還想授予他新職，已看破紅塵的培根辭而不就，從此閉門著書。培根頗為凄涼，在學術上卻卓有成就。1626年初，他想發明一種冷凍防腐的方法，在風雪中做實驗受寒染病，一病不起，於同年4月9日去世。
（二）知識就是力量
培根是以偉大的思想家流芳千古的。如果說達·芬奇的名字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象徵，那麼培根的名字就是近代新興科學與技術的象徵。所以馬克思把他稱作「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
我們常背提到所謂「第三次浪潮」，就是說：農業的發明帶來了人類社會的第一次技術和文化革命。而科學、技術與工業的結合，帶來了人類歷史的第二次革命。最近十幾年來，由於信息技術與現代工業的結合，正在把人類推向社會與文化的第三次偉大革命。便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三百多年前，正是培根最早對人類發展作出了與此相仿的一種極其具有遠見的歷史的概括。當時歐洲的資本主義產業還只是在萌芽的初期，中世紀宗教的枷鎖還在嚴重地禁錮著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社會。而培根在《新工具》這部著作中卻指出：「農業的發明是人類的第一次革命，而依靠把科學應用於工業，正在導致人類文明的第二次革命。」
在評論培根時，黑格爾曾講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培根所真正關心的是現實而不是理論。在這一點上，根根可以說是他的民族的典型。」這一評價是很深刻的。因為培根在學術上最關注的，是如何讓知識在實踐中產生效果，把科學的理論與工業相結合。轉他為改進人類物質生活的實用技術。這種想法，實際上標誌著近代學術方向的一個根本轉變，也是中世紀脫離實際的抽象理論向注重應用技術的近代科學轉變的樞紐點。所以在哲學上，培根可以算作英國實驗主義和後來英國實用主義的始祖。也正因為培根哲學的這一特點，也才能在一個工業革命的前夜時代成為領導思想潮流的先驅。我們可以從下面一段話中，看出培根對這一學術轉變歷史意義的自覺。他說：
「干百年來的一切學問，是否曾作出一個小小的發明而使我們的福利得到增進呢?在這點上，似乎學者的貢獻還不如工匠的一些偶然的發明，這有時還使我們得到新的知識!而迄今為止，學者之間的一切爭論卻從未揭示一個前人所不知的自然現象。」
「目前為人們所熟悉的自然哲學，不是來自希臘人的，就是來自鍊金術士的。希臘人的思想富於誇飾，熱衷爭論並且充滿宗派。而煉盒術士的理論卻不過是一些騙局和迷信。前者旨在增進辭彙、後者旨在騙取黃金。」
「我們現在已不需要這些學術上的流民。我們應當促進人類智慧與事物本性的結合。由這種結舍中將產什麼樣的美好後果，是妙不可言的。我們知道，印刷術是一件粗淺的發明，火藥槍炮是一種並複雜的兵器，指南針是人所熟知的器具。但正是這三件發明，在我們的時代給世界帶來了非同尋常的變化。一個在學術上，另一個在軍事上，第三個是在貿易、商業和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無數的變革。這種變革如此之大，以致沒有一個宗教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發明對人類的事業產生更持久的力量和影響。而這些發明與其說來自人類的智慧，不如說是得自偶然的機會。但它們證明了，人類統治萬物的權力是深藏在知識和技術之中的。」
在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國人所引為自豪的「四大發明竹中主要的三項，典意義正是在這裡由培根首次揭示出的。培根還指出：
「人的知識和人的力量是合於一體的，因為原因不明的地方，就不可能獲得預期的結果。對於有待征服的大自然。恰恰首先必須服從它。」
「人類統治萬物的權力是深藏在知識和技術之中的」。「人的知識和人的力量是合於一體的」。這兩句話後來被凝縮成為現在已為人類所共知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
綜上所述，培根對於由中世紀形態的思辨形而上學向實驗科學技術的轉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學術上的貢獻還遠不止此。總的說來，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大的方面：
