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誡子書》中「靜」的智慧
《誡子書》是諸葛亮晚年寫給他八歲兒子諸葛瞻的一封家書。諸葛亮不僅以此激勵兒子，並且以此自省，是為歷史上家庭教育的一個範本。
應該說，我國歷史上的家庭教育發端於《周易》。《易經?家人》中的記錄，就說明女子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很重要。「婦子嘻嘻，終吝」，女子在家，要有好的態度和操持，家庭才能穩固。到了春秋戰國時候，家庭教育觀念在平民家庭中開始重視。其中有孔子《論語》關於教育兒子的論述，《列女傳》中記載的孟母三遷、斷織教子等。到了漢魏南北朝時期，家庭教育普遍受到重視，出現最早的理論著作。有家書、家誡等，諸葛亮的《誡子書》，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也出現了女子教育理論，如班昭的《女誡》。有評論說《誡子書》是千古絕唱，是開家教訓導之先聲，為處世治國之根本，是修身養性之準則。短短百餘字，讓我們看到了他畢生的體驗和積累，為學為人的智慧。也正是他的這種思想讓諸葛氏家族有良好家風，世代被人們所效法，所傳頌。
《誡子書》中的一個核心思想是「靜」，從「為學」遷移到「為人」。「學須靜也」，「非寧靜無以致遠」，學習要靜心，如若不靜心，就不能走得很遠。「非澹泊無以明志」， 不恬靜寡慾就無法明確志向，如若一個人慾望多了就不能夠專一，無法專一，就不能夠明確自己真正的目標在哪裡。總而言之，諸葛亮告訴孩子的是，靜心的最大作用在於明確人生的奮鬥目標。「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確定目標之後，再警惕「放縱懶散」和「急躁冒進」的心態，循序前進。
「靜」而「專」，與清人曾國藩的家教思想是一致的。曾國藩認為，「立志」是「為學」的首要前提。他說：「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為學須有志向和目標，立足高遠且專一。曾國藩自己制定的每日必修課程中有：「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里，應事時專一不雜；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這就是曾國藩為學思想中的「靜」與「專」。所謂「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日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又譬如，「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鶩，一無所得」；「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已」；「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可換他集。」 曾公說：「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 他認為，「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可見，我們靜心的作用在於專一目標，專一併持續，方能「水滴石穿」。
二人都提倡「靜心」和「專一」，表現出驚人的一致。然而，在學習方式上，諸葛亮卻提倡粗泛式閱讀，這與曾國藩的「讀書不二」似有迥異。《三國志·諸葛亮傳》提及：「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仨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這裡並不帶多少修飾，但很明確地表現了諸葛亮的與眾不同，那麼，這樣的讀書方法是好是壞呢？話在《三國演義》中就變得明朗起來，司馬徽對其讀書方法給以評價「其才不可量也」。雖這樣研究歷史的方法並不全面，但實際這樣的評價我也贊同。
首先，許多文學大家都極力推薦精讀細讀，將其每句讀得透徹，甚至包括修辭，藉此來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但諸葛亮並不是這方面的鼓吹者，亦是體現了他不人云亦云，有獨特思想，即使一同遊學的人他也並不盲目跟隨。他要求廣泛涉獵，但也並不是敷衍了事，所謂「不求甚解」。字典里關於不求甚解是這樣解釋的：讀書只領會精神實質，不咬文嚼字，說的明白就是有所取捨。
其次，在那個戰亂的年代，朝不保夕，但又有大量的戰事局勢要查看要分析。打個譬喻，若每位皇帝都深究奏摺中語句的優劣，恐怕文學造詣不錯，但皇位不保。所以同時，諸葛亮這樣觀其大略的思想又可以應用在軍事上：是一種站在理論高度的位置論英雄的方式。大略，既是表詳略，又是表其大觀，了解一件事，要了解其大觀也不容易，並不是浮光掠影而已。每一戰事，各國動向都有所涉獵，才能把握主旨，才能不出門方知天下事。曾經看到一段評說：毛澤東看破中國實際，不因襲蘇聯的紅色模式，是觀其大略；鄧小平看破國際勢頭，解放思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也是觀其大略。
最後，回溯到他生活的時代背景，就能明白他「博學而約取」的讀書方式其來有自。諸葛亮出生在東漢末年的亂世時代，隨著東漢帝國的瓦解，名教、經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兵家、法家、道家、縱橫家、農家、墨家的思想又活躍起來，出現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這種局面，為諸葛亮青少年時代博學諸子典籍，廣泛吸取文化遺產，提供了條件。東漢末年，全國到處一片荒廢殘破，而荊州一地卻是例外。「自太平以來，荊州獨權。及劉表為牧，民難樂」。諸葛亮能夠廣泛地師從有造詣的名士，而且使他能夠密切聯繫實際，觀察時勢，形成獨到的，深邃的見解，成為識時務的俊傑，以致在他出山的時候，就能拿出《隆中對》這樣的千古奇策。
無論是諸葛亮的「大觀其略」的視野，還是曾國藩的「精深鑽研」的方式，都體現了知識的貫通和聯繫，一者橫向拓展，一者縱向深入。雖然學習方式皆有不同，但他們都以「靜」為前提，唯有「靜」來消解慾望和干擾，使得精神專註。
附《誡子書》原文：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譯文】君子的行為操守，從寧靜來提高自身的修養，以節儉來培養自己的品德。不恬靜寡慾無法明確志向，不排除外來干擾無法達到遠大目標。學習必須靜心專一，而才幹來自學習。所以不學習就無法增長才幹，沒有志向就無法使學習有所成就。放縱懶散就無法振奮精神，急躁冒險就不能陶冶性情。年華隨時光而飛馳，意志隨歲月而流逝。最終枯敗零落，大多不接觸世事、不為社會所用，只能悲哀地坐守著那窮困的居舍，其時悔恨又怎麼來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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