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中國人都該知道：改革開放 40 年，40 個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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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劉勝軍微財經的第 92 篇原創首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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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精英人士的選擇┩
歷史就是一連串的偶然性。
01
思想解放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報》發表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爆建國以來第一次「思想解放」，從根本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礎。
02
農村改革
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低矮殘破的茅屋裡擠滿了 18 位農民，誕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證書：
1. 分田到戶；
2. 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
3. 如果幹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 18 歲。
在會上，隊長嚴俊昌特彆強調，
「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
嚴俊昌說，
「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
這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無意中開啟了改革開放第一項政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巧合的是，李克強1976－1978 年在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擔任黨支部書記。
03
改革開放
1978 年 12 月 18 日 - 22 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舉行。
鄧小平在閉幕式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
這次會議被國內外普遍視為改革開放的歷史起點。
04
經濟特區
1979 年 8 月 26 日，經全國人大批准，在深圳市境內划出 327．5 平方公里（補更調查數據為 395．992 平方公里）地域設置經濟特區。
中國向世界打開了第一扇窗戶，歷史性地終結了自明清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
「特區」也成為改革開放的關鍵詞之一。
1980 年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到深圳考察
05
計劃生育
1953 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計每年要增加 1200 萬人，增殖率為 20 ‰ 。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認為，僅上海一地的人口凈增長率就是 39 ‰ 。
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 22 ‰以上。如此發展下去， 50 年後，中國將有 26 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
但直到 1980 年國家才正式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
我國人口出生率由 1970 年的 33.4 ‰下降到 2012 年的 12.1‰，1970 年我國凈增 2321 萬人，2012 年凈增 669 萬人。
計劃生育政策不是完美的，但實踐證明了在特定階段對緩解人口與資源矛盾的歷史貢獻。
2015 年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06
私營經濟
在計劃經濟時期，私有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徵。
傻子瓜子的起伏見證了民營經濟艱難的破繭。年廣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發展到 100 多人的「大工廠」，紅極一時。
1984 年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年廣久，並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驚動了鄧小平。鄧小平用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指出：
「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
1987 年蕪湖市對年廣久經濟問題立案偵查。
1991 年 5 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犯有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 3 年，緩期 3 年。
令年廣久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又一次保護了他：
「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 100 萬元，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鄧小平南方講話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讓年廣久起死回生。
1992 年，年廣久因經濟問題不成立而獲釋。
07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1987 年 10 月十三大舉行，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
以改革開放為強國之路。
由此，「聚精會神搞經濟」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
目前，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 GDP，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
順天應時，十九大宣布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發展，標誌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08
浦東開發開放
1990 年 1 月鄧小平來滬，第一次明確提出「開發浦東、開放浦東」的設想。
同年 3 月鄧小平與當時中央負責同志談話，非常明確地又一次說，
「上海是我們的一張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1991 年大年初一，鄧小平出人意料地對上海一干領導講話，
「你們要抓住 20 世紀最後的機遇，抓住本世紀的尾巴，加快發展。」
三天後，鄧小平與朱鎔基等人察看了浦東新區的地圖和模型，並再次講話，
「開發浦東，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留餘地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浦東開發遲了，遲了至少五年，我在 84、85 年就覺得應該開發上海，但那時還沒下這個決心。」
