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王雪濤生平最大的一件作品《百卉圖》！
《百卉圖》以靈動率意的筆法，刻畫了包括牡丹、白玉蘭、芍藥、梅花等在內的70餘種花卉，所寫花卉總量近百。王雪濤盛年時期繪畫功力的成熟，及其寫生所涉獵的品類之豐裕，亦可從這件作品得到最好的詮釋和明證。
王雪濤，原名庭鈞，字曉封，號遲園。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生於河北成安縣，1982年逝於北京，終年80歲。1922年考入北京美術學校（後改稱國立北平藝專），拜師齊白石、王雲（夢白）等。先後任教於國立京師大學校、國立北平大學、京華美專、北華美專和國立北平藝專等，1949年參與組織「新國畫研究會」（後更名「北京中國畫研究會」），1954年參與籌建北京中國畫院，先後任院務委員、院長。一生從事小寫意花鳥畫創作、研究與教學，長於描繪花鳥世界的活潑生氣，更是國內最早一批接受新式美術教育的國畫家之一，在傳統畫法與現代畫法的結合方面獨樹一幟，在中國近現代小寫意花鳥畫史上具有開拓意義。
作畫中的王雪濤
從目前現存的畫作題跋中可知，王雪濤的繪畫才能在20歲左右即受到同時代大家的認可。如其22歲（1924年）所作《白菜圖》，齊白石題跋「墨海靈光五彩妍」；1933年，王夢白為王雪濤十二開冊頁題籤「雪濤墨妙」；在其臨白陽山人的《墨花蔬卷》（1934年）上，周肇祥題卷首「白陽遺韻」，齊白石題跋中更有：「得其筆資秀雅者惟吾賢」「其人品足可重，不獨工摹此卷也」云云。同年，在其所作《雙勾設色花鳥卷》上，齊白石更是欣然題道：「藍已青矣」，足見齊白石對其的賞識。
王雪濤 百卉圖
手卷 設色紙本
辛卯（1951年）作
畫：34×2783 cm
題跋：：24×237 cm
《百卉圖》，34cm × 2783cm，紙本，水墨設色，1948-1951年作於北平（北京）。畫末左上題：「辛卯穀雨寫此卷。立秋日始成。花卉約百種。長約十丈。生平以此卷為最矣。雪濤時居燕市之西城。」鈐白文方印「王雪濤印」、朱文方印「立寒廬」。
據藏家說，該作於1960年代「文革」中以「四舊」被查抄，1980年代落實返還政策時由藏家逄錫九夫人王雪倩女士，由北京市文物局尋回。陳半丁所題引首「百花齊放」和王雪濤為逄錫九所題上款均被損毀。筆者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此件曾遺失20年的《百卉圖》，至今尚未進入學術研究視野和藝術市場中，故而目前未有畫冊著錄。
百 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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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卷以靈動率意的筆法，刻畫了包括牡丹、白玉蘭、紫薇花、月季花、蘭花、芍藥、紫藤、梨花、凌霄花、十樣錦、夾竹桃、杜鵑花、迎春花、桃花、紫玉蘭、丁香花、鳶尾花、金絲桃花、不死花、蒲公英、萱草、油菜花、蜀葵花、虞美人、荷花、菖蒲、紅蓼、淡竹葉花、鳳仙花、石榴花、雞冠花、夜來香、靈芝、雁來紅、牽牛花、桑葚花、桔梗花、玉簪花、桂花、矢車菊、向日葵、木槿花、山丹丹花、茉莉花、菊花、美人蕉、慈姑花、南天竺花、山茶花、水仙花、仙人掌花、梅花等在內的70餘種花卉，所寫花卉總量近百。如此多樣的題材樣式並置於同一作品中，其體量和豐富性，無論是王氏個人還是整個花鳥畫史上，均屬難得。而王雪濤盛年時期繪畫功力的成熟，及其寫生所涉獵的品類之豐裕，亦可從這件作品得到最好的詮釋和明證。
王雪濤 百卉圖（局部）
該卷創作之時，與王雪濤和逄錫九時相往來的魏隱儒（1916-1993年，中國近現代書畫家、古籍版本學家）曾目睹其創作過程。1987年，再見此散佚20餘年的大作，魏隱儒大有「如逢故友」之慨，特作長跋誌其創作與流轉：
四十年代余致力於書畫習作較勤，撿其稱意者輒在北京中山公園董事會和基督教青年會舉行書畫展覽，以就正於方家和社會賢達，並與諸同好者結翰墨緣。