1．培根試圖為近代新興的自然科學制訂一套正確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特點，就是從系統的觀察和實驗開始，通過逐級次的歸納，達到發現一般性的真理。這種歸納認識方法，對近代科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方面培根的代表作是《新工具》(新的方法論)。
2．培根試圖開闢一個新的思想世界，構造一個新的科學理論體系，從而全面地革新人類的思想。為此，他對中世紀經院哲學和神學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認為，這些經院學者「專事編織一種學術的蜘蛛網。費工之大和編織之細令人驚嘆，可惜都是空洞而無益於世的。」
根據培根的構思，這一新科學體系應包括如下六個部分：
(1)科學的分類研究；
(2)新方法論一或關於解釋自然的新方針；
(3)宇宙現象論——作為哲學基礎的自然和實驗的知識；
(4)理智的發展階梯；
(5)新哲學的遠景；
(6)技術哲學——能動的科學。
這一計劃的全名叫「偉大的復興」——即人類文明的偉大復興。
3．培根希望把科學理論的成就直接轉化為技術和生產力。他身體力行地從事了大量的科學實驗(他的死亡即與一次冷凍實驗有關)。就這一點來說，他中近代科學實驗的先驅者一。
1623年培根曾擬制了一個將技術應用於科學的發展大綱，其中的主要項目有：
——機械學；
——天文學；
——科學的占星學，或關於天體對地球及入類影響的研究；
——醫療學；
——比較解剖學，比較人類學；
——擴大生產的方法；
——心理學；
——認識學；
這些學術項目的擬定，都與人類生活具有密切關聯，在科學史上更是史無前例的。
關於培根的評價，幾百年來幾乎沒有什麼異議。所有的近代思想史和科學史著作一致公認他是人類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偉大學者和科學家之一。
至於培根的政治和法律活動，在培根生前就已獲得巨大名望。據說他擔任大法官後。曾迅速解決了大量積存幾十年的陳案。雖然晚年的受賄案曾使培根蒙上污點，但畢竟小瑕難掩大瑜。在西方法學界，作為法律思想家的培根至今仍然受到很高的評價。英國培養法官的格雷法學院，是培根研習法學時經常去聽課的場所，這裡至今仍建有培根的銅像。英國人民對培根非常崇敬，把他與莎士比亞一起看作十六一十七世紀英國民族的驕傲。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學術界甚至一度廣泛流傳過培根與莎士比亞是同一個人的猜測。堅持這種看法的人現在雖已不多，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國人對這兩個人視同一體的祟敬態度。此外，1662年英國建立了著名的皇家學會，這正是由培根的遺願設立起來的科學組織機構。
（三）《培根人生論》：一本劃時代的名著
培根的著作是多方面的。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最為廣大讀者所歡迎的就是這部《培根人生論》。這部隨筆英文名稱是《Essays》，兼有散文、論文和隨筆的意義。此書初版刊行於1597年，篇數只有10篇。其後不斷增訂，培根生前最後一版(1625年)已增至58篇。培根這部書，在形式上很可能受到法國人文主義思想家蒙田(Montaigne，1533—1592)的同名著作《Essai》的影響（Essai一詞兼有試驗、嘗試、經驗、小品、隨筆、散文諸意）。該書比培根這本書早出十七年，培根在巴黎任職時曾讀過此書。但比較這兩本書可以看出，無論在所討論問題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刻上，還是在文筆的優美上，這本《培根人生論》都高於蒙田的《隨筆集》。詩人雪萊曾這樣讚揚培根的這部散文集：「他的文字有一種優美而莊嚴的韻律，給感情以動人的美感，他的論述中有超人的智慧和哲學，給理智以深刻的啟迪。」也有評論者把《培根人生論》與蒙田的《隨筆集》、帕斯卡的《沉思錄》，稱作歐洲近代哲理散文的三大代表作。
黑格爾曾指出，「有很多有教養的入，對人們所關注的種種對象，如國事、人情、心靈、外界自然等等，曾根據經驗，根據一種有教養的閱歷，發表過言論，進行過思考。培根也就是這樣一個有教養的閱世甚深的人。他見過大世面，處理過國務，親手對付過現實問題，觀察過各種人物、各種環境、各種關係，曾經影響過那些有教養的、深思的、甚至研究哲學的人。」「在我們看來，這是培根的特色。他對人的研究要比對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的著作雖然充滿著最美妙、最聰明的言論，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話常常被人拿來當作格言。」(《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關於培根」。)
