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記——聖人生而大盜起
先秦戰國時期，正當儒、墨兩家還在就「仁愛」還是「兼愛」爭得不可開交之際，一個聲音如洪鐘大呂般遠遠地從天邊雲外傳來，不僅「虎虎生威」地叫停了儒、墨兩家的爭論，而且幾乎徹底翻臉，更令這儒、墨兩家一時啞口無言。這就是道家，主角便是「夢蝶」的莊子。雄辯家莊子驚世駭俗地得出結論：聖人生而大盜起！
不得了！道家把儒家所謂的聖人及聖德一票否決了！莊子一時間有什麼強大的理論將儒家駁得體無完膚倒地不起呢？連墨家一時也不敢與之爭鋒呢？我認為正是莊子「用儒家的矛攻儒家的盾」和「搬起儒家的石頭砸儒家的腳」，正好結結實實地戳中了儒家的軟肋，在《胠篋》篇中庄子以一位江洋大盜的口吻諷刺著儒家學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
翻譯過來大體上是這樣：（盜賊）能從各種表象準確地推斷到室內藏有高價值的東西，這就是聖明；第一個勇敢地闖入室內行盜，這就是勇敢；得手後還是再細細地搜查，以不落下一件有價值的東西，而且最後一個從室內出來，這就是講義氣；預先知道能不能行竊成功，這就是有智慧、有巧妙辦法；把所得贓物絕對平均分贓，這就是仁愛！
看看，這就是儒家聖人之道的理論體系，怎麼被江洋大盜發揮到了極致，發揚得如此光大了呢？在道家看來，這種好人用得上（或是能感化人成為好人）、大盜更用得上（能使人甚至原先已是好人演變為江洋大盜）並且是指導著大盜們如何「工作」的教義、教化難道能治理天下，能拯救社會嗎？道家認為絕對不可能！因為有了聖人及聖人的理論作指導，社會就會分化為一部分好人，同時也演變出一大堆敬業的、專業的強盜來。這樣的一個社會難道是我們需要的、滿足的、認可的社會嗎？道家認為，儒家是在亂折騰社會，一點意義也沒有，天地自有其規律，該下雨時下雨，該是春秋時自成春秋，我們只要去適從便是了。道家認為社會要的是「無為而治」，應回到原始社會，具體的措施之一就是「寡慾」。道家「無為而治」是「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不見可欲」。
道家認為，如果「尚賢」，推崇德才兼備的人，則天下人就會效妨他，就有了慾望，有了慾望就有競爭。估計道家認為有了競爭就不安定，競爭不到就怨恨，就不平衡，就會走向極端，就會產生以上《胠篋》般的強盜邏輯。我們不難發現，這又恰恰應合了道家「物壯則老」、「物極必反」的思想。而儒家認為西周的制度最好，即提倡行周禮，因而孔子總說老夢見周公，或總是嚷嚷著要夢見周公，即「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他認為的理想社會是回到西周時期。
但後來孟子為了和道家一較高下，就說自己崇拜大禹，他的理想社會是回到大禹的年代。道家指責儒家之所以無作為，或亂作為，在於儒家沒有「道」，失去「道」後講「德」，「德」講不下去了就講「仁」，於是乎「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而德、仁、義、禮、樂卻一級級地層層地退化。難怪被莊子嗤之以鼻，並找到儒家的理論硬傷，輪起「聖人生而大盜起」的大棒猛著追打儒家。
道家是隱士的代表，儒家代表的是文士，墨家代表的是俠士，法家代表的是謀士。道家從來就看不上儒家，也把儒家所謂的聖人不屑一顧，這些聖人包括堯、舜、禹、周公、孔子等；傳說，上古時代的堯，想把帝位讓給許由。許由拒絕，就連夜逃跑進箕山隱居起來。結果堯帝誤以為許由是謙虛，於是更加敬重，又派人去請他，說：「如果堅持不接受帝位，則希望能出來當個『九州長』」。許由更加厭惡，又跑到山下的穎水邊去，掬水洗耳。然而許由的朋友巢父也隱居在這裡，此時正牽著小牛犢在河的下游給牛飲水。當知道許由洗耳的原因後，認為許由把耳中聽到的話給洗出來弄髒了穎水，結果把小牛犢牽到上游去才給牛飲水，並說：「子故浮游俗間，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看，連牛嘴都不許弄髒，何況人呢！還有，楚國的接輿，知道孔子的車過來時，就故意開嗓子唱歌，即「歌而過孔子」。
唱什麼歌詞呢？唱的是「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就嘲笑孔子至多是一隻沒有毛的鳳凰，反倒不如一隻雞。意思是這個世道早已不可救藥了，孔子你東奔西跑又能怎樣呢？接輿的另一個含義肯定是「還不如象我一樣從道而歸隱山林呢」。據說孔子當時就下車想和他談談心，論論理，而接輿根本就不理會孔子，一下子溜得沒了蹤影。還有孔子要過河卻不知道渡口在哪裡，於是派學生子路去「問津」，當兩個正在肩並肩耕地的隱士長沮和桀溺知道是孔子派人問津時，就冷傲地說「是知津矣」。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指孔子）自己知道，問我們幹嗎？天下的出路他（指孔子）說都能找出，何況是區區一個小渡口，自己找去別來煩我們！
這真是太可笑了！不知道家又有何真本事令寰宇清明，挺多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但我本人私下認為，可能正是這次被道家「叫停」的經歷，促成了先秦最後一個大儒即旬子無意之中培養出兩個法家學生韓非子和李斯。因為旬子對孔孟之道又作了一番繼承及修正，他不可能不認真考慮《胠篋》篇，所以在儒家學說中加入了某些禁止出現「江洋大盜」的思想或舉措，不意間卻為法家成功開創中國史上第一個全新的封建帝國即秦帝國培養了土壤，出現了兩位大法家的大集成者、自己的學生韓非和李斯。
先前還有一個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即公孫鞅，姓氏公孫，名鞅，衛國人，又叫衛鞅。後來入秦，被秦孝公所器重，又因被封於於、商之地，故後世稱其為商鞅，即史上「商鞅變法」的商鞅。他和後來的韓非、李斯一樣，死於自己所主張的「法」上，都是拿自己的鮮血與生命祭向自己已磨利了的「法」的刀鋒。但不論如何，最後只有法家稍為成功了，可能原因是法家比較「公正公平而且與時俱進」。（註：易中天先生語）！
不管是儒家要回到西周也好，或上溯到大禹時代也好，都是提倡聖人之道，行君子之道。所以總還是跳不出道家《胠篋》篇的恥笑與鄙視，都還不能走出「聖人生而大盜起」的怪圈。其實，道、儒、墨、法各家都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而且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後來中國自從秦帝國以後，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證明，各個朝代都是四家兼用，即「兼取儒法，雜用王霸」。區別只是用那一家的理論多點那一家少點而已，就算是同一個帝國，不同時期還是不斷地作調整，如漢初，極多地採用儒家治國，藉以休民養民。到了漢武帝時期，說是獨尊儒術，其實後世學者得出結論是「名儒實法」，即名義上是採用儒家，暗地裡卻是大行法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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