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術為業：如何找到正確的受眾

1月10日，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長江學者Michael Herzfeld教授在上外語言研究院進行了題為《以學術為業：如何找到正確的受眾（The Academic as Professional: Reaching theRight Audience）》的講座，並與到場的師生積極互動。本次講座繫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研究院、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名家講壇」系列活動之一，由余華博士主持。

作為講座的總起，Herzfeld教授首先指出，當今社會亟待重新認識學者群體。在許多人眼裡，學者彷彿生活在與世隔絕的「象牙塔」中，他們很難在聽到來自學者的訴苦時表達理解和同情。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現象是因為什麼？學者們又是否真的知道他們的受眾在哪裡、想要聽到什麼？從人類學角度出發，每一個人都應當獲得平等的尊重；對於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學者們不應放棄與之對話、促其發聲的機會，這也是學術工作的價值所在。

作為重審學術工作職責的第一步，Herzfeld教授首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為誰而工作？」是自身、身為學者的聲譽，還是更廣闊的受眾？誠然學者原本就應當面向普羅大眾，但在學術話語並不易於理解的情況下，學者們需要分辨學術寫作與新聞寫作的區別，思考如何幫助普通人閱讀學術作品。教授以個人經歷為例，提出大眾完全有能力理解學者的工作內容，學者沒有主動「簡化」文字的必要，但應當避免不必要術語的堆砌。所謂「象牙塔」內的生活並不神秘，學者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傳授知識，但師生之間、學者與大眾間存在的理應是一種相互學習的關係，單方面的「教」無異於一種炫耀。東西方文明中都對此有所闡發，蘇格拉底所說的「I teach always being taught」與「教學相長」的表述遙相呼應。

Herzfeld教授就學者的公共角色表達了看法。以上外這樣一所尤以語言見長的大學為例，由於語言是人類溝通的重要媒介，相關研究在剖析誤解的產生時就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但當前無論東西方社會，許多經由媒體傳達的話語都受到經濟因素的左右，一些經濟學家也認為只有自己才了解何為價值（value），卻忽視了價值並非只有金錢這一種形式。追溯「事實（fact）」和「虛構（fiction）」的詞源同根現象即可發現，所有事實都是一種表述；事實並非不存在，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它依賴於人類的感官而變得真實。生活本就不是清晰的，那些正發生在人們身上而又未被意識到的東西正是學術研究要捕捉的對象。所謂「事實」應該是可修正的（correctable）的，不必也不會是絕對的、一步到位的。換言之，當下的知識都具有暫時性。如果學者們可以通過努力使政府了解到這一點，無疑將對政策制定起到正面作用。Herzfeld教授還通過對照語言學中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簡要說明了人類學中「文化相對主義」概念及其強弱版本之分。以「仇視言論（hate speech）」為例，對文化的尊重不等於全盤接受，相反它意味著為反對的聲音留下空間，給不同的思想以存在的可能。

在實踐中，學者們還時常遇到其他一些問題。除需要運用其他學科可理解的語言、促進跨學科的交流外，學界內部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之爭也值得探討。二者間看似有不可逾越的理念鴻溝，但學者們應該思考的是，是否有可能構建一種Herzfeld教授所言「激進的中間地帶（militant middle ground）」。學習產生於確信的瓦解，知識在懷疑已知時誕生，因而允許並促進二者的對話十分重要，而不是執著於任何一端。學生們可能在術語方面產生困惑，特別是對於多語閱讀有抵觸情緒，但正如在座各位可能同時運用中英雙語去聆聽、思考講座內容一樣，這一過程本身就是對「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絕對版本的最好反證——新知識可以在語言文化的交互中產生，這是對學生進行引導時的重點之一。具體授課方面，學者在面臨課時壓力與課外拓展等問題時，需要注意到學生們有學術外的生活，從而進行合理的規劃安排。

Herzfeld教授也就學生以外的受眾進行了討論。面向非學術群體時的語言可以分為兩種。如同醫生書寫藥方，技術性的語言（technical language）是必需的，但不可濫用。具體使用原則並不高深，正如「奧卡姆剃刀」定律所反映的那樣，「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學者運用技術性語言同樣應當力求少而精，注意技術性與普適性（generic）相結合。值得注意的是，「批評（criticism）」和「批判（critique）」有所不同，從中文字面意義去理解會可能帶來一些問題。學者需要理清究竟是在「建構（construction）」還是「解構（deconstruction）」觀點，這正是前面一組概念間的重要區別。

