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王道政治的生死學詮釋三
孟子王道政治思想關懷的焦點乃是民眾的生死存亡。他提出的王道政治，起始點是保障老百姓的「養生送死無憾」，目的是要達到「天下之民舉安」。為此他提出「制民之產」的經濟政策，撫恤鰥寡孤獨的社會福利政策和「與民同樂」的資源共享政策，反對戰爭和暴政對生命的戕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要教化民眾，來達到「天下之民舉安」的理想，在行政策略上他提出了「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的理念。孟子王道政治中這些關懷民眾生死，保障生存權利的思想，成為歷代政治家追求的偉大政治理念，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借鑒價值。
以道德教化來充擴「不忍人之心」
在孟子的觀念中，道德領域與政治領域有著密切的關聯，更確切的說，就是政治領域乃是道德領域的延伸，兩者之間難以截然分開的。[ ]所以，孟子一方面極力主張富民養民保證人民的豐衣足食，同時也強調在民眾的物質資料滿足到一定程度後，一定要「驅而之善」「導之以禮義」，即引領民眾轉向道德修身教化，而不是以不斷鼓勵民眾增殖財富為終極目的。孟子認為教育民眾是「仁政」的一項重要措施，「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乃是與堯舜的仁義之道向背道而馳的。要實行仁義之道，「善政」必須輔之以「善教」，從統治的效果而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盡心上》）士君子是「先知先覺」者，他們不僅要獨善其身，更要兼濟天下，應該發揮「草上風偃」的作用，擔當起化育「後知後覺」的責任，這與治理國家服務社會的使命是同等重要的。
孟子這些思想的人性論基礎就是人人具有的「不忍人之心」，這個心不是生理器官的心，也不是心理學上的具有感受性的心，而是具有價值意識的道德心。在孟子看來，正是這樣的道德意識使人成為價值自覺的主體，它不僅是人禽之別的標準，還可以擴充到政治領域。執政者只要將這種「不忍人之心」加以擴充，就可以成就「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基礎，「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客觀化，兩者是一體之二面，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亦不能分。據孟子考證，舜與文王出生之地相距千有餘里，時代相差千有餘年，但是他們治理國家的根據都是人有共同的人性，「其揆一也」（《離婁下》）。這個「一」就是人性之善。從這一角度來看，實施王道政治就是由仁心向仁政的轉化過程，這一過程以德治為基礎，以民本為歸依。由此可見，孟子繼承了孔子提出的仁學思想，實現了將仁學由倫理學向政治學的拓展。一方面，他更加強調執政者仁愛之心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離婁上》）另一方面，他大力強調人民是政治的主體，人民的福祉才是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這樣，統治者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民眾的支持之上的，「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人民才是政權轉移的最後依歸。所以，國家的成立與國君的產生，都必須為人民謀求福利，只有對老百姓有恩澤從而受到老百姓擁護的有道德的人，才能夠當上天子。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正如黃俊傑所指出，孟子在那個中央集權政權逐漸形成的大變局裡，起而大聲疾呼人民的福祉才是政治活動的目的，其勇氣與氣魄實在是黃宗羲以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人，尤其是他極力地宣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主張，實已把政治的主體由國君轉到人民。孟子這種勇於批判現實政治，強調主權在民的政治思想，不僅在戰國時代別樹一幟，而且也成為幾千年來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論政的典範。孟子的政治思想是飽受專制壓迫的苦難的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永恆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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