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傳抄古文印章述論
摘要：傳抄古文在唐以後為篆刻家取資，用為印文，其結構曲折盤旋，風格奇特。傳抄古文入印，始於唐，盛於宋，明代復興，至清而衰，是中國篆刻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傳抄古文入印的興起衰落與時代文化密切相關。
關鍵詞：明清傳抄古文印章入印啟發
傳抄古文是指經過歷代學者傳抄而得以保存的戰國古文字資料。這類文字漢魏時期就受到當時人的重視。漢許慎《說文解字》：「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三國魏正始年間，刊立《三體石經》，其中一體即為古文，現仍有殘石留存。唐時，古文仍有沿用者，如《碧落碑》、《陽華岩銘》，並有善書此體的瞿令問等書家。宋代學者郭忠恕、夏竦在《說文解字》和《魏正始石經》的傳抄古文基礎上，廣搜字書、石刻等，彙輯而成。經過二人的整理，傳抄古文的字量蔚為可觀，為篆刻家入印提供了方便。
傳抄古文印章，雖不成大氣象，但一直延續至清，可為印史之一端，不可忽略。傳抄古文印章需要與清代一些篆刻家、印學家所說的古文印相區別開來，他們所指的古文印實際是我們現在所稱的古璽。對於傳抄古文入印，楊亮先生曾撰文論述，對於印學史的研究卓有裨益。本文在楊先生文章的基礎上，試作補充，不當之處，乞請方家指正。
一、傳抄古文的名義
許慎認為傳抄古文就是「孔子壁中書」。 清末的吳大澂、陳介祺等人提出許慎所謂古文就是周末的文字。王國維認為古文即戰國時期東方六國所用文字。裘錫圭先生進一步推進，說：「這種古文(指《說文解字》和《三體石經》殘石上的古文)其實就是簡帛文字。」李學勤先生概括得最為清晰：「（漢代）學者的知見主要是上面說的簡書。這些書籍本為秦代遭禁的六國寫本，用的是六國字體，因此漢代『古文』基本上是指這類字體而言。」漢時所稱「古文」，至此終於大白於天下。
傳抄古文可分為三種：一是篆體古文，二是隸體古文，三是楷體古文。篆體古文保留了先秦文字的圓轉筆勢，是傳抄古文的早期形態；隸體古文是用隸書筆勢寫定古文形體；楷體古文是以楷書的筆法寫定古文形體。《說文解字》、《三體石經》、《汗簡》等中的古文字形與戰國文字最為接近，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篆刻是以篆書的造型與線條來表現審美思想的一種藝術形式。除少部分印章為隸楷文字外，絕大多數為都為篆字，所以本文只討論入印的傳抄古文中的篆體古文。對於印章中傳抄古文的判定，我們主要依據文字的構形，其次為筆畫的蝌蚪狀形態。印文中有一字為傳抄古文者，我們即稱之為傳抄古文印章。
傳抄古文入印始於李唐，盛於趙宋，元代勢微，明代復興，清代衰微。本文以明清兩代的傳抄古文印章為線略述之。
二、明代的傳抄古文印章
明代學者注重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對於枯燥乏味的金石學研究並不是很熱衷。金石學在明代未有發展，雖有朱雲編撰《金石韻府》、釋道泰《集鐘鼎古文韻選》、豐坊《金石遺文》，但是整體而言水平都不高。明代學者與藝術家所參考的金石著作仍然依宋代著作為主。
隨著明代經濟文化的發展，篆刻藝術的發展也日趨成熟，人才輩出，大量優秀作品湧現。這個時期的私印與官印相分離，私印發展迅速，進而形成不同風格的篆刻流派。
