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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春秋:中國的「第三種文化」與「諾獎嘉年華」

《第三種文化》原版與海南社中譯本封面

撰文|劉 鈍(中國科技大學人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

責編|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第三種文化」

英國人斯諾(C.P.Snow,1905-1980)提出那個著名的「兩種文化」論題之後,又在1963年的《再看兩種文化》中預言,融合二者特點的「第三種文化」即將到來,吉兆已經顯現在美國頂尖大學的教育理念上——「在美國的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世界級的科學家給非科學專業的學生上課;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大學,理科學生接受嚴肅的人文教育。」不過不要說他沒有看到這種理念獲得全社會認可的一天,就是到了2018年來臨的今日,「兩種文化」的割裂依然存在且遠無彌合的跡象。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無視一些有識之士的努力,例如上述西方名校對大學生綜合素質養成的重視。1995年由美國邊緣基金會(Edge Foundation)創始人、科學編輯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組織一批頂尖科學家撰稿編輯而成的《第三種文化》則是另一個醒目事件:作者們繞過不那麼專業的寫手而直接面向公眾,講述自己熟悉的科學故事。

由於特殊的國情與社會環境(國家任務緊迫、體制內分工的需要,評價機制的導向作用等),過去中國的一流科學家往往不擅長或不屑於直接面向公眾,上個世紀50年代推行的高校院系調整無形中助長了學科割據的趨勢,因此較難出現彭羅斯(Roger Penrose)或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那樣的科學寫手和他們筆下那種生動活潑而又緊貼科學前沿的作品。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否定50-60年代畢業於中國高校的廣大科技工作者,他們中的佼佼者在艱苦條件下做出的努力尤其令人尊敬,具體的事例則不在本文論述範圍。


集結號

「第三種文化」在中國的缺位近年來有了可喜的改觀,主要的動力有二:一是一群有資質的中青年科學才俊自覺加入到科學寫作的行列;二是以微信公眾號為中堅的新媒體極大拓展了科學傳播的途徑,開通了科學愛好者與一線科學家對話的渠道,也提升了公眾理解科學的速度。

就前者而言,主力軍是改革開放後在國外名校學習並獲得一定學術地位的科學家們,他們中的多數已經全職回國,還有些在海外工作但與國內科研教育單位保持著密切聯繫。如同聽到集結號一般,眾多學有所專的「海歸」集體發聲,為中國的科學文化帶來一股清新氣息。比起前輩科學家,「海歸」們更為幸運——他們中絕大多數的高等教育未曾因政治運動而中斷,繼而又受到先進的素質教育理念之浸染,具備與國際科技前沿同行直接溝通的條件。再則,還有不少人具有良好的人文素養和開闊的視野,因此能夠把深奧的科學問題用生動活潑的文字表達出來。筆者知識背景有限,以下列出的僅僅是進入個人閱讀視野而留下深刻印象的若干代表(排名不分先後):

李淼:中山大學天文與空間研究院

曹則賢: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張首晟:斯坦福大學物理系

文小剛: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

蔡天新:浙江大學數學系

張雙南: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邢志忠: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鄭永春:中科院國家天文台

顧險峰: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數學系

吳建永:喬治城大學神經科學系

張天蓉: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理論物理博士,科普作家

王立銘: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盧昌海: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博士,科普作家

饒毅: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施郁:復旦大學物理系

至於後者,最引人注目的當是饒毅、魯白、謝宇三位科學家主編的《知識分子》。至2017年底,該刊訂閱戶已逾77萬,當年微信與第三方平台的總閱讀量達4900萬人次,微博訂閱用戶突破50萬,總閱讀量則再次超過1億,誠為當今中國知識界最為青睞的一份微刊。其他在科學文化領域影響較大的微信公眾號及主辦者還有(排名亦不分先後):

《知社學術圈》(zhishexueshuquan,知社學人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果殼科學人》(scientific -guokr,北京果殼互動科技傳媒有限公司)

《科學加》(SciTech+,北京科技報社微博)

《DeepTech深科技》(mit-tr,上海驪翰科技諮詢有限公司)

《Nature自然科研》(Nature-Research,麥克米倫信息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環球科學》(huanqiukexue,《科學美國人》獨家授權中文版雜誌微信號)

