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快訊｜美國歷史學會第132屆年會側記：以「移民」為視閾

文史 01-21

原標題：學術快訊｜美國歷史學會第132屆年會側記：以「移民」為視閾

窗外風雪再大

也有我陪伴著你

文末有彩蛋

獲取本次年會議程

美國歷史學會第132屆年會側記：以「移民」為視閾

王佳欣東北師範大學博士生

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AHA）於2018年1月4日至1月7日在華盛頓特區召開了以「全球視野下的種族、族裔與民族主義」（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為主題的第132屆年會，與會人員除了在美國大學執教的歷史學家和攻讀學位的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還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人員、獨立學者與社會活動人。可以說，凡是對美國史學發展感興趣的學人（不管是會員還是非會員）都可以註冊參會，而其中的海報展示環節，也使得很多歷史專業的本科生得以受邀參會。其多元化的參會群體也在一定程度上應和了會議主題與議題設置中「展現全貌、因應現實」的特質。不難想像，當每一個參會者都可以在一份涵蓋三百餘個議題、一千多場報告的日程單中，定製出獨特的學術體驗時，他（她）們的研究興趣則也被精緻、巧妙地組合。而此篇側記即為筆者以美國移民史為主要視閾，對會議做出的一些總結與觀察，望助益於讀者。

（一）移民與「全球視野下的種族、族裔與民族主義」

美國移民史學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彼時奧斯卡?漢德林（Oscar Handlin）的一句「當我意圖寫就美國移民的歷史時，才發現移民便是美國的歷史」，為移民賦予了國史書寫的意義。這樣的宣言所奠定的國史敘述框架，雖然在過往半個世紀中推動了移民史學的發展，卻逐漸成為學者批判的對象，與之相關的省思延伸到了此次會議中。

此次AHA年會的主題是「全球視野下的種族、族裔與民族主義」。雖然這一主題並不是每場議題的核心，但卻為大多數發言所包含。這一方面體現了「種族、族裔與民族主義」作為史學話題的涵蓋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這一現實熱點的歷史性。於此，也就不難理解它與「移民」問題的緊密關聯。如果將「種族」、「族裔」、「民族主義」看作一個稜鏡相互聯結的表面，那麼「移民」將毫無疑問成為重要的折射點，任何一束透過稜鏡的光，都會折射出移民問題的複雜面相。與此同時，作為跨國關係的天然載體，「移民」——作為研究對象本身即拓展了「種族」、「族裔」、「民族主義」問題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為其全球視野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由此可見，美國移民史學的近期發展與美國學界歷史研究的大趨勢可說是桴鼓相應的，去中心化的多國、跨國敘事為追溯不同種族、族裔、民族的過往提供了重要的取徑。

傾聽AHA主席演講的聽眾

具體而言，跨國理論（transnational theory）對移民史學的影響在近三十年間被歸納為三個相互關聯、各有側重的概念——「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邊境」（borderland）與「散居族裔」（Diaspora）。而此次會議對於美國移民問題的探討也是在以上三個概念之下展開。此般歸納雖失之簡單，卻是從側面反映了AHA年會在主題擬定方面的特點。首先，關注於特定群體的議題，大多由AHA的附屬學會發起和組織，為了「統領」對同一群體過往的不同敘述，他們往往會設置一個重要的、核心的概念，這也為相關的研究者提供了掌握前沿的線索。與之相反，由學者（教授或學生）自組的議題，則更為關注所述命題的集中性，這就使得關注對象往往為多個群體，核心概念也並非必需。但值得注意的是，主題導向性的議題雖然並不聚焦於特定移民群體，但它們在移民問題上往往會貢獻出更為細緻（在具體研究路徑與觀點層面）或更為宏觀（從廣泛意義上的移民群體角度）的學術對話，這在後文中會詳細介紹。

在AHA的60餘個附屬學會中，美國波蘭人歷史學會（Polish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PAHA）、美國天主教歷史學會（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ACHA）、拉丁美洲歷史學會（Conference on Latin American History,以下簡稱CLAC）對移民問題的關注較為集中，其所組織的會議除了邀請來自美國的歷史學者外，還會邀請來自它國、尤其是移民輸出國的歷史學家。相關議題的研究對象從波蘭裔、猶太裔、愛爾蘭裔到拉美裔，甚至囊括了非裔美國人。從共性的角度來看，它們都反映了移民群體在「跨大西洋」（Tansatlantic）、「跨太平洋」（Transpacific）、「邊境」（Borderland）與「散居」（Diaspora）語境下種族、族裔、國家身份的建構問題；其突出特點是關注個案，聚焦具有特定社會身份、或生活在特定地域的移民及其後代，他（她）們的政治活動與多重身份（邊界）之間的張力是為學者研究的重點。

