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印刷業初探
西夏印刷業初探
孫昌盛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銀川,750001)
摘 要：西夏的印刷業隨著其民族文字產生而發展起來,到崇宗乾順和仁宗仁孝時期達到最高水平,特別在仁宗時期,不僅有發達的雕版印刷技術,同時使用活字版印書,走在了同時期遼、金兩朝印刷的前面。
關鍵詞：西夏 印刷 印書機構 書籍裝訂
中圖號：K871.44
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西夏境內各族人民在中世紀曾創造了燦爛的西夏文化,尤其印刷業,出現了以雕版印書和活字印書並存的局面。這在同時期遼、金兩朝中是沒有的。本文僅就現存西夏書籍,來管窺西夏的印刷業。
印刷術能在西夏發展起來,有其特定的基礎和背景。西夏大慶元年(1037年),元昊「始嘗以己意造蕃書,令謨寧令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並立即在全國推廣,教國人用以紀事[1]。文字的創製、推廣是西夏印刷興起的基礎。西夏立國前後,曾先後6次向北宋購買大藏經、經帙和簽牌,並求宋國子監所印之書字等[2];天授禮法延祚二年(1039年)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儒家經典為蕃語[3];(者單)都六年(1062年)毅宗諒祚向宋獻馬50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等[4]。隨著西夏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文化得到很大發展,政府提倡蕃、漢二學,設科舉,建太學。各州縣亦建學校,培養和選拔有學之士;佛教在西夏的興起,佛經的需求量不斷增加;政府機構中還設有刻字司、紙工院,專門負責刻書印刷。這些均是西夏印刷業發展、興盛的社會條件。
西夏印刷業興起於何時?文獻沒有明確記載。現存最早的西夏印刷品是1073年刻印的漢文佛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發願文。筆者認為,西夏的印刷業是隨著其民族文字產生而發展起來,到了崇宗乾順和仁宗仁孝時期達到最高水平。特別在仁宗時期,不僅有發達的雕版印刷技術,同時使用木活字版印書,走在了同時期遼、金兩朝印書的前面。
一 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規模
古代印刷業的興衰與佛教有密切聯繫,佛教徒對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發展和推廣應用,都曾作出了巨大貢獻。西夏統治者欽崇佛教,建國前後頻繁地向宋朝贖經,並於元昊時起到崇宗乾順止,僅用53年時間就譯3579卷西夏文《大藏經》。但是只靠贖經、譯經遠遠滿足不了需求,他們也大量印經,有時一經印至5萬卷、10萬卷,數量之多可與五代吳越國印經不相上下,而為遼、金所不及[5]。如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孝皇帝為紀念皇太后周忌之辰,開版印造番漢經共2萬卷;乾十五年(1184年)仁孝皇帝一次雕印《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西夏文、漢文共51000餘卷;乾二十年(1189年)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仁孝皇帝又令雕印《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次散施此經達10萬卷,漢文《金剛經》、《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各5萬卷;1195年羅太后為死去的仁孝帝祈福,發願雕印番、漢文《佛說轉女經》、《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善賢行願品》共93000部[6]。西夏是否將西夏文《大藏經》全部刻印已無據可查,但是西夏曾雕印全部漢文《大藏經》,至少印製了12部《大藏經》[7]。以上幾例,說明西夏印製佛經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西夏統治者提倡蕃學,因此,西夏字書的出版印刷十分盛行,有《音同》、《文海》、《文海雜類》、《五聲切韻》、《韻統》、《分類雜字》、《掌中珠》等[8]。同時政府重視儒學,從宋朝購入大量儒家、歷史、軍事等方面的書籍,譯成西夏文刻印流通。其中《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儒家經典作為西夏各級學校的教材而出版發行。西夏雕印的世俗文獻,在數量、規模上不及佛經,但其內容極為豐富。
(二)現存雕版印刷品
西夏雕版印刷品有佛經、世俗文獻和版畫三大類。