《超級數學建模》(supermodeling,廣州數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機器之心》(almostthuman2014,機器之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科學大院》(kexuedayuan,中國科學院官方科普平台)

此外,中科院高能所(casihep)、物理所(cas-iop)、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cpsjournals)的官方微信公號也頗精彩。這裡再強調一次,同樣限於個人有限的視野,以上只是筆者自己關注的部分公眾號。

兩台引擎合力發動的結果就是科學越來越引起公眾的興趣,過去只在科學共同體內討論的事情如今成了大眾關注的議題。以近期上演的大戲而論,就有關於是否要建造超級對撞機(CEPC-SppC)的討論、關於大型紅外光學望遠鏡(LOT)的技術路線之爭、關於陰陽五行是否應該寫入《中國公民科學素養基準》的辯論、對西湖大學與未來科學獎的關注、屠呦呦獲獎與「五二三」項目的集體貢獻等;而每年10月上旬三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揭曉,原本是少數科學家關注的節目,現在成了萬眾矚目的「吃瓜」嘉年華。


饒毅:說書還是算命?

2017年10月2日,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剛一宣布,《知識分子》就刊出北京大學饒毅的長文「勇氣和運氣:生物鐘的分子研究」,文中不但提到了三位獲獎者的名字和他們在1980年代的工作,如「兩個團隊競爭克隆果蠅的per基因:洛克菲勒大學的Michael Young(楊邁克);Brandeis大學的Jeffrey Hall(霍爾)與Michael Rosbash(羅斯巴希)」,而且對人類認識有機體生理節律的整個歷史進程,以及不同實驗室和眾多科學家的貢獻作了詳細的梳理。以致有網友驚呼「這是應該說《知識分子》反應太快了,還是饒老師預測得太准了?」其實按照饒毅自己的供詞,「本文起源於授課,文字始於2014年10月6日,繼續於2015和2016年10月,第一稿完成於2017年10月1日,10月2日部分修改」,也就是說此文4年前就開始醞釀,只是在一個節骨眼上適時地定稿發出而已。

饒毅對諾獎級成果的判斷不止於此,2004年《科學文化評論》發表了他的「二十一項值得獲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工作及科學家」,編者按中寫道:

本文寫於2002年10月諾貝爾獎公布前一天,到2004年10月止,每年都有所列項目獲獎,如第2項的Bob Horvitz和第15項的Sydney Brenner已於2002年獲醫學或生理學獎,第5項的Roderick MacKinnon獲2003年的化學獎,第16項的核磁共振成象部分獲2003年醫學或生理學獎(原文未提具體人名),第13項的Aaron Ciechanover 和 Avram Hershko獲2004年的化學獎。不過,作者強調,他不是預計得獎,而是列出他認為值得得獎的研究工作。

饒毅自己則說:「醫學常有一些和臨床有關的不容易預計,基礎的多半大家公認,但是有時也出大家意外的,所以只可以列一個不全面的單子,這些人和工作在2002年10月6日前已經值得得獎,但是還沒有得,由這個名單的長度也可以知道,因為這些突出工作的數量也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都得獎。」他還謙虛地說,這樣的預測不是特別難,有能力做出判斷的人很多,因為這只是評價已經做出來的研究,對未來的研究領域和方向做出準確估計才是真正的難題。

到目前為止,饒毅名單上已有12項工作獲得諾獎(其中三項為化學獎,余為生理學或醫學獎),除了上面提到的第2、5、13、15、16等五項之外,還有以下七項(破折號前為饒毅原文,破折號後為獲獎情況):

第1項:「Mario Capecchi(美國猶他大學),發明基因剔除技術,可能和其他一兩個做基因剔除(Oliver Smithies)或轉基因動物的人合得。」——2007年此二人與英國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共享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第3項:「基因調控的機理,發現第一個轉錄因子:原核細胞(細菌)的lamda抑制子」——2006年美國羅傑?柯恩伯格(Roger David Kornberg)因其對真核轉錄的分子基礎之研究獲化學獎。

