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分等級：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方為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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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

子貢問：「怎樣的人可以稱作士？」孔子說：「做事的時候有知恥之心，出使諸侯，能夠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了。」子貢又問：「請問次一等的士呢？」孔子說：「宗族中的人稱讚他孝敬父母，鄉黨們稱讚他尊敬兄長。」子貢接著問：「請問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說：「說到做到，做事堅持到底，不問是非，固執己見，那是普通人。但也可以說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貢最後問：「現在的執政者，您看怎麼樣？」孔子說：「唉！這些飯桶，哪裡算得上呢？」

士，是對貴族的稱呼。在孔子這裡，賦予了士以道德的含義。從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來看，以品行為標準，士可以分為三種層次，高等的士，中等的士，低等的士。

高等之士有什麼行為表現呢？行為廉潔而知恥，出使他國不辜負君主所託。

何為知恥呢？《論語集解》云：「有恥者，有所不為。」《皇侃義疏》云：「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為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

有恥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看見好的言行，以自己做不到為恥；發現不好的言行，以自己不能避免為恥；替君主做事，以不能幫助君主成為堯、舜之君為恥；世道不太平，以不能成為君子為恥；說出來做不到，以之為恥。

孟子痛斥無恥之人：「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章句上》）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不知羞恥的那種羞恥，真是無恥！

有羞恥之心，才可發奮圖強。孟子說：「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盡心章句上》）羞恥對於人關係重大，那些為了私利投機取巧的人是沒有地方用得著羞恥的。不以趕不上別人為羞恥，怎能趕上別人呢？

中等之士行為有什麼表現呢？宗族的人稱讚他孝敬父母，鄉里的人稱讚他尊敬長輩。

怎樣的士是低等之士？說話一定守信用，行動一定有結果。

儒家強調孝悌是為人的根本，此處為何把行為廉潔，不辱君命放在孝悌之先呢？這體現了儒家的家國情懷。

高等之士，是把國家、社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廉潔有恥，是指位高權重的士人不可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出使四方，不辱君命，是指士人代表國家出使外國，當便宜行事，以國家的利益為準。

儒家為什麼有這樣的觀念？因為儒家對西周的政治繼承得最為完整。西周初年分封天下，視天下為一家，各諸侯邦國又是眾家族之大家。第一等的士人位列公侯卿相，對維護社稷的和平與安寧，國人的幸福生活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高等之士，他的人生目標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如孟子所言：「欲賓士天下，捨我其誰？」

次一等的士是什麼呢？他能使家庭和睦，其樂融融。基礎是什麼，就是孝和悌，孝使老人得安樂，悌使兄弟妯娌相和睦。中國人最強調的是家庭的和樂，即使外面風風雨雨，有一個溫暖的家，再苦再累也不怕了。

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佛寺，道教有道觀，儒家有什麼？儒家有家，儒家把生命的安頓放在家庭裡面。對於一個古代中國人來說，恐怕最大的懲罰是被趕出家門，死後不得入祖墳。因此，中等的士，能盡到家庭的責任，已經很了不起了。

低等的士，說話守信，行動有結果。這有點個人主義了。子路曾經問孔子：「聞斯行諸？」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諸？」子路是個勇武之人，行動起來往往忘了後果，所以孔子提醒他：「家有父兄在，怎麼能一聽到就去做呢？」說明什麼？儒家認為個人的言行不能只考慮個人，還應該考慮對家人帶來的影響。說話不考慮他人的感受，行動不考慮可能給家人帶來怎樣的後果，只追求個人的小恩小信，稱心快意，只能說是普通的士了。

不同的士有不同的人生境界，只考慮個人的小恩小信、快意恩仇是最低等的士；能為家庭負責，為家族負責，惠及鄉鄰，造福一方，是中等的士；而最高境界的士，是為江山社稷考慮，他胸懷的是家國天下。

子貢向孔子請教了士的問題，最後問了一句：「今天的從政者如何？」言下之意，今天位居廟堂之上的執政者，他們算是哪種士呢？孔子不屑的回答：「哼，全是飯桶（斗筲之人），不值一提。」

斗筲，是竹編的一種容器。古人生活乃聚族而居，吃飯的人口多，所以用斗筲盛飯。孔子用斗筲來形容當時的執政者，是對他們極大的批判。孔子生活的時代，世官世守是主流，這些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權貴，忘記了祖宗為國家社稷盡忠負責任的精神，不學無術，貪圖享樂，醉生夢死，家國的崩潰就在眼前，他們卻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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