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女子的大腿露出來了

文史 01-22

「文革」結束的頭十年，西來的思想、西來的服飾，成為行為舉止、穿衣打扮的參照。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存在主義，等等，進來了；「異化」概念進來了；喇叭褲進來了，牛仔褲進來了，西裝復甦了；女子的大腿露出來了，小蠻腰露出來了，臉上塗脂抹粉了，頭髮也燙卷了……然而，意識形態的保守與開放的矛盾，還要在日常的穿衣打扮，在私人生活中游弋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個人的穿衣打扮才真正擺脫與政治的干係，衣衫才以本真面目滿足各色穿衣人私人的審美需求和心理需求。

搖擺舞，跳起來吧小夥伴！

1979年除夕夜，國人的精神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人民大會堂這個決定國家大事的地方舉辦了一場聯歡舞會。舞會上的細節，比如參加者的衣著打扮，文字記錄不多。倒是電影演員蓋麗麗跳華爾茲的搖曳舞姿，與男舞伴的臉貼得那麼近，事後被人津津樂道，因為在眾目睽睽下纏綿柔軟的身體，激活了人們久違的閑適心境，還有隱隱的不可名狀的慾望。

"文革"後舞禁解除。一時間，跳舞成為風尚。城市繁華街區，舞廳的牌子當街懸掛，隨處可見。不願花錢去舞廳，或沒有場地，也無妨，處處皆可是舞池。膽大的青年在公園跳，在廣場跳，在郊外跳，跳交際舞，跳迪斯科。

當時《新觀察》雜誌記者李曉斌注意到，在頤和園露天跳迪斯科的青年，居然是穿西裝，戴蛤蟆鏡，腳蹬北京懶漢鞋。他們搖擺的身體，引來眾人圍觀，其表情複雜，欲言又止:

1979年的北京人對搖擺舞還是比較忌諱的，圍觀的人特多，說他們不是正經人，他們是資產階級。觀眾雖然一方面很反感，另一方面卻被他們所叱責的東西所吸引，一個個眼睛看得直直地挪不開步子。其實他們的批評未必真的都是在批評，而大多是以批評的方式，用當時政治的眼光來表達自己的好奇，甚至是表達對那種時尚的欣賞和對先行者的妒忌。[1]李曉斌：《變革在中國：1976-1986》，浙江攝影出版社，2003年，第157頁。

1980年，在八大處公園跳迪斯科的青年是勇敢的，因為扭屁股的迪斯科依然構成了反叛的一個符號。王文瀾攝/提供

然而，身體的搖擺解放而拘謹。舞者雖然跳著西來的舞蹈，穿著西來的服飾，舉止和神態看起來還是舊時代特有的警惕。應該說，八十年代初期，甚至到中期，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西方仍投以乜斜的目光，持有複雜的心態，有些敵意，有些愛慕，也有些好奇。

結果，民間男女小心翼翼地，在舞廳，在露天，跳舞跳了一年，風向陡然轉變。

1980年6月，公安部、文化部聯合下發《關於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的通知》，禁止在公園、廣場等公共場所跳交際舞。

大會堂舞池內，北京的郊外，那些歡愉而謹慎飛轉的高跟鞋、喇叭褲很快就遭到了批判。《通知》出來後，少有人膽敢在公開場合聚集跳舞了，但舞步卻沒有停下來，轉入了私人的客廳。

粉碎"四人幫"後導演凌子峰在家舉辦舞會慶祝。凌飛攝/提供

1984年，舞廳又逐漸開了。據新華社報道，這一年，北京批准了四家舞廳，但只准許外國人、留學生以及華僑入場。隨後，北京的鄰居天津，搞起舞廳試點，領了風氣之先。跳舞很快又成了時尚。

1985年，不少機關單位學校，每逢節假日，也開始搞起了舞會。舞會多在食堂舉辦，餐桌餐椅往四周挪開，就是舞池，有些食堂還會在地上撒鹽，讓那平日里油膩的地面能配得起華爾茲舞步。參加舞會者眾，有民國過來的老者，有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年輕人，有本單位的職工，還有外單位的親朋。

八十年代初，福州市展覽館（現為于山堂）在全市最早開辦舞廳，日日吸引

眾多跳舞者。林振壽攝/提供

西方宮廷的交際舞與迪斯科交錯進行，人們在震耳欲聾的港台歌曲伴奏下，軀體僵硬，舞步笨拙，常常踩了舞伴的腳。曲終，男女雙方飛快轉身，各自離開舞池，好像不認識，好像也為剛才在舞池中的勾肩搭背而覺得些許羞赧。年輕的男舞伴更是不懂得一支舞曲後，應該送女伴回到座位。參加舞會的人，衣衫也是隨意的。