浦東開發開放，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縱深推進的第二階段。
1994 年的陸家嘴
09
股票市場
1990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始正式營業。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出席了開業典禮。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當年 5 月 21 日上海股票交易價格全部放開，股票價格一飛衝天，3 天內暴漲 570 %，這一天被稱為中國股市真正誕生的一天。
在那個連「市場經濟」都是敏感詞的年代，這不能不說中國對市場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一次分外大膽的跨越式熊抱。
10
皇甫平事件
1991 年《解放日報》負責人周瑞金與施芝鴻和凌河一道，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系列文章：
《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
《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
《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
在當時沉悶的思想市場投下重磅炸彈。除了當年 4 月新華社《半月談》公開表示支持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言，少數進行攻擊、批判。
「皇甫平」系列文章拉開了中國第二輪思想解放的大幕，成為鄧小平南巡的投石問路。
11
頭腦風暴
1991 年 10 月 17 日到 12 月 14 日 ，江澤民主持召開了 11 次座談會，和經濟學家一起討論三個問題：
1. 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現狀；
2. 蘇東劇變的根本教訓是什麼；
3. 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其中，第三個問題花的時間最多，座談會開了 5 次。
吳敬璉、劉國光、張卓元、楊啟先、周小川、郭樹清等都反駁了當時的倒車論調，強調了改革的市場方向。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領導人和學者之間互相插話，平等地進行討論。
這些會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誕生做好了接生準備。
12
九二南巡與下海
1992 年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88 歲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先後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拋出「三個有利於」、「誰不改革誰下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金句，為陷入困局的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局面，改革春風席捲神州大地，改革開放由此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
大批官員學者下海，中國企業家的「九二派」誕生。
13
市場經濟誕生
1993 年 11 月 11～14 日十四屆三中全會在京舉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與八十年代「摸著石頭過河」不同，此次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第一次重大和系統的「頂層設計」。
14
破三鐵與下崗
1992 年初，以徐州國營企業改革為發端，國營企業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和「鐵交椅」）為中心的企業勞動、工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熱潮。
「破三鐵」成為朱鎔基改革攻堅戰的關鍵一戰，是一次異常劇烈的觀念和利益的衝撞。以 3000 萬國企職工下崗的陣痛為代價，國有企業真正邁上了「市場化」的征途，也破解了銀行壞帳的死結。
15
分稅制改革
朱鎔基上任副總理後發現，「中央財政十分困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從 1993 年 9 月 9 日到 11 月 21 日兩個多月的時間，朱鎔基帶領 60 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 17 個省、市、自治區，解釋分稅制方案。
朱鎔基說，
「實行分稅制，來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談，商量，妥協，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 5 斤肉。」
分稅制徹底逆轉了中央與地方的財力對比，但也留下兩個後遺症：
央地財權與事權不對稱（中央轉移支付導致「跑部錢進」）；
土地出讓金歸地方，埋下了土地財政的歷史隱患。
16
房改
1994 年《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實施，把住房實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的貨幣工資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
改變了解決住房「靠政府、靠單位、靠企業」的觀念，以舊換新、以小換大、入住新房成為老百姓購房自住的最佳選擇，開啟了城鎮住房商品化的大門。
如今，房地產早已成為對經濟、金融、居民財富舉足輕重的關鍵行業。
17
香港回歸
1997 年初鄧小平去世，遺憾地錯過了幾個月後香港回歸的歷史性時刻。
香港的回歸，不僅是中國國力增強的標誌，更為中國經濟國際化提供了一個國際橋樑、標杆和金融資源。
為推動中國證券市場規範化，朱鎔基曾聘請香港監管人士史美倫、梁定邦擔任中國證監會高層。
18
亞洲金融危機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第一次面對家門口的金融風暴：
人民幣頂住壓力沒有貶值；
中央力挺香港擊退索羅斯等金融大鱷攻擊；
通過減稅等方法擴大內需。
這次危機中國目睹了泰國、韓國、印尼、馬來西亞遭受危機打擊的慘痛經歷，增強了中國政府對於金融危機和金融開放風險的認知，也為此後推動深化金融改革提供了強大危機感和驅動力。
19
國退民進
十五屆四中全會於 1999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在國企改革里程中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要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開啟了「國退民進」；
2）政商分家：國各級黨政機關都要同所辦的經濟實體和直接管理的企業在人財物等方面徹底脫鉤；
3）對企業及企業領導人不再確定行政級別（遺憾的是，這一點後來未得以被落實）。
20
銀行業重整
2001 年是中國金融業最困難的時刻：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30 ％，連周小川本人也坦承銀行業陷入「技術性破產」。
為拯救銀行業，中國採取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銀行剝離不良資產，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銀行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改制上市；
財政對銀行注資。
此後，中國銀行業奇蹟般起死回生，工商銀行成為「宇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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