以這些話來評論《培根人生論》，是十分恰當和中肯的。
現代人讀培根的這部書，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培根這部《培根人生論》中的相當一部分篇章，不僅體現了文藝復興時代古典人文主義者的價值理想，而且許多教誨和論述就是在今天看也毫無過時之感。這不僅是指那些久已膾炙人口的篇章如《論讀書》、《論美》、《論愛情》、《論狡猾》、《論逆境》、《論死亡》等，而且也包括其中一些論述宗教和政治問題的篇章。例如本書中的《論迷信》、《教信仰的統一》兩篇，培根的議論，雖然當時是針對中世紀的宗教狂熱和對基督教異端的迫害而發的，但對於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竹那種喪失理性的現代迷信的人，痛定思痛，仍然會有一種耐人咀嚼的特殊滋味。而他《論改革》那篇短論，看起來彷彿是為所有時代的改革家而寫的。
以這部《培根人生論》所體現的思想觀察培根，我們可以這樣評價他：培根是一個樂觀的、進步的人文主義者，是一位政治思想十分開明的君主立憲論者，是對人類進步和社會正義充滿信心的一個理想主義者，在宗教上是一個自然神論者和理性主義者。我們應當注意，1600年布魯諾由於鼓吹無神論而被焚死在羅馬，這正是培根的中年時代。因此培根當時持有這樣黼匿智的宗教態度，固然與清教徒的英國宗教背景有關，但同樣也是需要相當太的智慧和勇氣的。
當然，我們從本書的另一些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培根性格的又一個側面——實用主義和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在《論野心》、《論韜晦》等篇章中敘述的做人之道，實際上是典型的市儈哲學。在《論帝王》、《論強國之道》、《論判亂》、《論貴族》等篇目中，他完全站在宮廷御用政治家的立場上，旨在向君王介紹統治經驗和權術。詩人布萊克曾把這種篇章批評為「貢獻於魔鬼王國的嘉言和忠告」。
還有的批評家諷刺培根此書中的那種市儈哲學是「登龍術的研究竹(Stuclies in the moble aft of gettingahead)。這些篇章，當然是糟粕。但對於研究十七世紀思想和培根思想的人，仍然具有它們的價值。所以本書一櫥不予刪棄，深信讀者自能作出鑒別和評論。
譯者功力殊淺。早年初讀此書時所參核乃水天同、玄風、高健諸前輩的文言譯本。我解譯的原則是，絕不襲用前人的任何成句，而要儘力準確地表達培根的原意。
近世英國文學家阿·蒲柏(A．Pope，l688—1744)論述希臘古典的英文翻譯時曾指出：
「固然，逐字的直譯對於一部以高貴語言著稱的優秀原作很難作到公允，但是很多人認為只消採用粗率的釋義法便足以補救這個流弊的認識，也是一種絕大的錯誤。隨處濫用今語表達，同樣會使古代的精神喪失無遺。古文既有其艱深，亦有其明哲。這種地方在相當接近於直譯的譯文中反易得到保存。我以為，文字上的靈活自由主要取決於這樣做對原作精神的傳達與譯品詩風的保持是否有其必要。一方面是陷入字面追逐、刻板拘泥、亦步亦趨的迷途的譯者。另一方面是抱有提高與增進原作之狂妄不實的錯誤願望的譯家，應當相信，譯家對於一篇詩作之最須著意處，恰是其中的靈火一點，稍稍處理不當，便有熄滅之虞；然而最穩妥的作法仍在譯者能滿足於把這種特質盡量保持於整個篇章，而不應費力於增益原作所無的東西，不過求正確於個別細節。」
我認為這也是對於我可遵循的翻譯原則很好的表述。
自l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第一個小小的選本後，近20年來此書不斷被重印。十幾年來此書在不斷重印中，譯者亦不斷參審原文而反覆核校。因此每版譯確與前版皆有不同。直到目前這個本子，似乎略為心安。儘管仍作不到最準確的逐辭對譯，但相信似比較符合培根原篇的本意。譯文與前人或其他版本不同者均出自譯者對原作的理解。不妥之處，深望方家予以教正。
何 新
2001．11．4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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