機關舞會一般是金秋國慶、隆冬春節舉辦。跳舞的人，把外套脫了，隨手堆放在桌椅上，穿著毛衣毛褲老棉鞋，跳華爾茲，跳迪斯科，努力踩上節奏，音樂的，時代的，在旋轉燈光的照射下，笑容儘管還有一點點拘謹，卻是發自內心的。

喇叭褲！蛤蟆鏡！

今夜只跳迪斯科！

喇叭褲風波1979年，北京、上海等地青年，尤其是文藝青年，穿起了喇叭褲：褲腿上窄下寬，形似喇叭，襠短腰低，緊裹臀部。按褲腳尺寸大小，喇叭褲有大喇、小喇和微喇之分。大喇褲腳張開，最大可有二尺。褲長覆住鞋面，露出鞋尖，在鞋底與地面之間搖曳。這個六十年代從美國興起的褲裝，為中國後來頗成氣候的亞文化留下了第一道印記。青年們穿喇叭褲的同時，還戴太陽鏡。由於鏡片大，形似蛤蟆，太陽鏡就得了"蛤蟆鏡"的綽號。蛤蟆鏡的商標故意不摘，留在鏡片上，在最不起眼的細節上，也要做到與眾不同。

急於傾吐與眾不同的情緒，青年人還把三洋牌雙卡錄音機引入他們的裝扮，有事沒事都拎著。此時此刻此地，來自日本的錄音機攜帶出一種西方與東方、我們與你們的雙關含義：它既是西方物質文明的符號，又是出現在東方文化語境下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象徵。

穿喇叭褲、戴蛤蟆鏡的青年人，帶著"寵物"--雙卡錄音機，常常聚集公園，錄音機高放港台音樂，踩著音樂節拍，扭腰甩胯，跳著完全不合規範的迪斯科、交際舞。這場景活像美國"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傑克·凱魯亞克對他朋友們的描述，"燃燒的一群令人恐懼和顫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來"。

先行者常常是不幸的。有人斥責青年人公開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把他們的衣著打扮標籤化，打上"社會不良青年"的標記。喇叭褲也遭到批判。這個上小下擴褲裝，把男人女人的臀部、腿部的線條表現得淋淋漓漓，在一些人眼裡就有了色情之嫌。於女人，於男人，身體都是不可讚美的，胸部、臀部、腿部更是不可隨便張揚。青年人喇叭褲沒穿幾天，大家就發動了輿論攻勢。1980年，天津《大眾生活報》發表文章稱：

當下某些時髦青年，頭髮留著大鬢角，唇間蓄著小黑胡，上身花襯衫，下身穿著喇叭褲，足踏黑皮鞋，手提放著鄧麗君甜蜜蜜情歌的雙喇叭收錄機，招搖過市。這些青年人是在盲目模仿西方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今年，上海某服裝廠做了幾萬條喇叭褲，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樣，又難看，又俗氣，甚至從背後看已經難以區分男女了，因此，領導批示不準出售。

各地方動員起來，團員、青年上街糾察，禁止青年穿喇叭褲。

若是遇到不聽禁令的，可以動剪子強剪。

戴蛤蟆鏡拍照的女子。王文瀾拍攝

然而，主流的斥責聲從反面表明，青年人試圖掙脫社會秩序限制的反動，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因為主流社會感受到了他們的對抗。在這個意義上，喇叭褲、蛤蟆鏡以及雙卡錄音機，一起為青年亞文化的發展譜寫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叛逆序曲。

時尚這東西，無論在大都市還是小城鎮，對年輕人都具有永恆的魅力。戴上蛤蟆鏡拍照，是時尚的一部分。王勇提供

有意思的是，穿喇叭褲、蓄長發的男人很容易給人不安全、不可靠的印象。自家女兒找對象，一看小夥子蓄長發，穿喇叭褲，父母很難同意把女兒許配給他。

1979年，某歌舞團的手風琴手，乘坐貫穿北京長安街的1路公交車，他用表弟的月票上車，企圖混票。他回憶說："售票員是女的，本來沒發現我用表弟的月票。我穿的喇叭褲，梳個大背頭很惹眼，可能她覺得我看起來不像好人，一下就有警惕性，注意我了，查看了月票，還要帶我到公交總站處理。"出人意料的是，在去公交總站的路上，這位女售票員忽然對他說："