美墨邊境，2012年

舉例而言，議題「界定歸屬：19、20世紀美墨邊境上的種族、族裔、國家歸屬與異國化（alienation）」中的三篇文章——《不能稱作墨西哥人：西班牙故土之爭與西班牙主義中種族建構的流變》、《褫奪亞利桑那籍：20世紀早期美墨邊境的公民身份與身體政治的建構》、《「這些陌生、混亂的傢伙」：早期墨西哥移民政策與邊境對國家鞏衛的挑戰（1824-1833）》即圍繞「邊境」這一核心概念探討了墨西哥移民在遷徙、定居過程中群體身份的變遷。這一變遷，緣於「邊境」之地的有形之界。這一界線將跨國界的社會關係嵌入到他（她）們的日常生活中，而種族、族裔身份的無形之界又跨越「邊境」之地，影響著更大範圍的公民與民族-國家身份的界定。最終，無形之界塑造了新的、有形的邊界（籍貫、身體、邊境）。

Ato Quayson and Girish Daswani,

A Companion to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2013

移民史學的「跨國」轉向既已形成，相關的反思便被列上日程。以「現代世界的移民與跨國主義」作為議題的圓桌會議，邀請了四位卓有聲望的移民史家，他（她）們以相對宏觀的視角，探討了移民與跨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其中，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的南希?格林（Nancy L. Green）教授與德國布萊梅大學的德克?霍爾德（Dirk Hoerder）教授均強調跨國主義的局限性。格林教授從反思移民活動的移動性（mobility）與移民身份的流變性（fluidity）入手，質疑了現今學者對移民自發性（agency）、中間性（in-between-ness）的樂觀解讀，她認為「這樣的側重會使得跨國行為中的困難、法律限制與挫折被弱化」。

發言中的埃里卡?李教授

與格林一樣，德國布萊梅大學的德克?霍爾德（Dirk Hoerder）教授同樣關注於跨國鏈條中「實則脆弱」的移民個體。他從「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出發，反對學者在談論跨國主義之時，「將設定出入境制度的『國家』（state）與強調文化同質性的『民族-國家』（nation）合而為一」。他認為此舉不僅會導致學者「經驗化地談論移民個體的經濟適應與社會融入」，而且也不利於對其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做出動態考察，最終使得決定移民行為的跨國權力框架，無復得見。

相對於對跨國主義局限性的討論，這場會議的另一主題則意在闡釋與拓展跨國主義與現代移民問題的關聯。來自明尼蘇達大學的學者埃里卡?李（Erika Lee）發表了題為《美國恐外心理（Xenophobia）的跨國維度》一文，一反此前學者將排斥（exclusion）歸結為單一國家現象的傳統，提出了美國恐外心理的全球建構。

Erika Lee,

The Making of Asian Immigration, 2015

她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繼發生在美國、墨西哥、澳大利亞等地的排華浪潮為例，聯繫現今在全球蔓延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指出了美國恐外心理的歷史、現狀與他國起源，強調了多國、多中心互動對美國「排外主義」（nativism）的影響。

（二）「黑白」之外的「隔離」——華人移民歷史與美國史學的對話

華裔美國史學雖然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的傳教士書寫，但它作為美國移民史學的分支，卻是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張開羽翼。為了駁斥此前主流社會的「偏袒書寫」（Partisan Writing），成長、成熟於民權時代的第一、第二代華裔美國史家，在追溯族群歷史時，往往依循著「黑種人對白種人」的二元敘事傳統，將華人遭受排斥的歷史僅僅視為白人對其施加壓迫的歷史，只有少數學者關注到了「黑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種族異視。20世紀末，伴隨著「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三角互動關係的提出，「黃種人」與「黑種人」之間相互施予的種族化歷程，漸為亞裔、非裔兩方歷史學家所關注。這一趨勢在此次會議中雖然並沒有完全體現，但是從議題的設置與討論的實際情況來看，「黑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歷史關係，將會是學者持續關注的熱點。

具而言之。首先，大會中與美國華人移民相關的討論雖僅有三場，但每一場均有非裔美國史學者列席，不管在發言還是提問環節，兩方學者都就同一主題進行著現實中的學術對話；其次，關涉華人移民的論題皆以「隔離」（Separation）為中心，而「隔離」一詞，肇始於「隔離但平等」的「黑白」種族關係原則，是長久以來非裔美國人研究的核心話語。如今華裔美國史家將「隔離」作為主題，探討其隔離於「黑白」種族之外的世界，本身便是在不斷與非裔美國史學進行對話的過程。

