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熱血大學那麼多，為何西南聯大最感人

最新 01-21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左三為蔣夢麟，前排右三為梅貽琦

西南聯大寒酸的鐵皮屋頂教室，在雨天噪音過大，振耳欲聾的雨聲蓋過了老師的聲音，於是老師在黑板上寫下「靜坐聽雨」這四個字，和學生一起將這種物質上的煩悶化作為一種精神上的享受。

電影《無問西東》里西南聯大的段落，最為打動人心。事實上，抗戰中有過搬家經歷、「破破爛爛卻精神抖擻」的，不獨西南聯大。為何現在一提起抗戰中的大學，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西南聯大，或者說西南聯大「被懷念率」最高？

悲壯的教育西遷

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遷至湖南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僅一個月，日軍沿長江攻至湘水。三校只能繼續南遷。由湘及滇，至邊城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八年（1938-1946），正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八年。正如聯大校歌所唱：萬里長征，辭別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其情之悲壯，令人感慨萬千。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抗戰烽火中，數十所大學有過搬遷拆合的經歷。當時中央大學、西北聯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的搬遷，也有不下於此的曲折和感人。

比如復旦先遷到江西，又遷到重慶。浙大則先由杭州遷至江西，又遷往廣西，再又遷往貴州，兩年多的時間，5次遷移，每次都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很快複課。

最早搬遷，受損最小，一次落定的就是國立中央大學。1935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就估計到戰爭的長期性，並專門到重慶考察學校選址，回寧後就趕製木箱。「八?一三」轟炸，日本飛機在南京扔炸彈炸到中央大學的一棟樓，羅家倫馬上就動手搬，他們搬得很乾凈，「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連醫學院用於解剖的24具屍體和農學院畜牧場的動物也都搬到重慶——當中有先期挑選一些「雞犬圖書共一船」地運到重慶的，也有後來在牧場人員的組織下，以游牧的方式，歷時一年幾千里長徵到達重慶的。羅家倫說自己「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它們到了，彷彿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

南開校長張伯苓後來用「雞犬不留」來形容兩校境遇，「南開大學被日本人炸得雞犬不留，而中央大學搬得雞犬不留」，南開搬遷的時候，學校已沒有太多可搬的東西了。

人們追懷彼時聯大之盛，總常提及聯大薈萃的一批大師級學者，如陳寅恪、錢穆、金岳霖、吳宓、潘光旦、聞一多、費孝通、沈從文、華羅庚等。可若論綜合實力，當時的聯大遠不如中央大學。

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在整個戰時，中央大學位於陪都重慶的地利優勢，不僅各方面未被削弱，還得到了更多的發展，據1945年教育部統計，中央大學僅教授數量就是西南聯大的兩倍。在院系學科規模、教學成果和所享受經費方面，也遠超其他各校。不過生活一樣艱苦，學生常年只有一身衣服，縫縫補補猶如百衲衣，校長蔣介石看不下去，給每人做了一套軍服。

當時，西南聯大在各方面都不佔優勢，尤其跟中央大學比不佔優勢。但是八十年後回過頭來看，一講到抗戰中的中國大學，大家追懷最多的還是西南聯大。

大師治校築自由精神

聯大吸引人的地方，也許在於它不可複製的構成，三所名校的精英湊在一起，在迸發矛盾的同時，也一定會迸發出思想的火花來。

今天人們提起聯大，無不讚歎三校親密合作、相得益彰。其實，聯大成立初期，並不是毫無矛盾，各校都有自己的驕傲歷史，有自己的獨特校風，「文人相輕」在所難免。

聞一多之孫聞黎明說，三校合併之初在人員配置，科系設置上有矛盾，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較好。錢穆在《師友雜記》中寫到，當時，梅貽琦在任命聯大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時，無意間有些偏向清華，引起北大師生的不滿，北大歷史系教授錢穆和校長蔣夢麟勸說大家，國難當頭，以和為貴，這才平息下來。