西夏雕版佛經(因數量大,經名不一一列舉)多數在國外。1909年俄國人柯茲洛夫在我國黑水城掘走的大批西夏文獻中,西夏文本已考定者,共約405種,3000多件,其中世俗著作60種,340多件;刊本有26種257件;佛經345種,刊本在千件左右。尚未考定者還有5000餘件[9]。黑城出土的漢文文獻,刊本、寫本共488件,其中可肯定為西夏時期雕印的佛經23種97件[10]。1914年英人斯坦因在黑水城亦盜走幾十件西夏佛經,印本居半,現藏於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11]。此外,法國、日本、瑞典、德國、印度等地博物館也藏有不少西夏佛經,因未公布,具體數目尚不清楚。國內所藏西夏佛經印本,主要收藏於甘肅博物館、敦煌研究院、內蒙古考古所、寧夏考古所、西安市文物管理處、陝西省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等地,共有二三十件。這些印本是研究西夏雕版印刷的珍貴實物資料。
西夏雕印的世俗文獻不少,涉及儒家、辭書、史書、文學、政治、軍事、法律和類書等方面。流傳至今的儒家經典有《左傳》、《論語》、《漢文典籍摘譯》、《列子》、《孔子家語》;辭書有《文海》、《文海雜類》、《音同》和《掌中珠》;歷史方面有《三國志》、《十二國》。《十二國》是春秋魯、齊、魏、晉等十二國史,為中原佚書;文學方面有西夏諺語《新集錦合辭》,佛教勸善詩文《到賢》、《西夏詩集》;政治上有《官階封號表》、《貞觀要文》(《貞觀政要》的節譯本);軍事有《貞觀玉鏡將》、《孫子兵法三家注》(曹操、李荃、杜牧注)、《六韜》、《黃石公三略》;法律有刊於西夏天盛年間(1149～1169年)的《天盛新律》;類書有《雜字》、《聖立義海》和《類林》等。這些文獻均被柯茲洛夫和斯坦因在我國黑水城掘走,分別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12]。它們不僅是研究西夏雕版印刷的實物資料,更重要的是為研究西夏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版畫與雕版印刷業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西夏的版畫印刷與其佛經印製一樣發達,僅仁孝皇帝在本命之年(1184年)就印彩畫功德大小51000餘幀。據向達先生《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介紹,斯坦因在黑城掘走的西夏版畫多達37件[13]。傳世的西夏版畫常見的是佛經插圖和佛像。最為珍貴的西夏版畫應是藏於北京圖書館的《譯經圖》。此圖約兩頁紙大小,圖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圖上部正中有一高僧,人物形象最大,像上部橫刻西夏文題款「都譯勾管作者安全國師白智光」,白智光左右兩側各有僧俗4人,僧前俗後,共16人。譯經圖的下部有人物8身,左側一男坐像為「子盛明皇帝」(惠宗秉常),右面一女坐像為「母梁氏皇太后」,各自身後立3位侍從。全幅圖線條柔和,人物表現細膩,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的一幀珍貴版畫[14]。敦煌研究院藏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西夏的一部版刻西夏文佛經圖解本,上為插圖,下為經文,經文54面,插圖53幅[15]。1991年,賀蘭山拜寺溝方塔出土了兩幅相同的西夏版畫,高55厘米、殘寬18厘米。畫面呈塔幢形,由寶蓋、塔身、底坐三部分組成[16]。佛像大小,上下不到7cm,左右不到6cm,在如此小的範圍內,所刻佛像造形豐富,形像逼真,充分反映出西夏刻工雕版技藝之高超。西夏木刻版畫是西夏雕版印刷術發達的產物。
(三)西夏雕版書的特點及優劣
邊框 古代書籍在文字四周都有框欄,有單欄、四周文武欄、兩側文武欄等形式。西夏刊本最常見的是上下單欄,左右文武欄,如《貞觀玉鏡將》、《聖立義海》、《類林》、《新集錦合辭》、《音同》、《天盛新律》等,間有四周單欄或雙欄者,如《文海》四周單欄,《掌中珠》為四周文武欄。西夏版書的邊框特點與宋槧本一致。西夏還有一種獨特的邊框,即邊框為雙線,雙線中間雕飾各種花紋,形成花邊[17]。
版心頁碼和書名 版心書名、頁碼用字無規定,多為漢字和西夏文交替使用,有的夏、漢合用,有時同版心會出現黑地白文和白地黑文的書名和頁碼,如《掌中珠》、《聖立義海》、《類林》等。正文中也有此類情況,如方塔出土的漢文刻經《略疏下》,黑文中穿插黑地白文。
版面空白處裝飾圖案多樣 在文中段末常見有菱形、花草、三角形等小花飾和人像,如《新集錦合辭》、《貞觀玉鏡將》等。有的界行不是一條條豎直的細黑線,而是由植物和飛天圖案組成,界行上部為樹枝式拱形圖案或華蓋,下部是蓮花[18]。裝飾最為講究的莫過於《番漢合時掌中珠》,此書依三才分部,每部又分上、中、下3篇,每篇題目均安於塔幢內,塔幢由寶蓋、塔身和蓮座三部分組成,篇目刻於塔身。
西夏書版面裝飾與宋版書的不同還表現在,宋版冊頁裝書中多有魚尾,常見單魚尾或雙魚尾,西夏版書中卻未見魚尾;宋版書間有象鼻、耳子等裝飾,象身、耳子在西夏版中都未見出現。
