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學名著《帖考》
帖學名著《帖考》
林志鈞（1879—1960）字宰平，號北雲，福建閩侯縣人。出生於望族世家。清末舉人，早年曾留學日本攻讀政法。歸國後任職於司法部門，也曾到過歐洲考察。1927年後退出政界，在北大、清華等任教。著名法學家、佛學家、帖學家、詩人、書法家。1963年，林先生哲嗣林庚將《帖考》自費出版，贈送國內圖書館和親朋友好。1999年5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線裝影印再版，加印書畫集和《紀念林宰平先生》二書，集名《 林宰平先生帖考及書畫集》，印數一千冊。
《帖考》不分卷，印為四冊。收入二十八篇帖學考證文章，其中《淳化閣帖》四篇、，《二王帖》三篇、《三希堂帖》二篇；其他有《南唐刻帖》、《泉帖》、《大觀帖》、《絳帖》、《潭帖》、《鼎帖》、《汝帖》、《甲秀堂帖》、《寶晉齋帖》、《星鳳樓帖》、《忠義堂帖》、《東書堂帖》、《寶賢堂帖》、《肅刻閣帖》、《顧刻閣帖》、《快雪堂帖》、《秋碧堂帖》、《玉虹樓帖》等。文章長短不一，短者一二千字，長者十萬字。它主要包涵二大帖學內容，閣帖和叢帖，又旁涉「二王」和《蘭亭序》等刻帖。這是當今帖學研究中的經典之著，但可惜是一部未完稿的遺著。
法書刻帖（簡稱「法帖」）始於南唐晚期。但僅有文字記載的南唐《昇元帖》（後又名《建業帖》、《澄清堂帖》等），是否真實存在過？它們與後來的《淳化閣帖》又有何關聯？林先生根據史料詳考後認為：「《昇元帖》後主刻而用烈祖紀元。證以後主造澄心堂紙，亦用烈祖堂名。則刻帖用其祖年號，與其父所刻相繩式，有何不可？（中略）其刻帖，用烈祖建國紀元，誠感慨系之矣！論者忽於此，以帖為後主所刻，乃用昇元年號為疑。後主自無年號可用，哀之可耳，又胡疑耶？」李後主刻《昇元帖》而用烈祖李昪的昇元（937年）年號，一直為後來帖學家所置疑。其實，李後主自己並無年號，所以他用了祖先的年號，以此懷念南唐王朝的輝煌歷史，合情合理。
帖學中難度最大的是「《閣帖》學」，它的譜系極為繁雜，歷代翻刻、偽刻、改帖等難以詳計。梳理《淳化閣帖》的來龍去脈是帖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學術內容之一。《閣帖》學濫觴於南宋，在多部重要專著，如曹士冕《法帖譜系》、曾宏父《石刻鋪敘》等均有閣帖譜系列表。林先生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閣帖》的翻刻、增減成帖、集合眾刻、《淳化》系外帖四個譜系，血脈淵源，一目了然。
《淳化閣帖》初刻時（或稱「祖帖」），其中是否有無攙入南唐舊帖（舊刻）？這個問題一直是歷代帖學家的聚訟之一，因為它還涉及到《淳化閣帖》祖刻是否為木刻或石刻之爭；還是其中既有石刻，又有木刻？林先生經過史料分析和考證認為：「宋代刻帖，收及南朝（即南唐）舊刻，並別求私家所藏。惟其官私並收，購借兼舉，石刻與墨跡同蓄，用能從南唐原刻之四卷帖，遽廣為十卷。事雖沿於前朝，功實同於肇始。顧必欲抹殺事實，以《淳化》十卷悉為新朝創穫，一孔之見，並非通論也。」《淳化閣帖》中南唐原刻疑似為：《十七帖》和王羲之幾卷。從這一史實來看，《淳化閣帖》祖刻中應有四卷南唐舊刻是石刻。可惜今已無真正祖刻傳世，故木刻與石刻之聚訟至今未息也。我傾向於《閣帖》最早的祖帖中石刻與木刻兼有，但後來因石刻遭火毀，再以棗木摹刻。這與《停雲館帖》相反，《停》帖是先有木刻，未成即毀，後改為石刻。但今有研究者因《閣帖》用棗木鐫刻，而譏宋太宗、王著為「葉公好龍」或粗製濫造。此非真正史家之論。太宗或珍惜國財，不忍耗費工本也。