你好英俊，像《巴士奇遇結良緣》中的男主角。長那麼好看，為什麼穿得像個小流氓。下次出門別穿喇叭褲了。你也不用去總站了。

"看來，在這位售票員眼中，逃票這個相當於逃稅的行為，遠不及穿喇叭褲惡劣。結果，車到王府井，售票員就讓他下車了。

工廠的工人、機關的幹部、學校的學生，也穿上了喇叭褲，蓄了大背頭和披肩發。反對者以強勢的姿態出現，說喇叭褲不符合國情，改革開放只能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絕不允許模仿西人的生活態度。喇叭褲在反對者眼中，是令人難堪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標記。

對喇叭褲持理解的一派反駁說，動輒給非主流的服飾貼資產階級標籤，只能說明貼標籤者內心的脆弱和政治上的幼稚。他們提醒，不應該再把個人穿衣打扮強行地與政治扯在一起。

還有人從敦煌壁畫的舞者服飾考證中，提出喇叭褲其實是國人一千多年前就發明的，與西方生活方式無絲毫瓜葛。但是，無論與西方有沒有關係，喇叭褲還是在八十年代初經歷了"圍剿"。

牛仔褲，穿上拍張照就行了！

1980年秋，新華社記者劉宗棠訪日回來。劉是"文革"結束後最早出訪的官方新聞人士之一。他從日本帶回一件相當前衛的禮物--牛仔褲，送給老友的女兒杉杉。他說："東京街頭，青年人的打扮，有型有款，多姿多彩，精神輕鬆，情緒愉快。讓人覺得這個國家有朝氣，有未來。"這是一個資深的新聞記者，透過外國服裝看到並帶回來的生活觀念。用服飾表現身體的美好、個性的飛揚，是理所當然的，更是人性的。

望著眼前正青春的杉杉，打扮老氣橫秋，灰色滌卡外套，款式中性，藍色滌卡長褲，裁剪肥大，這位長期從事農村報道的資深記者，神色竟顯出了沮喪。

他說："現在國家在經濟上都改革開放了，你們大學生在穿衣問題上也該活潑點、放鬆點。一會兒就把牛仔褲換上。"

可是，杉杉的父親卻萬分緊張，擔心強調腿部和臀部線條的牛仔褲會給愛女招來閑言碎語。

出於對女兒無限的愛和擔憂，老先生說，穿可以，但只能穿上這條來自東洋的牛仔褲在自家門前的夾竹桃前拍張照，表示說"穿過牛仔褲"就行了。

1980年，改革開放兩年，經濟上開始掙脫各種禁錮，擺攤賣貨的個體戶出現在大街小巷，人性的回歸表現激烈。然而，傳統意識還左右著很多人的穿衣意識，甚至在上海這樣的都市，穿著依然保守。

"夏天時，街道上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都穿著白色或者淺藍色的短袖上衣和深色的長褲，自覺地抹殺一切個性的痕迹。人人都像被清洗過的案板一樣乾淨而刀痕累累。"

[1]"洗過的案板一樣乾淨"，是陳丹燕對七十年代上海人穿衣打扮的觀察。然而，這近乎冷肅的乾淨，也是八十年代初全國男女的服裝場景。

春夏本是女子梳妝的好時節，卻常見街頭二八少女，的確良短袖衫，沒有腰身，下擺平裁，低頭含胸，形同八十老嫗。任何彰顯女性特徵的服飾，都可能被貼上"輕佻""作風不正"的標籤。在衣著上表現出來的平等，對不少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總要設法有些小小的與眾不同。

花布裙，

不要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路上繼續滑下去了

！

北京某老牌出版社一位蕭姓編輯就不穿中性特質的衣服，她說，"尤其是冬天，本來就穿得多，再沒點顏色，男女真的一樣了"。這位生在北京的南方女子，皮膚白皙，長得洋氣，時常在服裝上搞小動作。