錫九雪倩夙喜水墨丹青，以之陶情怡性。蒙友人陳公自強之介，得以相識，並延為西席，互相切磋研習書畫，久之成為契友。錫九當時生活寬裕，對時賢書畫大力渴求，並宴請諸名家為之書畫留念。王雪濤、徐燕蓀、曹克家、吳伯康、吳仲康、周元亮諸公皆座上常客，畫軸條幅懸諸廳堂，卷冊單片實諸箱籠。為作畫尤多者，雪濤先生也。小品不計其數，其最精而長者為此百卉圖，於解放前後費時近一年始成，雪濤先生自以為生平之代表作，即邀友朋觀賞，皆讚不絕口。長約十丈，惜於動亂中，所藏皆以四舊被查抄盪盡，數年不知下落。經雪倩費勁百般周折，幸將此卷由北京市文物局落實政策返還，今觀之如逢故友，美中不足在陳半丁老人護首題字百花齊放被撕掉。中國文化慘遭此史無前例之劫難， 感慨萬千，援筆略識數語。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隱儒於京華之興化西里。
題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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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王雪濤落款雖為「辛卯」年（1951年），但雪倩女士稱，實際該作主要作於1948年，轉年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即和平解放，時局動蕩之中暫時擱筆，再於1951年補筆落款完成。此說法與魏氏題跋中之「於解放前後費時近一年始成」一致，可以解釋該作品創作時間上的出入問題，並基本可以確定此作的創作時間為1948-1951年，主體完成於建國前，可以看作王氏建國前的代表作。
建國後直至「文革」，王雪濤的繪畫在中西與古今的雙向維度中，均有所涉獵和借鑒，進入創作成熟期，又正值盛年，在體力和精力的雙重保證下，創作頗豐。然而，他卻用「生平以此卷為最」來定位這件作品，足見其自我定位和認知。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此作在其整個藝術生涯中，的確具有極強的特殊性。
▌首先，創作方式的特殊性。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不願與日偽合作的王雪濤，辭去國立北平藝專教職深居家中，從事作品售賣、繪畫研究和個人教學工作，直至建國。然禍福總相依，1937年至1949年，鬻藝為生的十幾年，雖是中華大地滿目瘡痍的戰事紛亂之期，但此時王雪濤身份轉變為單純的職業畫家，得以有更為充裕的時間和精力浸淫到藝術的積累中，反而成就了他在此間的韜光養晦。
1944年，動蕩的社會時局，致使像王雪濤一樣以賣畫為生的畫家，更因書畫市場的蕭條而愈加遭遇生存的困境。高居翰（美）著《畫家生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一書中，曾列舉書畫買家買畫付款的方式之一是盛情款待寓居畫家，「畫家通常為職業畫家，他在某段時期內住在贊助人家，成為家中一員，贊助人期望他製作圖畫，經常是些耗時費力的類型，並且需遵循主人的旨意。」「董其昌在1616年房屋被暴民劫掠焚毀之後，就這樣住進了同情他的朋友們家中——他最為感人的作品當中，有幾幅即出自這一時期，這些畫說不定便是為了回報那些人的深情厚誼。」
當年樂善好施的京城富賈逄錫九喜愛書畫，自身也擅作花鳥畫，並與北京畫壇陳半丁、王雪濤、溥心畬、李苦禪、徐燕蓀、曹克家、魏隱儒等名家往來甚密。其時生計困難的畫家如曹克家、王雪濤等，與其亦師亦友，教授其繪畫，同時接受他提供的生活幫助。
王雪濤《百卉圖》的創作條件類似高居翰所描繪的情況。作品的整個繪製過程，均在逄錫九家完成（此時王雪濤雖接受逄錫九贊助，但並未寓居逄家）。在中國畫史上，大約自宋初以來，即有畫家於贊助人家中接受款待或寓居創作的傳統，只是往往在創作上會受到贊助人喜好的束縛。這一點，《百卉圖》的創作過程有所不同。藏家（贊助人逄錫九）並未在題材上對王雪濤有特定的限制和約束，而是給予了充分的創作自由。相對寬鬆無憂的創作環境，也是該作呈現出較高水準的重要因素。