《帖考》的重要學術價值就是對各種叢帖進行辨偽和考證，不輕信古人或前人之論。林先生說：「辨偽之正確與否，其根據事實者，取證較易。有確證，則其說自無以易。亦有雖據事實而不無異解者。」又云：「是知辨偽於筆墨結法著意者，其事難，辭句次之，而事實之考據則較易。」帖學研究和帖本辨偽，僅僅從書法風格的目鑒上去求證，難有說服力。特別是某些名人法帖所用底本的真偽，當從其中的文字、史實等方面去求證，更具有學術性。林先生讀書廣博精深，他幾乎將古今帖學著作、書畫著錄、題跋文字等文獻「一網收盡」，然後將諸家不同的觀點列舉出來，最後再得出自己的結論，或同意，或存疑，或反駁。而有些結論或觀點，他也自謙說過：「余所說固未敢執為必是。」但確實給人於諸多的啟發和參考。
《絳帖》第九卷局部之一
北宋唯一私家所刻叢帖《絳帖》二十卷，它在《閣帖》譜系中屬於「增減成帖」一系。但其刻者生平、翻刻譜系（如東庫本、新絳本、亮字不全本等）的複雜程度僅次於《淳化閣帖》。南宋著名詞人和書學家姜夔就曾為之撰有《絳帖平》（原二十卷，今存六卷）予以詳考。林著《絳帖考》中從十個方面對此帖的諸多歷史遺留問題進行考釋：二十卷與十二卷、前後十卷、增減《閣帖》考、刻《絳帖》之潘師旦、潘氏《絳帖》原石、方一軒本、單炳文所記真《絳帖》、《絳帖》中之名跡、《絳帖》分支考、《絳帖》近代傳本，抽絲剝繭，披沙揀金，真可謂精彩紛呈。可惜無法在此一一詳述。如果將林著《絳帖考》與容庚《叢帖目》中的《絳帖》作比較，則林著有極高的學術性；而容著似僅具資料性。而且容先生不解明人王佐《新增格古要論》：「前雲二十卷，而此雲十二卷。何耶？」林著中詳考認為：《絳帖》原為二十卷。而關於十二卷本之說，一是文獻中的寫手筆誤，二是偽刻和翻刻本，三是當有別本。《絳帖》另還有十卷的資州本。由此可知《絳帖》譜系之複雜難鑒。
《三希堂帖》全名《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共刻歷代書家一百三十五名，法書三百四十餘件，題跋二百餘條，鑒藏印一千六百餘方，分裝三十二冊，鐫刻用時三年多（1747—1750），刻石五百餘塊。主其事者皆當時眾多親王和飽學之士，以及天下鐫刻良工；所用底本多為內府秘藏墨跡摹勒上石，且椎拓不惜工本。《三希堂帖》是中國法帖史上最後，也是最為精工的一部皇家官刻叢帖。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清末以後，由於其中有諸多偽帖攙入，故遭致質疑和批評之聲不絕。其實，乾隆詞臣怎能不知其中有偽贗之作，但「非梁（詩正）、汪（由敦）諸賢之鏡而昏，則是皇上以為真，眾則不敢有異議耳。」（張伯英《法帖提要》）
《三希堂帖》第一冊局部之一
