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與忠恕之道
這篇東西，是應我的老朋友、葦杭書院山長楊汝清先生儒學會講之請寫的發言提綱。
汝清先生一直以弘揚儒學為己任，十年前創辦了葦杭書院，為儒門虔誠守望，期儒林薪火相傳。
葦杭書院每年年初舉辦一次年度會講，會講的議題是儒家的一些核心義理，如「孝」「信」「禮」「廉」「恥」等。去年會講的主題是「忠」，今年會講的主題是「恕」。這兩次會講，我都奉命做了個簡短的發言。
說實話，我非儒門中人，對儒家義理所知有限。不過葦杭書院的這些會講，還是蠻有意義的——即便我們不是研究儒學的，但作為中國人，我們浸淫在中國文化中，其實時刻要面對這些問題。比如，怎麼處理與父母的關係？這就涉及如何看待「孝」。這些問題，我們可以不贊同古人的看法，卻終須面對，無法迴避。
關於文化自信
在談「忠」「恕」之前，我簡單談談文化自信問題。
最近幾年，國家在宣揚文化自信，傳統文化得到了更多的重視。我閨女上小學二年級，學校里教她們背《弟子規》《三字經》和不少古典詩詞。雖然《弟子規》未必有多大意義，不過，讓孩子們多讀讀傳統經典，我還是贊同的。雖然傳統文化也有它的缺點，但哪種文化是完美無缺的呢？作為中國人，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靈魂的根，有根總比無根要好，讀孔孟總比讀最近一百年的那些偽經典要好，總比讀周小平、咪蒙要好。
理解文化自信，首先要理解中央為什麼提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現在歐美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就是族群分裂、文化分裂。一個國家，如果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過大，彼此之間難以交流的話，那這個國家就會面臨很多麻煩。國家內部固然可以有多元文化，但這種文化多元，應該是以共同或者相似的價值體系為基礎的多元；否則，雞同鴨講，溝通都無法溝通，怎麼搞民主？哪來的社會和諧？
中國在這方面比歐美要好得多。中國的主體民族佔比極高，絕大多數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的文化差異並不大。我們是有條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那怎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呢？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就是一個重要手段。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化自信，就很難有凝聚力、向心力。
當然，理解文化自信，要有包容的心態。一個偉大的民族，要有吐故納新、兼容並包的胸懷。盲目排外的義和團，不是文化自信，而是迷信。
那麼，我們在弘揚傳統文化時，如何看待三綱五常、四維八德這些傳統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傳統文化的內核，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這些價值觀，我們也不可能正確理解傳統文化。
過去一百年里，我們對傳統文化有過兩次大的批判運動，一是新文化運動，二是文化大革命。近二三十年來，隨著國學熱的興起，很多人反過來又把傳統文化捧得太高，似乎又有點矯枉過正了。
怎麼看待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觀，是一個極大的課題，一本書也寫不完。這裡就以「忠」「恕」為例，談談我的一點看法。
關於忠
在數千年的儒家文化傳統中，「臣忠子孝」可以說是整個價值體系的基石，「忠」太重要了。
但實際上，從孔子到孟子，再到之後的儒家，他們對「忠」的理解其實有很大變化，在孔子、孟子那裡，「忠」遠未像大一統時代那樣被提到如此高的位置。
怎麼理解孔子的「忠」？
在《論語》中，「忠」字出現的頻率雖然沒有「仁」字高，但還是出現了十多次。下面是比較重要的幾處：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孔子以忠信自命，並以之教人，可見他很看重忠信。
孔子為什麼提倡「忠信」？這要根據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去理解。
孔子生活在春秋諸侯爭霸的時代，周天子名義上是天下共主，但權威已經所剩無幾了。諸侯不太把周王看在眼裡，而在很多諸侯國內部，臣子弒君的事也屢見不鮮。在孔子的出生地魯國，國君長期處於傀儡位置，真正掌權的是三家貴族孟孫、叔孫、季孫（「三桓」）；後來「三桓」又被陽虎等家臣控制著。這就是孔子所謂的「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陪臣執國命」。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作為一名政治哲學家，孔子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讓這個世界恢復秩序。
