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慶國：老問題又被放大了，如何讓世界對中國的崛起放心

最終，隨著年末特朗普首份國家安全報告的落地，讓人不得不直面兩國關係的新階段：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來說挑戰大於機遇。反覆波折之間，既有特朗普本人的執政風格所致，更多的是兩國的相對力量和互動模式發生了變化。

（現在可能到了一個不僅是中國適應美國，而且美國也應該適應中國的時候。但是美國做老大做慣了，很難去改變自己的發展模式，所以中美間關於經濟發展模式之爭，未來會變得越來越突出。圖/視覺中國）

《財經》記者 袁雪/文 靳麗萍/編輯

2017年的中美關係走出了一個M型的波折曲線。

年初時，特朗普在競選中對中國充滿攻擊性的言論是籠罩兩國關係的陰雲；隨後兩國元首在海湖莊園的會面，以及隨之為落實領導人會面結出的百日計劃早期成果，為特朗普時期的中美關係撥開了一些雲霧，無論是高關稅，還是匯率操縱國都沒有被他付諸實現。到了年中，兩國在首輪中美經濟會面對話的無果而終，特朗普開始提出對中國的301調查，兩國關係又陷入緊張。隨後一場高調的、讓客人讚譽不止的訪華接待，一度又把兩國關係帶入高點。最終，隨著年末特朗普首份國家安全報告的落地，讓人不得不直面兩國關係的新階段：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來說挑戰大於機遇。

反覆波折之間，既有特朗普本人的執政風格所致，更多的是兩國的相對力量和互動模式發生了變化。

就此，《財經》記者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進行了深度專訪，談及兩國關係的質變、地區博弈，以及中國應該如何再次思考，讓外界對中國崛起放心的問題。

中美經濟發展模式之爭會更突出

美國政府內外現實主義的聲音在加強，現實主義成為政策精英的基調

《財經》：特朗普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對中國的主流態度？會對今後的美國對華政策有哪些指向性？

賈慶國：這份國家安全報告涉及到中國的部分負面成分比較多，中國比以前更大程度上被設想為敵人，認為中國在挑戰現行秩序，挑戰美國的利益，試圖把美國從亞太、至少是從東亞地區推出去。這反映出美國有很多人對中國的擔心——中國崛起對美國來說意味著什麼？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的判斷是挑戰大於機遇。

但這份報告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反映特朗普本人的看法。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特朗普講話看起來更積極一些，包括他對習主席的讚譽，還有對中國政府維護自己老百姓的利益所做工作的承認。當然特朗普對中美關係的現狀不滿，認為中國佔了美國便宜，但這是他一慣的看法，認為由於他前任們的無能，全世界都佔了美國的便宜，他要做的是逐個擺平。所以相對來看特朗普的看法要更積極一些，希望通過對話和談判，當然也包括施壓來糾正其前任造成的問題。

報告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內部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但同時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內外現實主義的聲音在加強，現實主義成為特朗普對外政策精英的基調，這個報告更多反映了這種聲音。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的崛起更多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美國有必要加強與盟國的軍事合作來抗衡，這與小布希政府前期的新保守主義觀點接近。

這樣一種聲音在美國政府內部處於上升態勢，甚至於不顧與總統保持一致。總的來講，報告的基調對中國是不利的，當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落實是另外一回事。

《財經》：具體來說，您認為矛盾爆發點會在哪裡？

賈慶國：中美關係現在處於非常不確定的狀態，美國政府內部存在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政府外部很多以前主張積極發展與中國關係的人對中國表示失望，認為中國沒有朝他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他們以往認為隨著改革開放，中國會在價值觀或者政治上和他們的觀點趨同，而最近一些年他們感覺到不僅不是趨同，還漸行漸遠，最近還發現中國在輸出自己的發展觀。

中美關係的負面因素挺多，挑戰挺大。中美之間的一個新挑戰是老問題被放大了，如兩國發展模式的差異問題，美國實行的是市場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中國實行的是政府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過去美國對中國實行自己的發展模式不重視。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只會導致經濟上缺乏效率，而且當時中國經濟規模較小。但未曾想到的是中國發展如此之快，規模也變大了。所以，美國人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了。現在去美國訪問，智庫的擔憂是中國的工業政策，中國製造2025，他們認為這個扭曲了市場競爭，使中國企業佔優，所以中國應該放棄。但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個發展模式非常有效，需要長期堅持，不可能放棄。

在中美經貿關係中，過去一直是中國適應美國的發展模式，包括市場化改革等。現在可能到了一個不僅是中國適應美國，而美國也應該適應中國的時候。但是美國做老大做慣了，很難去改變自己的發展模式，所以中美間關於經濟發展模式之爭，未來會變得越來越突出。

美國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它無法管理好國內的事情，只好常常通過管理外部的事情來解決國內問題。例如無法管好國內的毒品問題，就在拉美進行緝毒；移民問題難解決，就要在美墨邊境建牆。經貿問題亦是如此，以消費為主的經濟結構無法調整，製造業生產成本太高帶來的失業問題無法解決，於是就要求其他國家自律，削減對美國的出口。