《帖考》中《三希堂帖考》，洋洋十餘萬字，追本窮源，廣徵博引，既是一部單獨的帖學研究專著，也是帖學考證的範本。作者詳考該帖所用底本（母本）的真偽、流傳、著錄、存佚、行次、題跋等，以及刻帖與原跡的異同等，巨細無遺，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三希堂帖》研究的「開山之作」。而在此之前，清人陳曰霽《珊網一隅》、近人張伯英《法帖提要》、歐陽輔《集古求真》等書均沒有林著詳細和系統。它也充分展現了作者在書法史、鑒藏史、著錄史、碑帖史等方面極為淵博的學術造詣，堪稱一代碑帖學「通才」。顧廷龍先生1950年在《三希堂帖考初印本跋》中亦云：「按是帖墨拓既夥，景印尤廣，然鉤摹誤敓，原委莫詳，讀者往往苦之。先生於此，詳記其行款，考明其存佚，校訂其異同，審辨其真贗，堪為後學之津逮矣。」絕非過情之論。
碑帖研究必須要實物與史料兩相印證，方能談考鑒之學。林先生熟悉各種不同拓本，以及它們的翻刻和遞藏流傳情況，可謂見多識廣，而且與當年的許多帖學名家或碑帖商人多有來往。比如，明代顧從義精刻《淳化閣帖》：「憶舊時澄觀閣送玉泓館刻《閣帖》十冊來，張勺圃（即張伯英）見之，謂是顧氏初拓本。後歸取其所藏玉泓本細勘，則筆態、石花、銀錠皆有異，因定為明吳中翻刻本板本。（玉泓乃石刻）余視之，亦覺張說之無以易。狄楚青（即狄平子）云：『偽帖只怕對比。』誠哉其然矣。」
又如王珣《伯遠帖》：「此跡由故宮散出後，初不知在何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七晨，（陳）叔通談，《伯遠帖》聞系由清瑨貴妃售於郭葆昌，後郭子攜赴香港，押於英人某。期將滿，英官方命將此帖與同時押之王獻之《中秋帖》，即轉倫敦。我方知之，請於政務院，趁尚未滿期，以香港幣不到五十萬元，將二帖贖回，已到北京，今在故宮陳列。」瑨貴妃是同治皇帝的貴妃，卒於1933年。故知《伯遠帖》售於郭葆昌的年代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左右。又，梁啟超曾以千金（一千銀圓）購藏一部《淳化閣帖》，穠厚異於常本，翁方綱題曰宋游相藏本，帖後有明人題跋與翁氏三跋，翁謂「宋拓第一」。傳此帖為湘中徐壽蘅舊藏。梁氏初得時甚為珍視，後漸知其非。鑒定家定為明代晉王府《寶賢堂帖》初拓本，改充《淳化閣帖》，故實為明刻明拓之本。明清兩季多有將《寶賢堂帖》或肅王府翻刻《淳化閣帖》，偽充宋拓本《淳化閣帖》，即擅鑒名家亦無不「走眼」失察。在《帖考》中有許多此方面的掌故記述，在略顯繁瑣的論證中，時常讓讀者有一種閱讀的愉悅感。
林先生好友余紹宋曾在其《日記》中說過：「看貼較看碑為難，看碑只須照前人所記殘缺與否，一較便可審其新舊。帖則不然，縱舊刻亦有美惡。可何者為美？何者為惡？則非心領神會不能知之，亦難以言語形容也。帖學為近人所不道，其實甚深奧，今人畏難，便一筆抹煞耳。」又云：「近人動以帖中誤刻為帖學之病，不免皮相之見。」
碑帖學研究是需具備有相當的文史和文獻功力的一門專業性極強的學問，它自古以來就是極少數頂級文化精英們才能夠涉足的領域。而僅能辨識碑帖之真偽或優劣，只不過是碑帖商估之技能。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從事碑帖和金石研究的學者僅有一千三百餘人（清代近千人），而其中頂級學者最多也就一二百人。如將林志鈞先生列入這一二百位頂級學者之中，應該沒有多大的疑義。因為他傳名後世和嘉惠後學者，正是這部未完成的遺稿《帖考》。前輩學識人品，山高水長，令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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