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松：我想成為一個嚴肅的知識分子
高曉松，中國知名音樂製作人，同時也是電影導演、作家、脫口秀主持人、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雜書館館長。圖/李偉/新周刊
文 / 羅嶼
少年恣意，顧影自憐。「投胎」帶來的優越感，讓年輕時的高曉松恃才傲物。然而，當人生進入下半場，高曉松身上雖仍有北京男孩那股弔兒郎當與混不吝的勁頭，但他明顯更謙和也更內斂了。如他所說，每個人都會被生活打得劈頭蓋臉，大家或早或晚都體會了平凡。
當年電影《孔雀》還在粗剪，高曉松看過樣片後寫下一首歌，在機房唱給導演顧長衛聽。「由於我唱歌走調，他沒看中。有時歌與歌手是緣分。」這個被高曉松壓在「箱底」的作品，在2017年終於等來有緣人——高曉松將這首《藍色降落傘》給了歌手周深，並自己出資帶領「樂壇高家班」為周深打造了最新專輯。
高曉松從不掩飾對周深的喜愛，他說後者的聲音不但超越性別，而且超越時代，儼然「一個人的唱詩班」。包括周深在內，高曉松一路發掘的歌手，在聲音上大多有相同特質：乾淨、純粹。似乎只有這樣的音質，才與他在歌曲中以近乎虔誠的姿態所描繪的青春、夢想相匹配。有人因此感慨，歷經浮沉已成中年大叔的他，心好像還停在那個月亮般遙遠的純真年代。
在那個年代，高曉松也曾兩次「任性」地自己投資，給「特別喜歡」的歌手錄歌，一次是小柯，一次是朴樹。
1995年，小柯推出了同名專輯。
1995年，高曉松偶然聽到豐盛中學音樂教師柯肇雷（小柯原名）一首歌曲小樣，甚為驚喜，半夜趕到小柯家，一鼓作氣聽了所有小樣。聽罷，高曉松表示，要給小柯出唱片。小柯父母堅決反對，理由是，兒子在單位待上十幾年就能分房子。高曉松保證，小柯跟著自己，三年後一定可以買房。高曉松至今記得，小柯成名後花了5.5萬元買了一輛綠色掉漆二手拉達，興沖沖開到喜歡的女生的家。
至於朴樹，高曉松曾在微博中這樣寫：「20年前你（朴樹）來找我賣歌，我說你唱這麼好何不我們投資給你出唱片？你說你要賣歌攢錢自己做。後來我們為你成立麥田音樂，帶你來這個喜憂參半的圈子。」
無論小柯、朴樹，還是周深，抑或其他歌手，都讓高曉松體會到作為幕後音樂人「挖掘一口深井，灌溉很多樹林」的快樂。就像多年前他曾對曾軼可說，自己小時候的夢想，是用眼睛看這個世界，用筆寫下感受，然後找到最合適的聲音唱給更多的人聽。「我從沒想過去登台走穴跑通告，雖然那會掙很多錢，但那屬於老天給了好嗓子、好容貌的人。老天給了我們好的眼睛、好的筆，我們已該知足。」
這些年，高曉松在音樂上並不高產。但有人說，他內心其實一直和音樂緊密相連。不久前錄製音頻節目《矮大緊指北》時，戴著耳機對著話筒獨坐窗前的高曉松說自己在某個瞬間忽然找到當年認真做唱片的感覺。「耍把式很長時間以後，坐在那裡安安靜靜一個人說話，那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
朴樹與高曉松。
麥田上的烏鴉飛走了，因為再也看不到傻傻的稻草人。
在《矮大緊指北》以前，高曉松已隨《曉說》《曉松奇談》等節目的走紅，成為炙手可熱的互聯網脫口秀主持人。除此之外，這位民謠旗手、中國知名音樂製作人，如今還是電影導演、作家、公益圖書館館長……2000年，互聯網蓬勃興起之時，他還先後入職搜狐、新浪等企業。有人統計在《曉說》之前，他至少換過5次不同的公司頭銜。
有人將熱切擁抱世俗與變化的高曉松稱作「一個頑強的、善於變通的異類」。高曉松並不否認自己對變化的熱愛：他最先嘗試互聯網自製脫口秀，也曾邀請全球24位頂級音樂人在洛杉磯為吳亦凡開寫作營製作專輯……高曉松說自己從不拒絕新的東西，就像採訪前一晚，他一直在研究iPhone X手機，「夜裡還偷偷醒了兩次，給自己大臉識別一下，覺得特別來勁」。
高曉松自拍；高曉松兒時照片。圖/ 高曉松微博
輾轉過多家企業的高曉松向世人展示著一個音樂人的靈活身段，他說：「作為職業經理人要經歷豐富，這樣做事才會遊刃有餘，不用『努』。」高曉松常提到自己身上有北京孩子的閑散，「幹什麼都不會『努』到吐血」。這讓人想到他著名的「門客理論」——門客獻言不獻身，儘力不盡義。
這一次，與太合音樂集團合作為周深新專輯進行宣發，讓「門客」高曉松有種兜兜轉轉又遇故人的感覺——太合音樂的前身太合麥田，正是高曉松和清華學長宋柯1996年創建的麥田音樂。
