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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果達:「四渡赤水」還是「第四次渡赤水」——正確理解毛澤東的「得意之筆」

遵義會議後, 中央紅軍進行了四渡赤水的作戰行動, 在赤水河的兩岸來回四次渡河, 最後順利突出敵軍的重圍挺進雲南。據聶榮臻回憶: 「陳毅同志對我說過, 毛主席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由於歷史語境和「四渡赤水」這一名稱本身具有的習慣表達的巧合, 人們對毛澤東所說的「四渡赤水」產生了誤解, 以為「四渡赤水」就是當年紅軍的四次渡過赤水河, 沒有想到毛澤東指的是第四次渡赤水, 這就使得對四渡赤水的研究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誤區。

當年的毛澤東不可能把四渡赤水作為一個完整的戰役向陳毅介紹, 也就是說當年的毛澤東不可能把紅軍在長征中來回四次渡過赤水河都看成是自己的「得意之筆」。

遵義會議後, 毛澤東雖然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 但他的領導地位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 決非在遵義開個會就能一蹴而就的。毛澤東在第一、二次渡赤水時連名正言順的軍事指揮頭銜也沒有, 又怎麼可能把四次渡赤水都看成是自己指揮的。

事實上前三次渡赤水的過程, 也並沒有值得毛澤東有所「得意」的地方。首渡赤水由於情報的錯誤, 導致了土城之戰的失利。為此, 毛澤東一再做過檢討。一次是在失利後不久, 當時在紅軍總部工作的呂黎平回憶: 「毛澤東站在一個斜坡上注視全場, 好像有點自責的神情, 對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的指戰員說: 『同志們, 十幾天前, 我們在土城戰鬥中沒有打贏, 傷亡還很大, 主要是沒有把敵情搞清楚, 拳頭不硬 ( 沒有集中兵力) , 責任在我們軍委, 不怪下面。」另一次是在扎西會議上, 毛澤東總結了三條經驗教訓, 內容與上述大同小異。對遵義會議後的出師不利, 毛澤東豈會作為「得意」的理由。

二渡赤水是扎西會議的決定, 目的是要建立黔北根據地。但在關鍵性的魯班場之戰中失利, 建立黔北根據地的計劃受挫, 紅軍被迫三渡赤水另做打算。魯班場之戰毛澤東是前敵司令部政委, 自然也不會有可以「得意」之處。從這三次渡赤水的目的和結果來看, 很難找到能使毛澤東感到「得意」的理由。恰恰相反, 從毛澤東當時創作的那首有名的詩詞《憶秦娥·婁山關》來看, 他的內心世界凝重而悲壯, 哪有絲毫「得意」的蹤影。

紅軍三渡赤水後, 毛澤東於 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處赤水河畔的陳福村成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 開始真正掌握了最高軍事指揮權,指揮紅軍第四次渡赤水奇襲貴陽。這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直接面對最高對手鬥智斗勇而實施的最大最成功的戰略欺騙行動, 體現了戰場上最出色最精彩的智慧與計謀。

1935年3月21日, 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 開始了當年「擒賊先擒王」的「斬首行動」。毛澤東「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一面下令小部紅軍大張旗鼓地北上, 一面卻率主力晝伏夜行, 秘密南下奔襲蔣介石所在的貴陽。在這一過程中, 毛澤東迫使蔣介石按照紅軍的意圖三調滇軍, 為紅軍進軍雲南讓開了路。

毫無疑問, 毛澤東在軍事上以弱制強, 把蔣介石玩弄於股掌之上, 把紅軍帶出了險境, 顯然是毛澤東感到「得意」的主要原因。

正確解讀毛澤東這句評價還必須正確理解歷史的語境。毛澤東所說的「四渡赤水」由於當事人都能理解, 因此對「第」字作了省略。不僅語言, 當時的文字也是如此, 如遵義會議的決議就是《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這一「五次」當然就是指「第五次」。決議的頭一句就是「聽了博古同志關於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及周恩來同志的副報告之後」。 60 年後, 老紅軍吳允中在回憶當年的情景也使用了相同的歷史語境。他說, 1939 年冬, 毛澤東在談到第五次反「圍剿」時說: 「只是由於錯誤路線的指導, 反五次『圍剿』才失敗了。」像這類省略「第」字的提法在當時的各種文件及以後的回憶錄中可謂比比皆是, 歷史的過來之人是決不會誤解的。如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對毛澤東「得意之筆」的理解就完全正確。他對紅軍 1935 年 3 月底第四次渡赤水和南渡烏江後的戰局是這樣描述的: 「這個階段, 我們都是聲東擊西, 大踏步地機動作戰不斷地調動敵人。這樣打法, 部隊自然要多走一點路, 疲勞一點。可是敵人卻對我們捉摸不透, 便於我們隱蔽企圖。使我軍由被動變為主動, 以後陳毅同志對我說過, 毛主席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聶榮臻把「得意之筆」的時間界定在紅軍南渡烏江後, 實際上就明確地解讀了毛澤東的「四渡赤水」就是第四次渡赤水。

毛澤東把第四次渡赤水看作自己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應該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是毛澤東當然牢記自己在組織上真正成為全黨全軍的領導人後成功指揮的第一仗。二是紅軍長征中化險為夷的關鍵一仗。可以說正是這一仗的成功, 才奠定了紅軍長征能夠勝利到達陝北的基礎, 也奠定了毛澤東作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主要成員全權指揮軍事的地位。為此, 毛澤東自然刻骨銘心, 引以為豪。

作者簡介:孫果達,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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