那麼學者們該如何去理解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受眾群體呢？Herzfeld教授提出，一直以來人類學的學術傳統正有利於回應這一問題。人類學學者在真正將「理解受眾」付諸實踐方面有著先行的優勢，他們較早地認識到在田野中接觸的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理論知識體系（The Informant as a Theorist）。教授講述了自己於上世紀70年代在希臘進行田野工作時的觀察，他發現當地牧羊人對世界重大事件進程的了解遠超他的許多學生。他們聽電台、看報紙，結合生活經驗逐步構建認識框架，對偷羊等事件不僅有自己的解讀，使用的也是通俗易懂的語言。將眼光放回學術界，傳統學術價值的一點問題即在於不夠尊重普通人，這也與近年來民粹主義的抬頭有所關聯。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者應當通過自身的努力幫助學術界贏得社會的信賴，其中需要避免用標籤化的視角看待任何人，時刻反思自己是否在表面「政治正確」的話語之下持有實質的偏見。

學術寫作方面，Herzfeld教授著重強調了學術誠信問題。他通過講述個人經歷，強調未真正參與研究、寫作過程的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被列為作者，共同署名也可能構成抄襲。學者們常被視為真理的捍衛者，現在是時候正確認識並堅決地抵制當下出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剽竊現象。而作為人類學學者，因為必須真正地進入田野進行觀察和互動，寫作中的人稱語態問題體現得更為明顯：中文寫作傳統以「筆者」為主，英語世界中的作者則常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出現。這一問題折射出的是學者的責任感。研究者需要認識到自身主體性（agency），特別要留心複數第一人稱的使用將意味著有人同在田野研究過程中，有必要時可進行說明。以第一人稱發表觀點並不是一種自負的表現，談論經驗教訓時反更意味著一種擔當。另外，儘管複雜本就是生活的特徵，但如今社會中出現了一些「求簡」的論調（simplicity talk），表面上解決人內心的困擾，實則可能帶來更多問題。作為學者，如何通過自己的寫作展現「複雜」的本質，引起公眾對求簡論調的警惕，可謂是一項關鍵性的挑戰。

人類學是一門反躬自省（reflexive）的學科，注重對研究成果的審視，但較其他一些社科門類的研究者而言，人類學、語言學界的學者很少直接參与政策的制定，參與也多是出於某種標準化的規劃需要。面對這樣的情況，學者們需要看到政府內部開展對話的意願，但更要堅持學術研究的信念。在「審計文化（audit culture）」的影響下，學術環境中出現的抄襲、責任的無意識、以數字來衡量學術工作等種種趨向，都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應當受到嚴格的質量評估把關。

Herzfeld教授也詳細闡述了他眼中學者所肩負的責任。像講座起初談到的那樣，教與學相輔相成，授課本身就是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實踐。其次，那些專業上較優秀的學生往往對其長輩有著影響，這就意味著一種推動觀念革新的力量。而在維護學術職業權威性的同時，學者們也要意識到，對地位（status）的執迷是一種極大的威脅；一旦為之所困，思考本身、研究的樂趣均被拋在腦後。教授強調，這並不是呼籲學者們放棄對薪資水平或社會地位的需求，而是避免過度看重這些東西，以至遺忘學術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學者的信念不宜輕易為外界一些不友好的聲音所動搖，在受到類似質疑和抨擊時更要勇於反駁。

講座的最後，Herzfeld教授對於學者為人師的工作進行了簡要的總結。學者是服務的提供者，而不是發號施令的人。他們或許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但一定會表示尊重，也允許對方來提出質疑。如此用智慧來啟發學生，這樣的學者就成為了一種模範和榜樣，其力量足以推動社會的革新，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地位是通往真知道路上的阻礙。在提供批判性觀點的同時，一位優秀的學者還需要思考，如何向「象牙塔」外的人群闡釋其學術工作的內容。這些工作無需刻意苛求完美，但求儘力而為，要擁抱其不確定性。面對學生時，學者應當與之對話，提供有價值的協助，傾聽他們給出的意見，為之破除「不質疑」的舊習而予以鼓勵，以幫助其在形成學術見解的過程中邁出第一步。

感謝上海外國語大學余華老師供稿

作者：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研究院2016級研究生 王伶

編輯：復旦大學人類學 王佳蕊

圖片為Herzfeld教授在上海外國語大學開展講座（拍攝於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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