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與禪宗（三）

編者

本文系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上午，南懷瑾教授應台灣孔孟學會邀請專題演講之講詞記錄。

宋明理學與禪宗（三）

南懷瑾

（五）宋儒的理學階段

第五個五百年，便是繼晚唐五代以後宋代儒家理學的興起。宋太祖的建國，正當西元九六〇年間的事。到了乾德五年（西元九六七年)便有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的記事。這個天文星象的變象，也就是後世一般人認為是感應宋初「文運當興」的象徵。因此認為宋初產生了理學的五大儒，就是「五星聚奎」的天象應運而生的。

到了宋仁宗景德年間（約當西元一〇〇〇年間)，儒家的理學大行，已有要取禪宗而代之的趨勢。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開始，道教也大為流行，一直影響了徽、欽北狩和高宗南渡的局面。在此同時可以注意的，便是西元一〇六八年間，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又想要恢復井田制度等的理想，因此宋代的黨禍和理學門戶之爭，便也在此時期揭開了序幕，這是中國文化學術史上一件非常遺憾，也許可以說是一件很有趣的史事。

可是在當此之前五百年間，禪宗的王氣將衰，到了這個五百年間，宋代五大儒的理學思想，崛然興起而替代了禪宗五家宗派的盛勢，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六）明代理學與王學的階段

第六個五百年，就是由宋儒朱熹、陸象山開始，經曆元、明而到王陽明理學的權威時期。朱熹生在建炎四年（西元一一三〇年)，卒於慶元六年（西元一二〇〇年)。陸象山生於紹興九年（西元一一三九年)，卒於紹熙三年（西元一一九二年)。朱熹的「道問學」和「集義之所生」的宗旨，和陸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離瑣碎的探索，便是中國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朱、陸思想異同之爭的一重學案。到了明代憲宗成化和嘉靖之間（約當西元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年間)，王陽明理學的思想大行，從此以後，中國文化思想的領域，大半都是陸、王的思想。

由此經明武宗而到萬曆，王學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終至有「聖人滿街走，賢人多於狗」之譏。理學到此，已勢成強弩之末，也與禪宗一樣，都有等分齊衰之慨了。

（七）清代經學與理學的階段

第七個五百年，就是清初諸大儒，如顧炎武、黃梨洲、顧習齋、李二曲等人，遭遇國亡家破之痛，鑒於明末諸儒「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迂疏空闊，大唱樸學務實，學以致用於事功的成就。一變明末理學的偏差，大有宋儒陳同甫、辛棄疾的風範。而且極力鼓吹民族正氣的良知，延續中華民族的正氣和中國文化的精神，因此影響直到清末而產生了國父孫先生的思想，如《建國方略》和《心理建設》等等，也可以說是承接顧炎武、黃梨洲之後而繼孔、孟儒家思想，融會古今中外的文化學術而構成簡明易曉的大成。

由清兵入關而到甲申建國的時期，也便是西元一六四四年間的事，從此自十九世紀的末期而到現在的二十世紀，我們的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又遭遇一個古今中外未有的巨變階段。理學的形式和禪宗的新姿態，似乎正在復活，它將與古今中外的洪流，有接流融會的趨勢。衡之歷史的先例，以及《易經》術數之學的證驗，很快的將來，新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必將又要重現於世界了。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以來，五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們這一代的青少年們，真需要發心立志，記住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訓，作為國家、為自己事業前途的準繩。

（待續）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簡體）： 南懷瑾先生著《中國文化泛言（增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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