圍繞「身份認同」概念的座談會現場

以議題「歧視與隔離的經濟因果新探」為例。此議題的設置是為召集擅長數據搜集與處理的經濟史家們，向與會者介紹如何獲取準確、系統的數據；探討這些數據如何改變、補充原有的歷史敘述。其中，學者麗莎?庫克（Lisa D. Cook）通過建立全新的國家私刑（lynching）資料庫，指出了「私刑」在「黑白」種族之外的大比例存在。而與「私刑」相似，「隔離」這一曾僅用於描述非裔美國人歷史的特殊概念，也被學者伊麗莎白?陸-威廉姆斯（Elizabeth Lew-Willimas）引入對唐人街的研究。她認為，與「黑白」種族間的「隔離」不同，針對於華人的隔離更多是藉由「公共衛生條例、恐嚇、暴力等非正式、法律外」的手段進行，而這造成了19世紀最為嚴重的居住隔離。藉助現行的統計手段，威廉姆斯對唐人街地圖、測繪記錄、人口記錄等進行了綜合系統的整理，開創性地擴展了原有的「隔離」概念。

華盛頓特區的唐人街

與「生」之隔離相對，議題「19世紀非裔、阿拉伯裔、迦勒底裔、華裔與猶太裔美國人葬儀中的種族與國家身份」探討了「死」之隔離。此議題匯聚了各個族裔的「死亡」研究者。他（她）們聚焦於墓地之上的「排斥與接納」（exclusion and inclusion）；探討了「死亡作業」（death practice）如何受制與制約著生之規則；講述了墓地「隔離」如何參與進19世紀美國種族、族裔、公民身份的建構。其中，學者鍾蘇方(Sue Fawn Chung)追溯了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40年代華裔美國人被區隔的喪葬歷史，認為美國種族主義的墓地政策與中國傳統風俗，共同參與塑造了華人與美國社會的喪葬隔離。與此同時，北美華人「送骨還鄉」的風俗也擴展了「隔離」在空間上的概念，使其具有了「遠隔重洋」的意涵。

與鍾蘇方一樣，非裔美國史學者卡米?弗萊徹（Kami Fletcher）也注意到了「死亡」與「種族」之間的關係。在其題為《黑人葬儀之權與種族化的葬地邊界：墳塋之上構建美國人》的論文中，她利用墓地記錄和州、縣、教區的法律檔案為原始材料，一方面論證了「種族」如何被用來建造死者的墓地邊界；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墓地邊界如何塑造了生者的公民權利。在其看來，「死」之隔離並不僅僅是「生」之隔離的映像，它變化、延展，甚至創造了現實的區隔。

筆者與Sue Fawn Chung的合影

（三）後記——對博士生參會的幾點建議

作為第一次參加美國學術會議的博士，我並沒提交論文參會，也並未做過多的準備，好在一直有其他博士從旁提點，因而積累了一些新鮮的經驗，在此與大家分享。

一、語言問題。因為美國的學術會議並不提供論文集，所以只能依賴於在現場聽的效果。我們都知道，宣講論文的學術語言與課堂用語、日常用語是不一樣的，它更為規範精緻、邏輯緊密，所以最好有所準備。比如，在聽報告之前，儘可能多地了解報告人的學術背景與觀點，對其演講題目做一些思考。但當然，要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還是要平時多聽這一類演講、報告，練習聽力的同時，掌握其中的聽記技巧。

二、經費問題。主辦方提供的酒店往往比較昂貴，即使參加會議的美國同學也是住在附近的民宿。所以確定參會後，可以提前以較為低廉的價格預訂周邊的賓館。當然，往返路費也可以通過提前上網預訂來做到最大程度的節約。

三、檔案問題。美國檔案廣布各州，會議所在地也會有很多待挖掘的檔案資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要自行鎖定要查找的檔案，並與檔案管理員設法聯繫，提前預約，否則很可能沒有時間去查探檔案。

四、交流問題。作為一個英語並不流利的學生，我深切感受到比語言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問題意識和意願。在會議中，為了有效地交流，可以提前與熟悉的學者進行預約，也可以針對學者的發言提問，或是報告結束後與報告人聊上幾句。以上三個路徑，不妨同時進行，拿出一定的精力，一定的耐心，攜帶著幾個有價值的問題，那麼交流即會比較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