特朗普貿易理念：陳舊的重商主義

中國需要做的是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都可以平等競爭

《財經》：經貿問題已成為現階段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但特朗普力推的貿易逆差問題也被不少人詬病，認為並非核心問題。

賈慶國：特朗普政府在經貿問題上秉持了18世紀的重商主義，試圖通過給其他國家施壓來平衡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但這種逆全球化進程的做法，是違背美國利益的。其實，中美貿易完全平衡對美國來說未必是一件好事，這是因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裡面，包含了很多中國從其他國家，包括從美國進口的技術和零部件。如若達成中美貿易的完全平衡，中國就需要大幅削減進口，這會給國際貿易帶來什麼影響？這會給美國帶來什麼影響？我認為負面影響可能要比正面影響大。

特朗普想利用美國的強大，通過談判獲得利益，短期內這是可以做到的。但從長遠角度來說必然損害美國的利益，因為這樣做會削弱國際秩序。而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只能通過維護國際秩序來維護自身利益。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代表的是一種短線思維，美國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全球化對美國來說利遠大於弊，認為過度討論貿易赤字問題沒有意義，尤其是在雙邊這個層面上來討論更完全沒有意義。

《財經》：除了貿易逆差的問題，美國不管在國家安全報告還是在貿易調查的實踐中，都把知識產權問題作為一個焦點，這個問題會如何發展？

賈慶國：國安報告中重點提出的知識產權問題，在中美間是一個老問題，也是比較突出的問題，但我認為這個問題有些被誇大。中國近年來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已經有了很多進展。以往中國沒有競爭優勢，只有通過模仿才能起步，對知識產權缺乏保護問題確實存在。但中國現在已經意識到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那就是只有保護好知識產權創新才有動力，才可能談創新型國家。中國國內對此的呼籲或許比國外還要更大，所以加強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過去，美國與很多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現在的印度都有過這方面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發展程度不同造成的。

《財經》：這幾年都有一種趨勢，曾經積極推動中美關係發展的美國商界越來越多地提出不滿，包括對中國經商環境、市場准入等的批評，這個團體不再積極發聲，對中美關係的穩定意味著什麼？

賈慶國：美國企業的態度改變有幾個原因，一是外國企業過去在中國享有優惠，現在實行國民待遇這些優惠措施不給了；另一個是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不滿；再有就是對中國政府的鼓勵自主研發政策有意見，如合資企業在中國所進行的研發沒有被包括在自主研發之列，外國企業感到受到歧視；最後對某些強制技術轉讓的做法深感憂慮。

我覺得中國最需要做的是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這樣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可以平等競爭，長遠來看有助於提升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現在有一些做法會去回應激進民族主義的一些訴求，導致政策的偏差，是短視的。

《財經》：看起來美國企業的不滿多少有些結構性問題在其中，也難以短期內改善。那麼今後在中美關係中什麼力量可以扮演糾偏的角色呢？

賈慶國：在中美關係中，以往那種由一個主要的勢力來推進雙邊關係或者阻止關係惡化的情況可能以後不會有了。在兩國的經貿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已經交織成如此程度的情況下，兩國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可能需要更加平衡、更加務實。

特朗普是真心希望調整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但他上台後並沒有把競選時的口號付諸實現，我認為是他還是妥協了，不想大打貿易戰。畢竟兩國的利益關聯太大，貿易戰只會導致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結果。

印太戰略各國積極性不同

印太同盟能否有效發揮作用也有很大疑問

《財經》：國安報告中在亞太地區章節，用的詞語是「印太」地區，這是否是對「印太戰略」的呼應？文中印太戰略通過強調民主國家這個共同的價值觀來強調合作的必要性，是否可能成為美國在亞太再平衡之後的地區戰略？

賈慶國：報告中提到的印太戰略，實際上是一個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戰略，這與特朗普的想法存在區別，特朗普不太強調價值差異。

印太同盟能否有效發揮作用也有很大疑問。印度是一個獨立性很強、對國際合作帶有很大疑慮的國家，印度在與他國合作時經常表現出猶豫。澳大利亞雖然也糾結但其思路更清晰一些，澳大利亞始終在平衡兩個關係：與美國的安全關係，和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目前佔上風的是從現實主義角度來看待世界，主張加強與美國聯盟共同抗衡中國崛起造成的「威脅」，但這種態勢隨時都可能會變。日本是其中比較積極的國家，之所以積極是日本覺得中日在歷史問題、領土爭議、海洋權益的爭議是無解，兩國關係無法從根本上好轉。雖然日本最近也表現出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期待，但還是覺得要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及推動英國、澳大利亞等其他國家的准軍事同盟更靠譜一些。

日本和美國是印太戰略中比較積極的國家，澳大利亞的積極性漸高，印度暫時表示出願意合作。未來這個同盟會怎樣取決於很多變數，中美關係會如何走，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如何演變，今年是中日和平條約簽訂40周年，應該會有比較好的氛圍，但中日關係隨時都會受到歷史問題和釣魚島等問題的影響，所以現在還很難判斷。