西夏政府對書籍校勘比較重視,故西夏官本錯誤較少。西夏文辭典《音同》是依聲編次的字書,目前發現它至少有初編本、改編本、整理本、勘校本和重校本5個版本。這是因為西夏文屬人為造字,新字不斷增加,每增新字,就可能再版一次,使其更加完善。每版都是仔細勘校,正如《音同》重校本序中雲:「……乃與《文海寶韻》仔細比較,又依《手鑒》好好校對雜亂,不僅正其闕失,且增新造字。」[19]對於佛經的校勘,西夏政府更是不遺餘力。現存西夏佛經不少是由仁宗仁孝皇帝「御校」,有時一部經校後還「再詳勘」。西夏人自己編撰的佛教著作《密咒圓因往生集》序中,提到在刻印此書時曾「命西域之高僧、東夏之真侶,校詳三複,華梵兩書,雕印流通」。[20]可見西夏對書籍校勘之認真。
西夏重視書籍校勘,並不是說西夏本皆善本。現存西夏古槧,自著者不多,多由漢文或藏文譯成或直接翻刻。古書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誤,更何況刻印譯書。有的錯誤是出於無心,有的則是通人臆改,原本盡失。如《類林·異識篇》張華條有「(晉)愍帝在長安,陷於胡賊,天下大亂」之句,西夏文譯本將「胡賊」改譯為「回鶻賊」[21]。「胡」泛指北方各部族,這裡指匈奴族人劉淵創建的前趙。當時回鶻與西夏處於敵對狀態,西夏便以敵對的回鶻代「胡」。從西夏文本《類林》看,俘虜晉愍帝者不是匈奴前趙而是回鶻人,與原本不符。另外,西夏私刻印書大量存在,私刻者因利所趨,有的又不諳文字,另為雕印,錯本書難免出現。
二 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在印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變革。但是,宋元時期,活字印書未曾流行,仍以雕版印刷為主,直到明清,活字印書才逐漸處於主導地位。作為活字印刷術發源地的中國,令人遺憾的是中原地區早期活字印刷品未見有實物流傳。近兩年來,在出土的西夏文獻中,學者們驚喜地發現了眾多活字印刷品。
(一)活字印刷品
1991年寧夏賀蘭山拜寺溝方塔出土了一批珍貴的西夏文獻,其中有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第三、四、五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要文地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廣義文下半》一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解生喜解補》第一、二、三、五卷,共9冊,均蝴蝶裝,200餘頁,每半頁10行,行22字,共約10萬字[22]。這9冊佛經均為西夏的木活字版本[23]。其特點是:版框欄線四角不銜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黑色濃淡不勻,紙背透墨深淺有別;字型大小不一,筆法風格各異;個別經頁版心行線漏排,有的最後一頁不設欄線或欄線排在經頁中間文字之後;有幾處倒字,如《本續》卷五頁碼「二十二」、「二十九」中的「二」字。《要文》第五頁中的「四」字,《解補》第七頁的「七」字等;字行間有隔行夾片印痕等。這些均是活字印本的特徵,雕版印本中則很少出現或根本見不到,特別是隔行夾片印痕,說明它們是木活字,不是泥活字。
近年來,在甘肅武威新華鄉纏山村玄母洞遺址出土了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據研究者介紹該經是西夏的泥活字版。這部經共54面,面7,行17字,每面高28cm、寬12cm。因同時出土的有西夏乾定年間的文書,證明此經印製時間不會晚於乾定年間。該經特點:「經面印墨有輕有重,經背透印深淺有別,有的字模高於平面,有的字體肥大,所以印墨厚重,並有暈染現象,經背透墨也很明顯。有的字體歪斜,還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輕、一半重。」這些均體現了活字特性。它是泥活字印本的依據是:「有的字筆畫生硬變形,豎不垂直,橫不連貫,中間斷折,半隱半現。體現了泥活字印刷所具有的特點。」這是因為泥活字「質堅性脆、易掉邊角、斷劃破裂」所致[24]。1973年英人格林斯塔德在印度出版了9卷本《西夏文大藏經》,其中收入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自第2035～2052頁均為活字版本[25]。日本西田龍雄先生早就指出此經印製粗劣,字體大小有別,應是初期階段的泥活字版[26]。甘肅武威出土的西夏泥活字版印本《維摩詰所說經》可能與《西夏文大藏經》中的《維摩詰所說經》是同一種泥活字版印本。
據史金波先生介紹,俄藏西夏文獻中也有活字版印本,如《維摩詰所說經》、《大乘萬法明鏡集》、《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是西夏的泥活字或木活字版印本[27]。
(二)西夏木活字排版工藝
我國最早介紹木活字印書工藝的文獻是元代王禎《農書》中《造活字印書法》。書中介紹了「造活字印書法」、「寫韻刻字法」、「鎪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輪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7個方面,是一套完整的木活字排版、印刷工藝。西夏木活字印書比王禎早,西夏的印書工藝又如何?我們從西夏文木活字版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等9冊佛經的版面特點結合王禎《農書》中的《造活字印書法》,談談西夏木活字排版印刷工藝。