第4項:「Elizabeth Blackburn (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和Carol Greider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端粒子和端粒酶(對染色體的保護作用)。」——前一位布萊克本因在該領域的貢獻與格雷德(Carol Greider)和邵斯塔克(Jack William Szostak)一道獲得200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第8項:「Roger Y.Tsien 錢永健(美國聖迭哥加州大學)……發明測定活細胞內分子的新方法,Tsien發明鈣染料,Prasher發現綠色熒光蛋白GFP。」——錢永健與另外兩名科學家、日本下村修以及美國查爾菲(Martin Chalfie),因發現和研究綠色熒光蛋白獲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

第10項:「John Gurdon(英國劍橋大學)……60年代第一個用成體細胞核成功克隆動物(蛙)」——與日本山中伸彌因發現成熟細胞可被重寫成多功能細胞以及細胞核重新編程技術,而獲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第17項:「Luc Montagnier(法國)、Robert C. Gallo(美國),發現愛滋病毒。」——前一人與法國Fran?oise Barré-Sinoussi、德國Harald zur Hausen因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而獲20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第21項:「RNA干擾,不一定會在近年發獎,可能等機理進一步搞清,但是發獎時會包括發現RNA干擾現象的人,有三個重要的候選人,如果不包括機理,就是他們,如果包括機理,那麼只能在這三個裡面選一兩個加上以後發現RNAi機理最重要的人。Ken Kemphues(美國康乃爾大學),Andy Fire (美國卡內基研究所),Craig Mello(美國麻州大學)。」——以上三人中的後兩位,法厄(Fire)與梅洛(Mello),因發現RNA干擾,即雙鏈RNA引發的基因沉默現象而獲得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8年後,饒毅又寫了一篇博文「我的名單差不多要過時了」,重申自己的初衷「不是預測諾貝爾獎,而是評價值得得獎的工作」。他將那份名單中的項目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今後還可能獲獎的項目,第二類是2002年以後獲獎的項目,第三類是當初就知道不可能獲獎而只是強調其重要性而列入的項目,第四類是做出工作的科學家於2002年之後去世而不再可能獲獎的項目。

總體來說,饒毅提到的21項工作中有12項中鵠(其中有2項中獎但獲獎人並非饒毅名單上所提之人),比率超過50%。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據稱以專業智能信息提供商為職志的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公司,每年都對諾獎得主進行預測,同期進入名單的約120人中只有19人獲獎。

還有人說饒毅是屠呦呦獲獎的主要推手,對此他似乎並不認可,而強調只是做了點科學史方面的工作。據我所知,饒毅早在2001年前後就有意對中國醫藥學中若干原創性工作進行研究,只是苦於分身無術,希望能指導一兩個對科學史有興趣的年輕人去做,也曾嘗試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生。2011年,他與黎潤紅、張大慶合作撰寫的「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同時在《科學文化評論》和他自己的博客發表,揭示了「(1970年代早期)兩位年輕的研究者屠呦呦和張亭棟,分別在發現抗瘧新葯青蒿素和揭示砒霜化學成分三氧化二砷對白血病的治療作用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關於青蒿素的研製經過,作者們也呼籲:「我們希望其他歷史學工作者進行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讓人們知道『523任務』組織者和其他主要貢獻者的工作。」

可以肯定,饒毅等人研究和書寫這段歷史時,沒想到要推出一個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來。網路小編一度誤稱該文發表在《中國科學》上,以訛傳訛,還被一些想當然的人採信,流播至今未見更正。試想一下,以《中國科學》高大上的審稿標準,怎會在屠呦呦還默默無聞的時候發表一篇申揚中藥功效的文章?將這一小插曲作為科學社會學的案例分析一下是頗有趣的。

饒毅向屠呦呦獲獎表示祝賀,2015年10月6日 圖片來源:北大微信公眾號

若干年前中國科學院路甬祥院長來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考察,建議我們也要做些前瞻性的工作,嘗試開展具有歷史底蘊的科技戰略研究。記得有的同事對此感到困惑,戲稱「本來是說書的偏要去算命」。不過時至今日,我仍認為老院長的意見是很有見地的,只是我們沒能很好貫徹執行,主要還是能力不逮吧。回過頭來講,中國的專業科學技術史研究,如果有像饒毅一樣具有歷史眼光和人文情懷的科學家加盟,其氣象將大為改觀。科學網上一條評論提到饒毅成功的原因,「是基於對生命科學領域動態的深入了解,對學科發展趨勢的正確理解,對科學貢獻的正確評價,這些都是基於學識的」,信然。

