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1975年同總理的談話最後一句話含義很深
來源 | 讀．黨史第２２輯《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頓》原文節選自《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作者 | 張廣友
原題《萬里訪談錄》
1979年夏,鄧小平同志和萬里在安徽黃山迎客松前合影.
寫人物傳記必須忠於事實，尊重歷史
張廣友（以下簡稱張）：這部書稿（即《改革風雲中的萬里》一書）經過多年的準備和一年多的寫作，初稿已基本完成，按有關部門的規定，現在送你審定。
萬里（以下簡稱萬）：審定什麼？寫不寫，寫什麼，那是你的事，『文責自負』嘛，為什麼要我來審？
張：有關部門規定，凡發表和出版涉及健在的領導人的作品，必須徵得本人同意。
萬：我過去是不同意寫我的，現在你已經寫出來了，我只好同意。我同意你寫，同意發，反正不是我要你寫的，我也不看了。
(張將送審報告給萬里看，說：「如果你同意，那就在上面劃個圈吧!」萬里在他的名字上划了圈。)
萬：現在有一些東西(指一些傳記、歷史作品)華而不實，過分誇張，甚至弄虛作假，嘩眾取寵。其目的無非是想多發行，好賺錢。結果脫離了事實，欺騙了讀者。失去了真實性，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價值。更重要的是，一些真假難辨的東西，製造了歷史的混亂，後果嚴重，後患無窮。這不是小說，不能虛構、編造。樸素的客觀事實，最具有說服力。所以，我主張寫人物傳記，寫回憶錄，必須忠於事實，尊重歷史，不能浮誇，更不能杜撰。怎麼分析是另一回事，但前提是事實必須準確。我還主張不僅要寫成績的一面，缺點錯誤也應當寫。要寫「過五關斬六將」，也要寫「走麥城」。應當如實地寫，應當儘可能寫得全面些。
1975年7月1日，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全線通車.
鐵路整頓實質上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張廣友請萬里翻翻書稿中有關「文革」後期鐵路整頓的部分內容。)
萬：「文革」的時候要想干點事很難。當時抓整頓，困難重重。記得1975年春天，就在北海公園，我同周總理談了一次話。分手時總理最後跟我說的一句話，記憶深刻，終生難忘!
當時，北海公園還在封著，不開放。周總理在養病，有時來這裡散步。我很想念他，但那時總理病重，不準隨便去探望。後來我知道他經常去北海散步，便有意去等。那天我終於在北海公園等到了周總理，他見到我很高興。那時我剛到鐵道部不久，交談中他問起鐵道部的情況，我簡要地作了彙報。 總理十分關心鐵路運輸情況，他在病中還組織有關部門去江蘇的徐州、南京等地調查。我說到，現在鐵路的情況很混亂，很複雜，派性嚴重，很多問題涉及到從上到下的不同看法，我感到很難辦。這時，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時間過了，快回去吧!」總理不得不離開。但他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安慰我說：「不要緊，有小平同志呢!」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同周總理的最後一次見面，也是總理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句話含義很深。後來我一直按照總理的囑咐，緊跟小平同志拚命抓鐵路整頓。
張：周總理當時是把糾正「文革」錯誤，使國家工作走上正軌的希望，寄托在小平同志身上了。一般人當時想不到上層的鬥爭會那麼激烈。小平同志在那個時候冒了很大風險，堅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張廣友請萬里看書稿中關於貫徹中央九號文件的講話。)
張：1975年3月5日中央制定《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即中央九號文件)，非常有魄力，矛頭針對造反派：誰再干擾正常運輸，就堅決處理，決不手軟。文件一發出，你就率工作組先後去了徐州、南昌、株洲、昆明、鄭州這幾個問題最嚴重的地方，大批派性，大講黨性，運用組織措施解決問題，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萬：那次我從徐州回來，向小平同志作了口頭彙報。他很高興，也很重視，專門要我到國務院全體會上講了一次。張春橋就坐在我旁邊。我當時特地講了一些有針對性的話，就是沖他講的。我說：「有些人甚至抵制和反對九號文件，說什麼九號文件是『搞復辟的綱領』，是『一股寒流』，是什麼『右派上台』，『拿著雞毛當令箭』。這些話有的是領導幹部講的，有的是在領導幹部影響下講的……。」張春橋聽了之後，氣得鼓鼓的，但他無話可說。
張：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小平同志借著鐵路整頓的成果，特別提出「鐵路上來了，你們怎麼辦?」這個問題，推動各個部門都迅速行動起來。
萬：當然，那個時候的鬥爭是很複雜的。我們這些人也還是不能不舉著「階級鬥爭為綱」、「三項指示為綱」這樣的旗幟。這是歷史事實，迴避這種情況就不真實了。我們必須尊重歷史事實。那時我是真心真意地抓階級鬥爭的，不過我抓的階級鬥爭的對象是資產階級派性。當時，我的腦子裡就認準了派性是資產階級的，同派性作鬥爭，就是抓階級鬥爭。當然，還有打砸搶，有破壞分子進行破壞，這也是我抓階級鬥爭的重要內容。我沒有反對「階級鬥爭為綱」，這是事實。回過頭去看，我所講的階級鬥爭，與「四人幫」所宣揚的階級鬥爭含義不同，對象不同，立場更不同。我不是對著老幹部，不是對著「走資派」的，而是對著那些打砸搶的，對著那些造反派頭頭的。「三項指示為綱」，我強調的是「三者是一個整體」，「是不可分割的」。階級敵人破壞了安定團結，而破壞安定團結，就是破壞生產，就必須狠狠整頓。實際上我們著重抓的是把生產搞上去這一項。後來「四人幫」批判我「以生產壓革命」、「唯生產力論」，我當時都認了。我就是從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看待階級鬥爭的。所謂「抓革命，促生產」，其實生產是中心，「革命」是空的，是在階級鬥爭的口號掩蓋下抓生產，用所謂的「階級鬥爭」來為抓生產開道。在那時，這樣做就是個進步。許多事情，我們不能脫離歷史、脫離開實際去分析，去評價，不要給人一種不真實感。其實，那個時候狠批派性，狠抓生產，客觀上也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公開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毛主席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說對「文革」要「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我們這些做法發展到一定程度，他是不會容忍的。所謂「批鄧」，批的是什麼?還不是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當時我們這樣做也總是擔著心，總覺得說不定哪天又會被打倒。果然，到了1976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我就跟小平同志一起被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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