王禎在《農書》中載:「……用平直干板一片,量面大小,四周作欄。右邊空,候擺滿盔面,右邊安置界欄,以木楔楔之。界行內字樣,須要個個修理平整,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以別器盛貯,如有低邪,隨字形襯楔楔之,至字體平穩,然後刷印之。」[28]《本續》每頁的「版框欄線四角不銜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左右欄線一般較短,上下欄線或者不足,或者超長,版心左右行線長短不一,與上下欄線不銜接」[29]。表明《本續》各頁版面的四界邊欄和版心行線是用木條(或竹片)圍成。其中有幾十個頁面的上欄在距左欄7cm處有同樣的裂口,裂口的大小、方向均一致,說明在印刷這幾十個頁面中,使用了同一根木條(或竹片)作上欄;有的頁面不是按版框大小設欄,如《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要文》末尾半頁僅存3行字,左欄線不在版框邊緣,而緊接經文最後一行排設,這又表明在排字過程中待文字排滿後再加右欄;《本續》頁面有長短不一,斷斷續續的線條,這些線條是字丁間的夾片印成,它與王禎《農書》中記載的「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的工序一致[30]。
《本續》上述版面特點所體現的排版工藝應是:用平板作印盔,用木片(或竹片)四周作欄,右邊空,擺滿字丁後,安置右欄,以楔楔之。盔內字丁逐個修理平整,若有不平者,用夾片楔之,至字體平穩,然後刷印。它與王禎記載的木活字印書法中的排版過程相同。同時證明王禎在《農書》中載的《造活字印書法》並非王禎發明,而是勞動人民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當時,王禎只是了解到木活字印書的方法,並將其形成文字附於《農書》後。這種活字印書法在宋代已經存在,與宋同時期的西夏於12世紀下半葉即仁宗仁孝時期已開始應用。至於西夏木活字的刻字法、取字法是否與王禎記載的相同,不得而知,我們不能在此強引。
三 刻書系統
隨著西夏經濟、文化的發展,刻書業逐漸興盛發達起來。官刻、寺院刻書和私刻三大系統同時並舉,在全國形成龐大的出版網。
官刻 官刻是指中央或地方各機關單位,用帑投資或主持所刻印的書。西夏的官刻機構主要是政府的「刻字司」。《西夏法典》、《天盛新律》「司序行文門」中的「刻字司」之機構,西夏文辭典《音同》跋中載:「今番字者,乃為祖帝朝搜尋,為欲使繁盛,遂設刻字司。」[31]可見西夏最晚在崇宗乾順時期(1086～1139年)就已設刻字司。流傳至今的西夏古槧許多就是刻字司印製。如西夏文《類林》第三、七卷末均有「乾癸丑十二年(1181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32],《聖立義海》第1卷終有「乾壬寅十三年(1182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33]。另有西夏文字典《音同》、《文海》、《番漢合時掌中珠》等。刻字司不僅刻印世俗文獻,也刻印佛經。西夏皇帝極為崇佛,值逢喜慶、紀奠等節日,積極發願,命刻字司刻印佛經,普施臣民。公元1184年是仁孝皇帝本命年,仁孝為己祈福積德,特敕刻字司印造《聖大乘三歸依經》西夏文、漢文51000餘卷,彩畫功德大小51000餘幀[34]。
寺院刻書 西夏寺院刻書規模很大,主要刻印佛經。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藏有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九末尾的殘頁上有西夏文木押捺印記,其譯為漢文是:「番國賀蘭山佛祖院攝禪園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禪師之弟子,為報福恩,印製十二部大藏契經及五十四部華嚴經。」陝西省圖書館所藏漢文《佛說摩尼羅經》和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漢文《高僧傳》卷五末尾都有形式、內容一致的西夏文押捺題記。此押捺題記據專家考證為西夏時期[35]。可見興慶府西的賀蘭山佛祖院已具有刻印大部頭佛經的能力。其它佛經和出土文物也可反映出西夏寺院刻印佛經的情況。漢文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經末落款有「溫家寺印經院」,印製時間是「大夏乾二十年(1189年)歲次已酉三月十五日,正宮皇后羅氏謹施」。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末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惠,大夏天慶(辛)己十三年(1161年)」[36]。