孔子雖然是聖人，但也無法預料到300年後偏居一隅的秦國會統一天下，更無法預料到2500年後連君主也沒有了。他當時想到的辦法就是復古——恢復周王室的權威，天子、諸侯、大夫都遵守周公遺教，如此則天下太平。所以孔子很重視「名分」，「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照這種思路，孔子自然要提倡「忠信」；「臣事君以忠」，每個臣子都「行之以忠」的話，天下不就太平了嗎？
客觀地說，孔子開的這個藥方不能說不好，奈何諸侯、大夫們都不聽他老人家的。孔子東奔西走，周遊列國，最後還是一無所獲。孔子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政治主張在現實中沒法推行，他只能在《春秋》中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以，孔子提倡「忠」，是可以理解的；他所說的「忠」，也遠不是後來人們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忠」，而不過是按照禮製做好自己的分內之事，不逾矩。
孟子為什麼不怎麼提倡「忠」？
孟子比孔子晚了將近200年。孔子生活的時代，雖然已經很亂了，但周王室名義上還受到一定的尊重；諸侯之間儘管經常打仗，但多少還講點「禮儀」；一國發生了臣弒君的事，霸主可能會去興師問罪。
到了孟子生活的年代，諸侯之間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周王室雖然還在，但早已被人們遺忘了。所以，我推想孟子的內心，他應該比孔子還要悲觀絕望。作為一名政治哲學家，孟子該怎麼辦？
周王室已經完了，孔子提倡的復古之路已經完全不可行了。孟子只能寄希望於某個大國國君施行仁政，「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所以，按照孟子的這個思路，臣子「忠」與否，已經不重要了。《孟子》中雖然也多處提到「忠」，但已無關宏旨。孟子甚至把忠解釋成「教人以善謂之忠」，這依然是對「仁政」的闡揚。
孟子甚至對「忠於君主」的思想有所保留。他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湯放桀、武王伐紂，其實也是犯上作亂，孟子卻說，「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說這些話，其實無非還是勸說齊宣王等國君要施行仁政，對臣民好一點，別把老百姓逼得造反。
孟子的主張有錯嗎？沒錯。人治社會，王道總比霸道好，仁政總比暴政好。可惜，諸侯都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孟子的話依然無人響應。
表面上看，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有很大差異的，但這與二人生活的時代背景有關。孔子是「聖之時者」，如果孔子生在孟子的時代，他也絕不會宣揚復古，而很可能與孟子一樣全力提倡仁政。
到了秦漢大一統之後，皇權專制越來越厲害，「忠君」思想被不斷強化，孟子對「忠」的看法就不大受歡迎了。本身也是造反起家的朱元璋，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甚至勃然大怒，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
我們現在還要不要提倡「忠」？
如今，中國沒有君主了，法律上人人平等。那麼，現在「忠」還有意義嗎？我們需要忠於誰？
我覺得，「忠」還是應該提倡的，但我們提倡的不是田橫五百壯士式的忠，不是陸秀夫式的忠。我們應該賦予「忠」新的時代內涵。
法學家梅因有一句名言：「迄今為止，所有社會進步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從君主專制到民主共和也是如此。
以前，君主的身份是世襲的、終身的，君臣關係是無法改變的（除非有鼎革之變）。因此，那時候對君主、王朝的「忠」，是身份社會的「忠」，個人很難有自由選擇。這種「忠」，本質上近似於婦女對丈夫的「守節」，是下對上的道德義務，而上對下則沒有相應的義務。
如今，我們生活在「契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是對等的。沒有人有權要求別人無條件忠於自己。那麼，我們需要忠於什麼？
契約社會，我們需要忠於自己簽訂的契約！（當然，契約必須是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籤訂的。）因此，現在的「忠」，內涵與「信」差不多，「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當然，有些「契約」性質比較特殊。比如我們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社會契約。政黨等社會團體的內部規章，對該團體成員也相當於一種契約。婚姻也類似於一份契約，結婚了就當「不逾矩」。