當然,饒毅不是柳敬亭也不是劉伯溫,他是科學家兼網路大咖但不是預言家和大神。在我看來,他的缺點與優點似乎共生:出手快寫得多而文字不夠考究,觀點鮮明但個別判斷操之過急。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誠心合作,方是中國當代文化事業的大幸。


施郁:引力波獵手

2017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幾乎毫無懸念地頒發了探索引力波的功臣,揭曉前後各種媒體也熱炒了一番。對於普通公眾來說,下面這個故事簡直太神奇了:

13億年前,宇宙中有兩個黑洞相互碰撞,而且併合成一個大黑洞,發出引力波。引力波以光速向四周傳播,經過13億年在各個方向的長途跋涉,於2015年9月14日穿過誕生於45億年前的地球。

2002年,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縮寫LIGO)開始工作,13年後探測到代號為GW150914的引力波。事實上,在這個引力波到達兩天前,升級後的LIGO剛開始工作,9月14日恰好捕捉到它,這是人類第一次直接探測到引力波。

以上文字,不是出自蔡森(Eric Chaisson,美國天體物理學家,著有《進化的史詩:宇宙的七個階段》)和布朗(Cynthia Brown,美國歷史學家,《大歷史和小世界:從大爆炸至今》等書的作者)的大歷史敘事,而是復旦大學施郁為「復旦-中值科學獎」新聞發布會所作科普介紹的開場白,時在2017年9月22日,而該獎項的三位榮膺者11天後在斯德哥爾摩成為諾貝爾物理獎新科得主。

這篇以「三位引力波獵手」冠名的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引力波問題的由來、其物理意義以及捕捉引力波的曲折歷程,對三位獲獎人韋斯(Rainer Weiss)、索恩(Kip Stephen Thorne)和巴里什(Barry C.Barish)、以及眾多先驅的貢獻都有中肯到位的評價,是所有介紹當年諾貝爾物理獎的中文文章中最出彩的一篇,時間上可能也是最早(就資料詳備與論述準確而言)。後來,特別是諾獎揭曉之後,一些官媒、單位公號以及個人對其加以引用(或輾轉相引),許多作者都未交代來源,詳情可看施郁的博文「我9月22日的引力波文章被廣泛抄襲」。

關於引力波、愛因斯坦和廣義相對論,施郁還有多篇文章,不過我個人最欣賞的不是他準確預測物理獎項目與得主的文字,而是一篇雖沒有完全言中但透著機靈智慧的文章——2017年9月30日推出的「引力波得諾貝爾獎?可能還有位神秘人物來分享?」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去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公布前,我認為不會授予當年2月宣布的引力波的發現,而是會授予凝聚態物理中的拓撲方向。今年年初,我在某個演講中說引力波的直接探測將獲得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至於授予何人,作者認為對LIGO直接探測到引力波做出最大理論貢獻有三個人,那就是最早提出用激光干涉儀探測引力波並作雜訊分析的韋斯、對引力波探測與LIGO作了很多理論研究的索恩,還有對激光干涉儀的穩定性作出重要貢獻的德雷弗(Ronald Drever);但是後者不幸於半年前去世,而諾貝爾獎最多可以授給三個在世的人,擺在諾獎評獎委員們面前的問題是:第三個機會是放棄還是頒給別的什麼人?