周家寺內有專門雕字的僧人,說明本寺亦刻印佛經。1990年在銀川北郊賀蘭縣宏佛塔出土了西夏文佛經木雕版殘塊,大小2000餘塊。此塔修建於西夏晚期[37],大量木雕版的出土,證明宏佛塔所在寺院,西夏時期是一處印製佛經的場所。西夏在都城興慶府(今銀川市)及其西的賀蘭山中建有眾多寺院,僅賀蘭山中就有「頹寺百餘所」。寺廟大量存在,佛經不斷需求,必然促進興慶府及其附近寺院刻書業的發展。西夏不但在都城有寺廟刻書,興慶府以外也存在著寺廟刻書。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寺廟遺址內,出土了許多西夏文、漢文佛經和西夏文佛經木雕版[38]。黑水城在西夏時期是西部軍事重鎮,這裡與西夏腹地交通不便,只靠從外地輸入佛經很難滿足需求,於是就地刻印佛經也是自然的事。寺院刻書在西夏刻印佛經中佔據重要地位。
私刻 私刻在西夏是一股很強的刻書力量。《音同》跋中載:「……後刻工印匠不事人等因貪小利,肆開文場,另為雕刻。彼既不諳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顛倒,左右混雜,學者惑之……」[39]據此可知,西夏確有私刻,私刻者的目的之一是銷售盈利,這種私刻應是坊刻或書肆。私刻的書籍也不止《音同》一種,社會緊俏書目、文人士大夫所喜愛之書,更會大批刻印。西夏還有一類私刻,即個人出資,募工刻印,此類私刻多刻印佛經,目的是乞福積德。如:陸文政為亡故的父母乞求冥福,於惠宗秉常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73年)八月「特舍凈賄,懇爾良工、雕刻板成」,印施《般若多心經》;漢文《妙法蓮華經》發願文載:「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國、賀善海、郭狗埋等同為法友,特露微誠,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為結緣之首,命工鏤板,其日費飯食之類,皆宗室給之。雕印斯經一部。」天盛四年(1152年)僧人劉德真舍資雕版印施《注華嚴界觀門》,其後發願文有「是以恭舍囊資,募工鏤板,印施流通」。秦晉國王任得敬為求得病癒於天盛十九年(1167年)發願刻印《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40]。個人出資財雕印的書籍亦不限於佛經,還有世俗文獻。西夏諺語《新集錦合辭》由西夏著名學者梁德收集編纂,並在蒲梁尼的贊助下,於乾十八年(1187年)雕印出版[41]。私刻在西夏刻書印刷業中亦佔據重要地位。
我們從西夏佛經題款中可看出,西夏刻工大量存在,有具體名字者達十幾人。俄藏西夏文《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7036號)卷末題款有「天盛乙酉十七年七月一日,印面雕行者前內侍耿長葛」;《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4095號)末有「發願令雕者耿人樂、雕者劉寶四」;西夏文《佛說阿彌陀經》(4773號)卷末為「寫者僧人馬智慧,雕者李什德、劉鐵迦」;《諸說禪源集序》(800號)和《諸說禪源集序干文》(4736號)末尾均署「雕者申行征」[42]。眾多西夏刻工的存在,表明西夏刻書業的興旺繁榮,推動了西夏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發展。
四 書籍裝訂
西夏的書籍裝訂雖未見專文論述,但也見諸論著之中。佛經在西夏書籍中占多數。中原地區佛經的裝訂形式有兩種,經折裝和卷子裝,如宋《蜀藏》、遼《契丹藏》、金《趙城藏》為卷子裝;五代天福本《金剛經》、宋《福州東禪寺萬壽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和元代的《普寧藏》、《磧砂藏》等均為經折裝。西夏佛經,多藏於俄羅斯,俄國學者戈爾巴恰娃和克恰諾夫對已考定西夏書目的裝訂形式作過描述:西夏刊本佛經的裝訂形式多數是經折裝和卷子裝[43]。國內所藏西夏佛經有不少是經折裝的。但是,有的佛經裝訂形式與中原不同,較為特殊。俄藏西夏文刻本《維摩詰所說經》(738號、2311號、5727號等)均為蝴蝶裝[44]。甘肅武威出土的《妙法蓮華經》、方塔出土的漢文印本《略疏下》、西夏文木活字本《吉詳遍至口和本續》等9冊以及寫本《華嚴經》、《是豎橛咒》均為蝴蝶裝。西夏佛籍的裝訂形式除了傳統的經折裝、卷子裝外,還使用更為方便的蝴蝶裝,這在佛經裝訂上是一種突破、一種革命。
西夏世俗文獻的裝訂形式單一,皆為蝴蝶裝,目前還沒有發現西夏世俗文獻印本有其它裝訂形式。
余 論
現存西夏書籍,包括流失國外的,至少有500餘種,數千卷冊,其中雕版印本約有千卷。據了解,宋版書國內外所存者不過1000部左右,且大都為南宋本,遼版更少。1974年山西應縣木塔內出土61件遼代雕版印刷品,才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45]。眾多的西夏印本,是研究中國古代雕版印刷術珍貴的實物資料。