聯大成立後，北大蔣夢麟、南開張伯苓、清華梅貽琦組成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學校事務，為減少摩擦，張伯苓和蔣夢麟採取「無為」策略，讓權給比他們年輕的梅貽琦。張伯苓對梅說：「我的表，你戴著」，意思是「你代表我」，梅貽琦在天津讀中學時張伯苓是他的老師，他尊重恩師的意見。後來張伯苓去重慶開辦南開中學，蔣夢麟也去重慶另兼他職，梅貽琦成為聯大實際的校長。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梅貽琦治校的一大特點是民主，推行「教授治校」，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每位都是學界翹楚，也就不存在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時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

從外部看，偏居西南一隅的地理條件，使得聯大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當時中央大學離國民政府最近，有段時間，上面怎麼說，它就只能怎麼做，甚至有一度蔣介石親自擔任校長，而西南聯大遠在昆明，國民政府對他的「教授治校」有些鞭長莫及。

破破爛爛卻精神抖擻

不只有自由，還有知識與精神的匯合。三校原來各自開設的同一門課程，在聯大可以同時講授，學生自由選擇。清華中文系教授聞一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羅庸都研究《楚辭》，研究的角度和觀點截然不同，於是兩人都講《楚辭》，唱起「對台戲」；歷史系的中國通史課程，雷海宗、吳晗、錢穆三人同時開，三大名師打擂，學生大飽耳福。

西南聯大，正在上課的學生

名師主講基礎課，年輕教師開選修課，這是聯大的規矩，為的是給學生打下紮實基礎，繼承清華的「通才教育」傳統。而多個名師同開一門基礎課，一是保障學術自由，二是加強競爭，因為選擇權在學生手裡，教授會更加註重教學質量。

學費經費匱乏，聯大一度拆了鐵皮屋頂賣錢，換成茅草屋頂。校長家過得很艱辛，梅貽琦的夫人不得不出售自製糕點、毛衣、圍巾，以補貼家用。朱自清家中子女多，冬天只能披著蓑衣禦寒。聞一多則以刻圖章、兼職中學教師，以維持生計。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即便如此，教授們依然恪守學術，十分認真。陳寅恪每次上課，會早早進入教室，把主要的史料一字不漏地抄寫在黑板上。當時，馮友蘭先生任聯大文學院長，他對陳寅恪非常欽佩。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總是跟在他身後，目送陳寅恪走上講台，然後坐在台下聽講、做筆記。

楊振寧說，聯大那幾年，他在昆明學到的物理已能達到當時世界水平。他那時念的場論，比後來在芝加哥大學念的場論要高深。

梅貽琦有句名言：「所謂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聯大無大樓，但有「大師」，終成大學之「大」。人們用「破破爛爛卻精神抖擻」形容西南聯大，以此與現在大學日漸富有，卻日益世俗化、功利化形成對比，進而得出西南聯大對中國大學的現實意義。

1938年，西南聯大部分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赤子之心、求仁得仁

因國土淪陷，南遷至昆明的聯大人，曾一度將自己的境遇，與中國歷史上「痛失中原，偏安江表」的三次南渡相比。烽火連天，國難當頭，身在西南，常作中原望，「痛南渡，辭宮闕。望中原，遍灑血」，悲情切切。

聯大的教授們，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卻又接受過傳統教育，在倫理道德層面明顯留有儒家色彩，這個特徵使他們要求自己成為道德上的楷模和更完美的人。

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在淞滬會戰中犧牲，年僅25歲。得知噩耗後，張伯苓說：「吾早以此子許國，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復何慟為。」梅貽琦的一對兒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常說，救國不是一天的事，師生還是要以學術為重，以備將來之需，可當部隊急需翻譯和醫護人員時，他讓一對兒女都去參軍。

聯大學生，有人愛精神導師聞一多，愛其臨危不懼，血性正義；有人愛學界宿儒錢穆，愛其在艱難時世，仍能靠回憶著成國史的大氣。《無問西東》里的沈光耀和吳嶺瀾，正是聯大學生這兩種心境與抉擇的寫照。

當時聯大學生中，像沈光耀那樣投筆從戎的，有800之說，也有1100人之說。據西南聯大紀念碑上的刻字，抗戰以來從軍學生834人。而據《我心中的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建校70周年紀念文集》一書的數據，聯大學生實際參軍數在千人以上，其中14人為國捐軀。恰如林徽因那首著名的悼詩：這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