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渴望已離我遠去

原題《曾經的渴望》

1976年春去滬，到朋友家作客。及至，她輕手輕腳捧出一台老式留生機，並暗示我安靜。沒想到她要請我聽的是一部人人皆知的禁曲：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那次經歷，讓我對擁有一台唱機充滿渴望。

70年代末進入大學讀書，先前的渴望已變成了「立體聲收錄機」，我希望的體驗也不再僅僅是迴腸盪氣的音樂。終於有了自己的立體收錄機則是畢業以後。那時，由於收錄機的普及，也不再有哪個友人會專門為了讓你聽音樂，邀請你登門。曾經渴望的，因為已經擁有，就再也喚不起當年那分心情。

生活就是這樣。情感的需要往往總與某種物質實體緊密相連，起初我們強烈感受到某種載體寄託著我們的願望，但時過境遷，等我們抓住了這載體的時候，原來那份情感卻只能屬於記憶，連聽音樂的興趣都沒有了。即使一開始就抓住那載體又如何？不久可能還會發現，那分渴望仍在不知不覺中與載體遠遠分離。

在無書可讀的年代，人人都想讀書；今日卻是書多得懶得看。驚人相似的是音響又歷經了「從落地到台式，從磁帶到音碟」的變化，內容則完成了從「樣板」向通俗的轉變，音樂的意義幾乎被流行和時尚的概念主宰，因此就更容易發現精神與載體的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有人為廣州「發燒友」一擲萬金購買音響設備，把狹小居室搞得亂七八糟震驚。不過，我覺得它並不比當年上海的一些年輕人用自行車換一套《基督山恩仇記》（著名禁書）更瘋狂更有勇氣。

追星和「發燒」已經成為當下文化的主要特徵，我不想用貶損的語言談論這些事。人們渴望擁有的無論是一本書、一架老式唱機或現代音響，都可能與一種情感需要、認知需要，某種慾望滿足的需要相聯。幾千年的物質文明史展示的就是人類不斷嘗試著精神物化悲壯努力。

「不讀經典的民族是可悲的」。

這話能賦予它最深的含義是什麼？如果說「經典」就是意味著以最生動明快的方式揭示了人類的根本性問題：慾望與現實的衝突或生命的意義。它一定要涉及解決方案和想像，無論是「小國寡民」論還是「大同世界」說。

我們說某些事情確實可悲，它通常指兩種情形，一是指人的精神需求缺少起碼物質支持，另一種是我們聽憑流行和時尚的擺布，這意味著我們看不清周身流動的慾望是否真實，也無法對現實作出恰當反應。

原載《廣州信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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