西夏活字印本的發現,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第一,文獻記載中的宋元活字本,如宋周必大印的《玉堂雜記》,元初楊維中等印的《近思錄》、《東萊經史說》,王禎印的《旌德縣誌》,馬稱德印的《大學衍義》等,現均已不存[46]。目前能見到的宋元活字本僅有西夏文佛經《大方廣佛華嚴經》,但它是元代木活字本,不是西夏印本[47]。西夏活字印本,為研究初期的活字印刷術提供了印本實物,尤其是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等9冊佛經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第二,西夏活字本的發現,證明西夏故地是我國活字印刷術傳向歐洲的重要中介地帶。我國的活字印刷術肇始於北宋,歐洲活字印刷始於15世紀德國的谷騰堡,是在中國活字印刷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48]。中國印刷術的西傳路線有數條,其中主要一條是沿古絲綢之路傳入中亞,然後進入歐洲。近年來,在敦煌發現了畏兀兒文木活字,在庫車與和田發現過漢文、八思巴文和古和田文的木活字印刷品,有關專家考證它們是元代遺物[49]。西夏王朝當時佔據著整個河西走廊,西夏活字印本的發現,證明活字印刷術早在南宋時期已經傳入河西地區,彌補了從中原到中亞地區的缺環。第三,西夏木活字印刷將我國發明和使用木活字的時間提早一個朝代,目前一些權威性印刷史論著中,當論述木活字時,仍然認為是元代王禎首創和發明。現在看來,根據新的發現這種說法需要修正,王禎不是木活字的發明者,王禎在《農書》中所載的木活字印書法早在宋代(西夏)時期就已存在。西夏人民為中國古代印刷作出了巨大貢獻。西夏印刷業在中國印刷史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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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史》卷12《仁宗紀》,中華書局。
[5][11]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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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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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史金波等:《類林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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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英)格林斯塔德:《西夏文大藏經》,轉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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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2][44]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
[28][30]王禎:《農書》附《造活字印書法》,見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
[33]克恰諾夫、李範文、羅矛昆:《聖立義海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寧夏文管會等:《寧夏賀蘭縣宏佛塔清理簡報》,載《文物》1991年第8期。
[41]陳炳應:《西夏諺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5]國家文物局文保所等:《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內發現了遼代珍貴文物》,載《文物》1982年第6期。
[47]王靜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經與銅牌》,載《文物》1972年第11期;張思溫:《活字版西夏文〈華嚴經〉卷十一至卷十五簡介》,載《文物》1979年第10期。
[49]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7冊,人民出版社,1983年。
本文出自：《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38-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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