高曉松第一次知道宋柯，是在清華校園的一片草坪上。那天高曉松坐在地上抱著吉他彈唱，有圍觀者劈頭就問：「認識宋柯么？不認識，就在這彈琴？」彼時的宋柯是北京高校音樂圈叱吒風雲的人物，高曉松只是清華音樂圈不出眾的普通人。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清華南門外一家涮羊肉店。高曉松記得，一大桌人觥籌交錯，「每個人都以跟宋柯吃涮羊肉為榮」。
清華畢業後，宋柯到美國留學工作，專心做起珠寶生意。1996年他回國時，高曉松一句「要不咱們開唱片公司吧」，就讓宋柯把隨身帶的珠寶首飾送了人。「麥田音樂」自此成立。
高曉松昔日帥照。
在《如喪：我們終於老得可以談談未來》一書中，高曉松曾深情回憶麥田的初創歲月，他說，那是「從老闆到員工每個人都會彈琴的麥田音樂」，那是「在瘋狂暈眩的世紀末安靜地彈琴唱歌的麥田音樂」。然而多年後，「麥田上的烏鴉飛走了，因為再也見不到那群傻傻的稻草人，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這不是高曉松在回首往昔時唯一的感性時刻。他說過，當年老狼在台上唱《同桌的你》，台下所有人點著打火機合唱，他站在老狼身旁淚雨滂沱。高曉松還說，在一次流行音樂頒獎禮上，自己縮在角落看彼時陌生的鄭鈞在台上瘋狂搖滾，就在心中讚歎、陷入冥想時，一身汗味兒的鄭鈞一屁股坐到自己身邊，伸出手說：「曉松，你好！」他立即快樂地伸出手說：「鄭鈞！牛！」兩隻手緊緊握在一起。「我們沒人在乎那個獎的名次，音樂帶給我們的是由衷的快活、心靈的勾結，以及在漫長的後來被越來越多的垃圾掩埋下幾乎窒息的友情。」在高曉松看來，過去那個時代，「人人都有一張猙獰的非要努力當壞孩子的臉，但其實內心都柔軟單純」。
這些感性的回憶，很容易讓人想到樂評人李皖早年說過的：有「兩個高曉松」，一個在歌里，純情得一塌糊塗；另一個在現實中，輕佻、貧嘴，沒一秒鐘能夠安靜。
2016 年3月，長沙，《我是歌手4》終極淘汰賽，高曉松助陣老狼共同演繹《冬季校園》。
沒有人可以永遠是一個孩子、一個寵兒、一個狂生。
高曉松40歲生日時曾問宋柯，自己前40年有什麼缺點。宋柯答：恃才傲物。這些年，包括宋柯在內，很多人明顯感覺到高曉松比之前冷靜內斂了很多。錄製周深專輯主打歌《藍色降落傘》時，周深發現高曉松本人除了比他以為的「瘦太多」，也不像他猜測的帶有「大製作人」那種嚴肅與嚴苛。錄歌時高曉松從沒給過他壓力，總是把「特別好」「牛」掛在嘴邊。「當然，他也有堅持和嚴格的地方。」周深記得，有一次自己在專輯製作人尹約督促下，反反覆復唱不好，正好在棚里觀看的高曉松「稍微生氣了一下」，之後說「你回去休息吧」。
那一晚回到賓館的周深特別沮喪，如深宮怨婦躺在床上自我反省，他甚至擔心第二天的錄音會因此取消，這張專輯會離他而去。然而，凌晨時分他卻收到高曉松的幾條微信，言語間儘是安慰、鼓勵，那一刻周深深受感動，作為新人，他沒有想到「那麼大一個製作人會如此細緻地照顧自己的情緒」。
書香門第、清華才子、少年得志、民謠旗手都是高曉松身上的標籤。圖/視覺中國
高曉松自認，打小就是「比較柔和的人」，只是年輕時人都想「踹生活兩腳」。他從不否認年少時的狂放不羈，「現在想想，自己都討厭自己」。最膨脹時，他曾與親密無間的死黨老狼因為音樂上的分歧大打出手。「在西便門的一個酒館，掀桌子，砸椅子。那時容不下任何人跟你說不對。」直到三年後兩人才再次見面，一人一杯酒，一笑泯恩仇。
曾經的輕狂與少年得志不無關係。24歲時高曉松因《同桌的你》一舉成名，而早在兩年前，22歲的他就通過拍廣告發了財，有了車，有了3萬塊錢的大哥大，大哥大上還吊著一個3500元的BP機，有一個特別貴的呼號，就呼一個數——6。高曉松覺得，自己當年好似「惡少」，整日呼朋喚友呼嘯成群。老狼去找女友，他給老狼開車，逢人就說自己是司機小高。
然而，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都在暗中標好價碼。沒有人可以永遠是一個孩子、一個寵兒、一個狂生。2011年的酒駕事件，幾乎讓高曉松重啟人生。他曾說，自己獲刑後在裡面回想從前，「常把臉捂在褥子里說，『我以前怎麼是這樣一個人？』」他甚至感恩生活，「在最關鍵的時刻給我懸崖勒馬，讓我免於陷入瘋狂」。