1952年的逄錫九在逄宅前，百花齊放長卷在此處完成
據雪倩女士描述：「當時王雪濤到家裡來，也會一起吃飯、喝酒。我家外面有一客廳，有時他累了，也會在那兒休息。」逄錫九兒子逄小威回憶與父親的對話，稱父親在當時交往的眾畫家中，對王雪濤的花鳥畫最為欣賞。或許我們也可如高居翰那般判斷，因與贊助人良好的關係，《百卉圖》的高水準，亦是為了回報贊助人的深情厚誼。
50年代藏家逄錫九一家
▌其次，藝術水準的特殊性。
郎紹君曾分析，上世紀30至40年代，王雪濤作品多水墨淡色，秀勁而清雅，可以明顯看出新羅（華嵒）與王雲的影響。的確，此時的王雪濤處在深入取益研究傳統繪畫的階段，先後擬法臨摹了多幅形制類似《百卉圖》的作品。如《擬陳孔彰花卉卷》（1946年）、《墨池春滿》（1947年）等。但較《擬陳孔彰花卉卷》和《墨池春滿》兩幅墨筆長卷更為難得的是，《百卉圖》不僅體量更大，且全卷為面貌清麗的設色作品。1922年，初入北平國立藝專時，王雪濤所學為西畫科，後轉入國畫科，具有西畫基礎的他，對色彩的關注和研究是貫穿其創作生涯始終的。
《百卉圖》傾向於小寫意花鳥畫家的日課，具有畫譜的意義。單純以花卉為題材的整幅長卷，氣息既統一，又有不同題材各自的獨立性。表明此時王雪濤對多種花卉題材進行了有意識地深度研究、訓練和積累。
尚輝在「墨海靈光——王雪濤花鳥畫精品回顧展」研討會發言中也曾指出：「王雪濤早年從徐青藤和八大那裡學習了以帖入畫的方法，這種以草書用筆描繪花鳥的方式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王雪濤先生把碑學和帖學用筆的傳統保持了下來，這一點可能是20世紀花鳥畫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細觀《百卉圖》，可見其用筆圓轉輕鬆，長線條居多，多是中鋒和側鋒交互運用的書法用筆，且運筆嚴謹、到位。作品中的線條較為圓厚，透出了大篆和隸書的筆意。而枯筆與漲墨的對比，所形成的墨色的層次感，使得線條非常入紙，不輕佻。從線條的提按變化，每一筆所形成的枯實、濃淡的墨色變化里，可以看到作品線條內在及筆法中包含的內容。
例如，上圖所示的枝條，可以明顯看到線條的起筆、收筆、頓筆；線條中段調鋒時的中側鋒並用；乾枯筆轉換時的筆斷意連。其他較短的線條中，也可以清晰的看到用筆中包含的回鋒和露鋒。
同時，該作品用色多溫潤、柔和，作品整體面貌呈現出精整沉靜之氣。
可以說，《百卉圖》不論用筆、用色，還是章法布白均周全精緻，畫面筆意靈動純熟，色彩濃淡相宜，成就了全卷古雅舒寧的格調。傾注了作者內心的閑靜，寓意高遠潔凈。看來，王雪濤自詡生平以該作為最，絕非虛言了。在王雪濤的藝術創作生涯中，無論是從著意於取法傳統的鑽研和相對單純的藝術創作背景及訴求，還是僅僅從作品體量上看，再沒有哪一幅作品超過《百卉圖》，實為「王雪濤第一之作」。
隨著創作環境的不斷變化，王雪濤藝術面貌逐漸轉變，這種前行更多地受到了建國後主流意識形態對文藝創作的強勢引導，受到對於傳統繪畫全新審美評價標準和價值訴求的左右。他和同時期的絕大多數傳統畫家一樣，不管有多少無奈與被動，必須順勢而為。
比如，此時對「百花」題材的創作，是由毛澤東「百花齊放」的文藝政策發展而來。到「大躍進」時期，郭沫若的「百花詩」又為「花卉創作」賦予了一種社會主義的合法性。王雪濤也曾於1977年元旦和1978年春兩次創作《百花齊放》，雖均成為其晚年的代表作，但這兩幅作品的整體面貌，無論是題材、圖式還是色彩，皆與《百卉圖》有絕大不同，多了方折之筆，且用線由長線代之為中短線，用色多為石色，雖有老辣之勁，卻也不免粗疏而少情韻。
誠如曾觀摩過《百卉圖》的吳冠中、郎紹君、陳履生、陳岩等名家一致評價的那樣，這一作品的出現，足以讓大家重新審視和定位王雪濤！
來源：當代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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