《財經》：一些美國的學者和前官員對國家安全報告提出了質疑，認為無非就是在喊口號，缺乏執行的手段，中國應該如何解讀這份報告？

賈慶國：報告體現的更多是政策意向，向哪個方向傾斜，隨著時間變化而形成一種政策演變的趨勢。報告中所提及的美國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是否會單方向往這個方向發展，可能還需要看中美之間的互動，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短期來看，發展趨勢是不利於中國的。

怎麼理解新型大國關係

根本上就是把對方的資源利用好，和平共處，共同尋找繁榮的機會

《財經》：在以往的相當長時間，對中美關係的判斷都是不會太好，但也不會太壞。現在看起來已經不能再以這個特點來概括，中國應該如何調整對美國的政策？

賈慶國：中國還是需要堅持自己認為對的東西。我認為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是對的，其內涵「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符合中美兩國根本利益的。

第二，在處理兩國關係時，需要考慮如何讓美國人對中國放心。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不衝突、不對抗」，但經常出現在一些國內媒體上的則是中國又生產了某種武器裝備，目的是為了應對美國某種武器裝備，似乎美國就是我們的敵人，這樣的信息也會被美國接收到，因此增加了對「新型大國關係」提法的疑慮。美國到底是不是我們的敵人，我覺得不能內部講一套，外邊講一套，內外可能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和做法。

「二戰」結束時，美國就已經意識到，只能通過維護國際秩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為它是一個超級大國，沒有人能幫助它維護這個秩序。但維護國際秩序又是一個成本極其高昂的事情。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里寫道，歷史上，超級大國都是被維護國際秩序拖垮的，而不是被崛起大國打敗的。

面對這麼高的維護成本，美國採取了三種做法，一是加強和擴大冷戰期間形成的軍事同盟體系；二是建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三是跟別的國家建立各類合作夥伴關係。通過這三種辦法，美國鼓勵別的國家協助維護秩序。目前來看，這種做法還是比較成功的，戰後70年美國仍然是老大，並沒有被維護國際秩序的成本所拖垮。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關係應該是一種合作維護國際秩序的關係。對於美國而言，中國塊頭越來越大，如果有中國合作，能夠大大減輕美國維護秩序的負擔。對於中國而言，在美國強大的時候，把美國維護秩序的積極性保持住，以便儘可能地搭便車。當中國真的強大到超越美國的時候，把美國這塊資源利用好幫助中國來維護秩序。

中美之間所謂新型大國關係，從根本上就是把對方的資源利用好，和平共處，共同尋找繁榮的機會。但現在雙方很多人仍是從冷戰的角度去考慮中美關係問題，使得習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這個很好的理念得不到很好的落實。

《財經》：美國在亞太地區維護秩序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與地區相關國家結盟或加強合作，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都會強調與地區國家的合作，中國在地區的政策是否也需要考慮相應的調整？

賈慶國：對於中國來說，重要的還是要把地區局勢穩定住，有更多的時間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當今世界國家間的競爭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獲得「進出」的權利，也就是通過貿易和投資的方式得到需要的東西，包括國外的人才、市場、技術和資源，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實際上就是走了這樣一條良性擴張的道路。

中國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可能需要轉變思路，首先我們和相關的國家在維護地區穩定、維護海洋秩序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其次對於有爭議的領土和海洋權益，我們應該把它放在一個恰當的位置。有爭議的領土是不是核心利益？如果是核心利益，就要通過包括武力的方式來捍衛，是不能讓步的。鑒於歷史上包括中國的許多國家在邊界談判中都多少做出過讓步，顯然不能算核心利益。既然不是，就應該管控好，在管控好的基礎上進行共同開發，即使無法共同開發，也可以擱置，兩者都要比對抗的成本要低。

中國在外交上需要轉變思路，不能再像一個弱國那樣考慮問題，要從一個強國，一個未來超級大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我們要的是這個世界，而不是急於解決某個具體有爭議的領土。如果我們能夠管控好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就在世界獲得了更大的騰挪空間，「一帶一路」倡議就可能得以更好的實施，東南亞國家也不至於對中國那麼敏感，印太戰略可能也很難推進。

這些年國際上對中國的崛起焦慮上升。2008年以前，你問東南亞國家怎麼看中國的崛起？他們會說中國的崛起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機遇，當然也會補充一句，同時也是挑戰。中國是東南亞的鄰國，塊頭如此之大崛起又如此迅速，東南亞又是中國威脅論起源最早的地方之一，對中國的擔心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不能不說中國做的漂亮。但之後發生了很多問題，東南亞國家現在對中國的看法首先是挑戰，然後才是機遇。

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可能也需要反思，那就是我們怎麼才能在中國繼續快速崛起的過程中，讓世界對中國的崛起放心。只有世界對中國放心，中國才有可能和平發展，才有可能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首刊於2018年1月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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