施郁寫道:「我覺得都不會。」「我覺得第三個獲獎者可能是」……在一連25個分行排列的省略號後,文中陡然跳出一個熟悉的名字:

「斯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看到這裡我不禁拍案叫絕,當即在微信留言中稱讚這是「迄今所見最大膽最具建設性的諾獎預言」。

本文作者當日留言 圖片來源:施郁微信朋友圈

說「大膽」是因為出其不意,說「具建設性」是因為言之有理。此時距離公布頒獎還有4天,自己雖然點了贊,卻很懷疑諾獎委員會的要人們會把桂冠戴在這位身殘志堅的理論物理學家頭上,甚至懷疑施郁有特殊的渠道獲得點滴信息。事後琢磨,施郁在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他自己也未必相信手握投票大權的委員們能有同樣見識。這篇文章更多表達的是他本人對理論的偏好和學術品味,也可以看成是給諾貝爾物理獎提名委員會的一份上好建議。

的確,儘管聲名顯赫,霍金還未曾問鼎諾獎。長久以來,物理學界都承認他對引力和宇宙學貢獻非凡,只是很難得到實驗證實。引力波的探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用施郁的話來講——「廣義相對論、黑洞和引力波的一系列理論工作,包括軸對稱證明、面積不減定理、黑洞碰撞產生的引力波能量上限」,這些都與霍金的工作密切相關。況且75歲的霍金健康狀況一直不好,錯過為引力波頒獎,以後恐怕再也沒有合適的機會了。

2017年諾貝爾物理獎揭曉瞬間,下方居中者為瑞典皇家科學院秘書長漢松(Goran K.Hansson),上方屏幕顯示獲獎人從左到右為韋斯(獲得一半獎金)、巴里什與索恩(後兩人分享另一半獎金) 攝影:Jessica Gow

10月3日,2017年諾貝爾物理獎揭曉,韋斯與索恩眾望所歸上榜,第三個機會給了「建立LIGO國際科學合作」的團隊組織者巴里什,以致有人說「歷史上第一次,諾貝爾獎頒給了一位傑出的『科學經理人』」。施郁也於當天發表博文「引力波打開了觀測宇宙的一個新窗口」,縱論引力波對未來世界的影響,指出其「意義不僅在於直接驗證廣義相對論預言的引力波的存在,還在於開啟了對強引力以及黑洞的直接觀測,打開了認識宇宙的一個新窗口」。

當天施郁還寫下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按照這趨勢,大佬有機會跨界得諾獎,比如凝聚態專家說不定也可出現因引力或高能物理得諾獎的,做領導的吸引力增加了,支持對撞機的人也許也會增多。

當然施郁並不否認巴里什的巨大貢獻,只是他個人的品味更傾向于欣賞理論方面的成就而已。另一方面,諾貝爾獎委員會沒有看到施郁的建議,即使看到了估計也很難採納,他們的選項太多;要不是德雷弗早一步升仙,他們肯定會因是否將第三個機會給巴里什而感到糾結。而類似狹義相對論與廣義相對論未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缺憾,也許還會在這個科學最高獎的歷史上重現。


冷凍電鏡獲獎:觀念還是工具?

前面兩節文字,可以用「眼光」和「品位」這兩個主題詞概括,它們分別由饒毅和施郁對諾獎的判斷期許所代表。這一節的主題詞是「工具」,但不專註於某個具體的人。

2017年10月4日,諾獎委員會宣布,將當年的化學獎授予瑞士的杜波切特(Jacques Dubochet)、美國的弗蘭克(Joachim Frank)和英國的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以表彰他們在冷凍電子顯微鏡技術方面的卓越貢獻。

這一結果有些出人意料。首先,三位獲獎者都不是傳統意義的化學家:杜波什與弗蘭克是生物物理學家,亨德森是分子生物學家;其次,他們獲獎的理由是對科學儀器和相關技術的重大突破。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成像中心首席科學家孫飛是最有資格評論這一成果的專家之一,他在題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冷凍電鏡或催生更多重量級成果」的文章中,介紹了這一技術發展的歷程及未來前景,宣稱「生物高解析度冷凍電子顯微成像技術為科學家們深入了解生物大分子的結構、工作原理和相互作用提供了尖刀利器,未來將極大推動分子生命科學的進步。」在這篇文章中,孫飛還提到「我國科學家在這一場冷凍電鏡技術革命浪潮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特別以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為代表。」

其實因科學設備或技術手段的突破而榮獲諾貝爾獎的事例多不勝數,就此而言,巴里什躋身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之列也算實至名歸。走筆至此,不禁想起一位重量級的科學寫手、美國理論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Dyson)關於「兩種科學革命」的論述來。