初冬，喜穿黑呢長褲、黑呢短大衣，雙排扣，母親傳給她的白底藍細花絲綢方巾隨意圍在脖子上。北方的冬天，辦公室在暖氣的慫恿下，空氣又干又脆。

蕭編輯和所有同事一樣脫下外套，赫然露出水紅色雞心領羊毛衫，不施粉黛，在一群穿灰撲撲毛衣的同事中，宛若枯樹中還沒來得及凋零的紅玉蘭。

夏天，她喜穿無袖亞麻繡花衣，配包臀藍印花布裙。這都是王府井工藝美術商店出售的商品，是針對外賓的。結果，她一穿，就弄得流言四起。

大約考慮到她業務還好，家庭背景還好，各級領導們從小到大，不忍心看她就此"毀滅"，苦口婆心地勸導她懸崖勒馬，"不要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路上繼續滑下去了"。

每每回憶起領導們做她政治思想工作的樣子，她就不勝唏噓：

"雖然文革已經結束幾年，但很多人的行為方式還是很文革的，還是除了毛主席，政治是最高統帥那一套，不但管你思想，還要管你的身體，管你吃喝拉撒睡，管你穿衣打扮，管你結婚生子，一切都要政治正確。"

不甘心被規訓的男女都像蕭編輯，有點隱忍，有點叛逆，謹慎地出格。行為稍微大膽的女人，會在衣領和袖口上玩雕蟲小技，弄件色彩惹眼的襯衣，掖在款式沉悶的外套下，帶著幾分妖嬈，幾分哀怨，在脖子和手腕處飄動，恍若驚鴻。

小皮鞋，嘎登響

資產階級壞思想！

不安分的男人，花哨名堂多在皮鞋上搞。

八十年代中期，北京東四十條路口有家上海皮鞋店，款式顏色都是京城百貨商場沒有的。有一款黑色小羊皮燒麥式樣的船鞋很出挑，細軟的皮子在腳尖處捏成細碎褶子，還綴有兩根流蘇。俗話說，腳上無鞋一身慫。那時，中國最權威的《美術》雜誌深藏在十條衚衕。

雜誌社有位編輯，外表沉悶，內心狂野，著裝平庸，因為不敢"打扮出眾"，冬天咖啡色翻皮外套，春秋郵差綠夾克，卡車司機的大頭皮鞋伺候三季。

但是，1985年春天，他走進了這家皮鞋店。出來時，那黑色燒麥船鞋已在腳上。恰有要好女同事路過，一眼看見頂在他腳上的燒麥，又驚喜又擔心說：

"終於露崢嶸了。不過，我提醒你，上班最好不要穿。穿，領導肯定找你談話。"

好像一句讖語。他穿上燒麥鞋，蹬腳踏車上班，有騎車人側目而過。

進了辦公室，領導眉頭緊縮，盯著鞋看。片刻，甩出一句狠話：

"把你那花里胡哨的玩意兒脫了！不脫，扣工資！"很難想像，這話會從一位從事藝術的領導口中出來。

網球裙，高跟鞋

從此只能上夜班！

1986年的夏天，北京格外乾熱，空氣有烤脆的質感。一位李姓女青年忍無可忍了，顧不得中央媒體的記者名分，穿上白色百褶網球裙，長度在膝蓋以上，海藍色短袖，鑲著白色荷葉邊，腳蹬白色高跟鞋，來上班了。這裝束，放到今天，萬不能引人注意。

但那時的情況是，她在機關院子里行走，高跟鞋顛覆了網球裙在網球場上矯健的運動形象，又同網球裙一起修飾突出著她修長的大腿，當天就惹出了"風騷"的流言，因為這運動場上的短裙穿進機關大院，與運動脫了干係，語氣和語義都變得挑釁和挑逗起來。那時還沒有"性感"這個外來詞，流言就很隱晦，很含糊其辭。男性領導找她談話，要她"注意群眾影響"，不要穿得"太那個"。太哪個呀？領導也沒說，只是眼睛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掃來掃去，躲躲閃閃。

李詰問領導："是不是裹成一團，只露出眼睛，就不太那個了呀？"領導生氣得很，"呼"一下站起，指著她："你看看！你看看！上千人的機關大院，有哪個部門的女同志像你這樣？告訴你，個人必須服從集體！穿衣服也一樣，要服從！要考慮大家的感受。你這裙子太那個了！太個色！必須換，不換不要來上班！"

李記者太年輕太天真，尚不懂個人和集體的關係，不顧集體感受，不願向"群眾"妥協，打扮依然故我。"群眾"憤懣，開始當面竊竊私語。私語的指向明確，讓她聽不清在說什麼，卻清楚地知道在說自己。先是辦公室的幾個人，一見她就竊竊私語，然後是多個辦公室的一群人看見她就竊竊私語。她隱約感覺到自己要被"群眾"孤立了，要被集體排斥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