2012高曉松作品全國巡迴演唱會南京站。
你喜歡的人喜歡你，你鄙視的人鄙視你，兩不相欠，才是完美人生。
2002年，《青春無悔》專輯再版，高曉松在序言中寫：「我知道人註定會被生活打敗，我知道從37歲到43歲我會左遮右擋陷入苦戰；從47歲到53歲我會平靜繳械回到被人供養的童年；我知道有一天我會笑看愛恨，詩酒餘生。」如今來看，生活似乎都應驗了他的預測。
在記者面前的高曉松，雖然和屏幕里一樣，依然有北京男孩那股弔兒郎當與混不吝的勁頭，揮舞著一把摺扇，常把自己逗樂，但進入第四個本命年的他，言語間謙和有禮，心平氣靜。他說作為創作人，活得長是一種幸運，因為這樣可以如日記般記錄自己成長的種種心緒。「年輕的時候，我怕逝去，怕得要死，所以寫的歌都是那樣的情感；後來發現逝去就逝去，你也沒轍，所以就寫了《殺了她餵豬》《彼得堡遺書》；再後來，當很多東西真的都逝去了，你會猛然發現，其實只是一層表皮沒了，就像地上沒了草依然可以長出樹，所以我寫《萬物生》，寫《如果有來生》。那時，我發現自己沉得住氣了，不怕逝去，也不恨逝去。」
網紅高曉松。圖/高曉松微博
這些年高曉松身上明顯的變化是，進入互聯網世界後，他以勇於自黑的氣質讓自己火速成為「第一網紅」。他調侃自己的長相，說「長得丑，命再不好就沒天理」；《曉說》最初被他起名為《閑得蛋疼》，意思是「閑得沒事瞎扯淡」；在《矮大緊指北》里，他樂於和大眾分享自己如何被人碰瓷一千美元，之後又在旅館撿便宜撈了三百美元。
高曉松早已過了用顯微鏡放大自己細微傷口的年紀。早在八年前他就曾在微博感慨：「四十歲前總想讓全世界人都喜歡自己，又無端恐懼全世界人都鄙視自己。四十歲才發現，你喜歡的人喜歡你，你鄙視的人鄙視你，兩不相欠，才是完美人生。」
高曉松的《曉說》最初被他起名為《閑得蛋疼》。
這些年對高曉松最強烈的批評，莫過於說他飽含階級優越感。知乎上對他評價是：他最大的錯誤是對貧窮的無知。出身書香門第、根正苗紅的高曉松，一路讀的都是中國最好的學校，從北京四中到清華大學。小時候他想問個事，父母就給他寫個條，讓他去找某某院士。相較於年輕時隨時隨地溢出優越感，如今的高曉松內斂了很多，他說優越感是一個沒辦法的事，現在還會有，但「總在人前表現優越感，是一個挺討厭的事」。
高曉松的父母一直希望兒子成為一個「有藝術修養的科學家」，然而他卻成了「懂點兒科學知識的藝術家」。「我內心深處一直想做一個較好的知識分子，這就像生活給你蓋了一個戳。」不久前，高曉松接到了哈佛大學的邀請，去哈佛做一年研究員，他說每當有這種機會出現，對他都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
總結出「兩個高曉松」的李皖其實還說過，高曉松身上一直都有嚴肅的知識分子的思考，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端正的態度，只是真實的他被那些感傷的歌曲和痞氣愛玩遮蔽了。
高曉松的雜書館，是一家大型私立公益圖書館，也是一所免費公開借閱的藏書樓。
高曉松的微博認證是：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雜書館館長。這也是他最為看重的兩個身份。「這兩件事你要持續投入你的時間、精力、熱情，當成職業去做。」高曉松將它們簡單歸類為「一件是掙錢的事，一件是花錢的事。總得有進有出」。
當年拍攝電影《大武生》時，有人問高曉松，作為一個游吟詩人為何要轉向商業製作。高曉松說，自己曾經憎恨或鄙視或發誓永不妥協而此後欣然接受的，不光是商業藝術，還有生活的許多，比如對美國、對鄉愁、對父親，對愛與等待，對歲月和自己。另外，他從不認為他是游吟詩人，而只是隨遇而安的遊子。
高曉松認為自己只是「隨遇而安的遊子」。
幾年前，身在異國的遊子高曉松，曾在某個夜晚獨自一人開著車反覆聽羅大佑那首詞義模糊的《思念》，只為最後一句：「揮灑你的笑容回身一轉，別了我年少的煩惱寂寞與過眼雲煙。」那一刻，他忍不住在心裡對羅大佑說：「原諒我沒能像少年時在你的歌聲里發誓要堅持的那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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