1997年春天,戴森應邀在紐約市立圖書館對公眾作了一系列科學演講,全部演講稿後來以《太陽、基因組與互聯網》(The Sun, the Genome, and the Internet)為名結集出版,其副標題則是《科學革命的工具》(Tool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他在第一篇演講中宣稱:

科學發源於兩種古老傳統的融合,開始於古希臘的哲學思索的傳統與甚至開始得更早、而在中世紀歐洲繁榮起來的工藝技術的傳統。哲學給科學提供概念,而工藝技術則提供工具。

從「哲學思索」與「工藝技術」這兩種不同的傳統出發,戴森界定了兩種科學革命:

有些科學革命產生於用於觀察自然的新工具的發明,而另一些科學革命則產生於用來理解自然的新概念的發展。

大多數新近的科學革命都是工具驅動的,像生物學裡的雙螺旋革命與天文學裡的大爆炸革命。

更準確地講,雙螺旋革命與大爆炸革命是由觀念與工具共同驅動的,戴森在這裡不過是要強調容易被人忽視的工具層面的作用而已。

戴森與他的演講集中文譯本 戴森像來源:維基百科

戴森講的「科學革命」,並不等同於科學史家庫恩(Thomas Kuhn)揭示的大寫的「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他的觀點可以借來分析諾貝爾獎的成果,下面三張表是最近8年諾貝爾科學獎的一覽。表中將獲獎項目的驅動力分為三類:T(tool)代表主要由工具(或實驗)驅動,I(idea)代表主要由觀念(或理論)驅動,I/T代表觀念與工具共同驅動。當然這是一個非常粗糙的劃分,有些項目確實很難歸類。

表一 諾貝爾物理學獎(2010-2017)

表二 諾貝爾化學獎(2010-2017)

表三 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2010-2017)

在全部24個項目中,主要由工具驅動的有8項,主要由觀念驅動的有2項,由二者共同驅動有14項。如果再上溯20年,結果可能也不會相差很多。

2002年,我在一篇紀念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40周年的小文中曾經引述戴森的觀點,該文最後寫道:

展望21世紀的科學,新科學革命的前奏很可能已經悄然降臨我們身邊,而在那些最有可能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地方,如信息、生命、能源、材料、空間等領域,新工具的出現必將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在新的科學革命浪潮來臨的時候,中國科學家是成為屹立浪尖的弄潮兒,還是隨波逐流充當一個二等角色呢?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科技決策者,以及科學史、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者們,與其用大量的時間去討論何時能夠拿到一個諾貝爾獎,還不如跟隨戴森、蓋里森們去作一次艱苦的思想旅行,從而認真地考慮一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們這個有著「工藝技術」傳統的民族是否能夠抓住機會實現科學與技術的真正騰飛。

參考文獻:

斯諾,C.P.2003.兩種文化.陳克堅、秦小虎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布羅克曼,J.2003.第三種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徑.呂芳譯.海口:海南出版社.

饒毅.勇氣和運氣:生物鐘的分子研究. 知識分子.2017-10-02.

饒毅.2004.二十一項值得獲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工作及科學家. 科學文化評論.第1卷第6期.頁75-78.

饒毅.2010.我的名單差不多要過時了.財新網博客.2010-10-06.

饒毅/黎潤紅/張大慶. 2011. 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 科學文化評論. 第8卷第4期.頁27-44.

施郁. 三位引力波獵手,獲第二屆「復旦-中值科學獎」.知識分子.2017-09-22.

施郁.引力波得諾貝爾獎?可能還有位神秘人物來分享?果殼科學人.2017-09-30.

施郁.引力波打開了觀測宇宙的一個新窗口.JIC書局客.2017-12-03.

劉辛味:歷史上第一次,諾貝爾獎頒給了一位傑出的「科學經理人」.科學加.2017-10-04.

孫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冷凍電鏡或催生更多重量級成果.科學加. 2017-10-06

戴森,F.2000.太陽、基因組與互聯網:科學革命的工具.覃方明譯.北京:三聯書店.

劉鈍.2002.另一種科學革命.中華讀書報.6月12日第24版。

本文主要內容曾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2017年會(11月25日,懷柔)宣讀

製版編輯: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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