所以，「忠」之時義大矣哉！愛國敬業是忠，遵紀守法是忠，誠信經營是忠，恪盡職責是忠，夫婦相愛是忠。
曾子「日三省吾身」，第一個就是「為人謀而不忠乎？」我們其實也應該學學曾子，每天反省一下，今天我盡忠了嗎？
關於恕
「恕」很重要，但《論語》里只有兩次談到「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與「恕」是一個由內而外的關係。朱熹說，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舉個栗子：只愛自己的老婆，不愛別人的老婆，這叫「忠」；愛自己的孩子，同時也愛別人的孩子，這叫「恕」。
「恕」的精神是特別值得提倡的。但恕道在歷史上並沒有被發揚光大。雖然在《論語》中，「忠恕」並提，但後來更多地是提倡「忠孝」。「孝」和「忠」一樣，都成了一種下對上的單方面的義務，推到極致就是一種奴隸道德。
「恕」這個字，後來經常被使用的涵義，也不再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是「寬恕、饒恕、恕罪」，「以恕己之心恕人」也是這個意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平等的、相互的；「寬恕、饒恕」，都有上對下的意味。「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無論林則徐受了多大委屈，依然要感激君恩浩蕩；當然，皇上也是寬大的，沒有讓他「斷送老頭皮」，只是發配新疆，這大概就是變了味的「忠」「恕」的典範。
為什麼「恕」的涵義會發生這種嬗變？可能還是因為帝國時代的統治者在不斷強化等級觀念，下對上只能有「忠」，上對下可以有（當然，也可以沒有）「恕」。儒家越來越法家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沒有用武之地，儒臣只能喊「君王聖明，臣罪當誅」。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義上的「恕」，在今天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伊賽亞·伯林區分積極自由（LIBERTY TO…）與消極自由（LIBERTY FROM…），「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近似於消極自由，是個體不受別人干涉的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固然可以作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準則，但這種抽象的原則，一旦應用於複雜的現實，就會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種消極自由的邊界在哪裡。比如，西方爭議很大的同性婚姻問題，我們要不要尊重這種自由？比如，在一個穆斯林占多數的社區，那裡的非穆斯林可不可以吃東坡肘子？比如，美國加州允許抽大麻，荷蘭允許賣淫嫖娼，澳門允許賭博，這類「黃賭毒」的自由應不應該保障？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有人侵犯了這種消極自由，又該怎麼辦。中國的文化傳統，喜歡提倡一些好聽的原則，卻不注重如何落實，這是一大弊病。比如，提倡君主行「仁政」，這個自然是好的，但卻很少講，如果君主不行「仁政」，臣民該怎麼辦。以陳寅恪先生的話說，「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直到如今，我們的話語體系和法律體系中，依然充斥著這種期待性的要求。
對這兩個問題，我們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不同的文化，對消極自由邊界的界定必然是不同的，對如何保障消極自由也會有不同的制度安排。
但是，有兩點應該是可以明確的：
一是，無論是積極自由還是消極自由，都應該以人人平等為基礎。我們不能規定某些自由只允許少數人享有。那就不是自由，而是特權。當然，按照權力義務相統一的原則，公共人物、掌握更大權力的人，理應受到更多的監督。
二是，自由的邊界、保障自由的措施，都應該以公開的程序，通過民主的原則來規定。當然，民主不是萬能的，民主只是最不壞的手段。比如，如果大多數人覺得，同性婚姻是不應該被允許的；這個決定，對同性戀者來說自然是不人道的，但就決策程序而言，我們無法設計更好的原則。大多數人的決定，未必比宸衷獨斷更英明，但風險要小得多。
ps：有朋友說我寫的東西晦澀、乏味。我不是學術圈中人，以行內人的眼光看，我寫的東西其實還是過於淺白。寫這類東西，其實只是為了理清自己的一些想法，讓頭腦中一些混沌的觀念變得清晰起來。寫作，與其說是寫給別人看的，不如說是寫給自己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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