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權威媒體為啥事公開「教育」德國駐華大使？

就在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德國駐華大使在媒體發文「教導」中國：和解同時需要「施害者的懺悔」和「受害者的原諒意願」。

對這種論調，中國人民從理智和情感上都是無法接受的。

文 | 張述思 《瞭望》周刊國際問題觀察員

資料圖片：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現場放飛和平鴿。（季春鵬攝）

做了錯事，只有道歉了才會被原諒，這句經常用來教育孩子的話，隱藏著簡單的邏輯順序：在錯誤的一方想尋求和解時，道歉無疑是先決條件，無過錯一方的原諒不能和有過錯一方的道歉並行，更不能讓這種原諒先於道歉而發生。

這種人際關係的基本常識在國際關係上也是適用的。二戰後，德國與法國、波蘭、以色列的和解，都是建立在德國先誠懇道歉的基礎之上。

在中國，自然而然地會拿德國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與日本對歷史的態度作對比。

提到德國，世界一切有正義有良知的人們，都會想到懷揣忐忑拜訪戴高樂將軍的總理康拉德·阿登納、1995年在以色列下跪的「統一總理」科爾、柏林市中心建立的龐大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德國政府把防止反猶太主義寫入法律等。這些是歷屆德國政府對歷史責任的一次次強調。

然而，讓人萬萬想不到，就在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德國駐華大使在媒體發文「教導」中國：和解同時需要「施害者的懺悔」和「受害者的原諒意願」。對這種論調，中國人民從理智和情感上都是無法接受的。我們等待日本的道歉和道歉背後的懺悔已經等了太多年！

視線回到1951年的德國波恩。9月27日聯邦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在議會發表演講：「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因此我們在道德上和物質上都有義務賠償和彌補這種罪行。」德國人要為「洗刷精神上的巨大痛苦鋪平道路」。演講發表的一個月前，聯邦德國曾爆發聲勢浩大的民眾遊行，要求政府對猶太人大屠殺承擔責任，以求得與以色列和解的主動。正是這種民間與官方一致先行的懺悔態度，才使德以和解邁出了第一步。

在地中海的那一側，以色列的宗教領袖早已對「德國存在（Deutschsein）」提出接觸禁絕：「納粹劊子手」的語言猶太人不說、「殺害我們家人的兇手」製造的產品猶太人不買。「沾滿猶太人鮮血的土地」猶太人絕不踏足。

聯邦德國要與以色列和世界猶太人大會展開接觸，主題只有一個：德國要補償以色列，德國要補償猶太人。

在以色列決定是否接受德國人的道歉和賠償時，以色列議會爆發了激烈討論：猶太人要不要和「劊子手」、「行刑人」直接接觸，血債可否用錢來償還？以色列認為，猶太人作為受害者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施害者的懺悔，但更重要的是：施害者道歉懺悔的意志必須是堅決的。

在後來德國政府對以色列政策的方方面面中，堅決道歉的意志和在歷史責任上深刻反省的態度得以體現。歷屆德國政府都會在執政宣言中，強調德國的歷史責任和德國對以色列的特殊承諾。

默克爾總理領導下的德國現政府在其執政宣言中說：「對歐洲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和群體的大規模屠殺，將永遠留在德國的記憶文化之中。」她特別提到，「由於當代年輕人對納粹德國獨裁的歷史知識尚且不足，我們要強化年輕人在課堂內外對於這種知識的學習。」

2008年3月18日，在以色列議會，默克爾這樣談到：「德國的這種歷史責任是我們國家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以色列的安全對於我作為德國總理來說是不容許任何討價還價的。」

德國政府這些多角度、高規格的表態側面印證了一點：德國政府清楚了解到，道歉和懺悔是長期而持久的系統性工程。

早在1985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在德國聯邦議會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演講，他強烈譴責德國在納粹時代的罪行，稱納粹政權垮台的日子為「解放日」，並留下了「誰在歷史面前閉上雙眼，誰就會對現實視而不見；誰不願反思暴行，誰就可能重蹈覆轍」的名句。

不久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駁回了一位96歲老人的上訴，認定其具備服刑能力，要求其於近期服刑。此人叫奧斯卡·格羅寧，曾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一名會計，2015年7月被呂內堡地方法院認定為奧斯維辛大屠殺的從犯而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格羅寧隨即提出上訴，認為自己年邁、身體狀況無法服刑。這項上訴被聯邦憲法法院駁回，格羅寧最快於2018年1月開始服刑。

道歉和懺悔或許會遲到，但罪行絕不能自行減除。令人不解的是，德國政府對歷史負責、對現實負責、對未來負責的態度，似乎沒有體現在這位德國駐華大使的言論之中。作為派駐中國的大使，理應了解中國的歷史，想必對施害者應該對歷史和受害者有什麼的正確態度會有認識，自然也該懂得一個最質樸的道理：道歉了，才會被原諒，本末倒置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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