當時篆刻藝術家對於傳抄古文的入印，分別采以不同的態度。以蘇宣、黃樞、劉履丁、沈鶴生等為代表的篆刻家肯定了傳抄古文入印的價值，並紛紛實踐於創作之中。以周亮工為首的篆刻家及理論家則對此加以否定，認為這種印章字法「離奇」，不當入印。
明代的文彭是篆刻流派的開山鼻祖。生於明代中期的蘇宣，學印於文彭。得文彭傳授篆法後，他縱覽秦漢璽印，曾於寧波顧從德、嘉興項元汴處閱覽了大量的金石圖籍，豐富了見識。他悉心鑽研於古印、石鼓、小篆、詔版等金石文字，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印風日漸成熟，開創了泗水派篆刻，與文彭、何震齊名於印壇。
蘇宣極留意於《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宋人的金石文字著作，長於使用吉金文字及傳抄古文。所以蘇宣自言：「始於摹擬，終於變化。變者愈變，化者愈化，而所謂摹擬者逾工巧焉。」蘇宣長於文字之學，史載請教其奇字者眾多。曹徵庸在《蘇氏印略敘》說：「蘇爾宣氏，蓋善以古字學古人者，當今率推為第一。睹其風貌。儼然古人也。」
蘇宣的《蘇氏印略》中存錄了不少傳抄古文印，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圖1）、「恨古人不見我」（圖2）、「爾登父」、 「今之相者兮舉肥」、「深得酒仙三昧」、 「御風處」、「鳴騷閣」、「嘯民」等等。蘇宣的印文極為突出傳抄古文蝌蚪形。這些印章的文字大都見於《汗簡》、《古文四聲韻》等著作，可見其於傳抄古文用功之深。楊亮先生有專文論述，茲不贅述。
何震與蘇宣同學於文彭。何曾搜集學習秦漢璽印，廣為借鑒。李流芳評何震篆刻作品：「各體無所不備，而各有所本復能標韻於刀筆之外，稱卓然矣。」他的「汪東陽」（圖3）也是一方傳抄古文印章，「東」的字形明顯取自傳抄古文。
黃樞，字子環，福建漳浦人。他曾大量使用吉金文入印，故其印譜徑名為《款識錄》。黃樞的《款識錄》後來佚失。不過他與黃道周為本家，黃道周書畫上所用印章，據說多出黃樞之手。其中就有一些傳抄古文印章，如「一鳳五化」（圖4）有可能就是黃樞的手跡。
劉履丁，字漁仲，福建漳浦人。周亮工在《印人傳》中說：「數十年來工印章者舍古法變為離奇，則黃子環、劉漁仲為之倡。」從周亮工的論說來看，劉履丁和黃樞風格接近，應有不少傳抄古文印章。當時漳州的篆刻家沈鶴生也師法黃樞，成為一時風氣，與有劉履丁有「漳海派」之稱。
黃經，字濟叔，一字山松，江蘇如皋人。他是周亮工的好友，頗善古文籀篆，為周亮工治印很多。我們可見其傳抄古文印章「馴白鹿兮采紫芝」（圖5），字出《古文四聲韻》。
其他還有一些篆刻家也曾以傳抄古文入印。如王逢元的「芙蓉花外夕陽樓」，梁袠的「文中父」、「玄州道人」，吳迥「魯望」，蘇肇「辛未進士」，趙天禧「意氣如岳肝?如囗」，胡正言「還遂草堂」、「棲神靜樂」（圖6）都是傳抄古文印章。
有些傳抄古文印章不知篆者，如詹景鳳的「東圖父」，宋曹的「射陵」，王士禎的「漁洋」，道士琚之璞「舃母道士」（圖7），項聖謨「子子孫孫永保」（圖8）、「項子白聊以自娛」等等（圖9）。
明代的張灝雖不治印，卻極喜印章，大量搜購了許多當時名家的篆刻作品。他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輯成《承清館印譜》正續二集。該譜收集了文彭、蘇宣、何震、李流芳等二十二家印人，共四百八十方印章。後於崇禎四年（1631)和七年（1634）輯成《學山堂印譜》初本與原本，收印分別達到一千一百多方和二千餘方，作者近六十位。這幾部印譜也存錄了一些「古文」印。《學山堂印譜》中全以「古文」入印的就有十多方。另外還有「古文」兼小篆的，如「由來巢許臣，不事堯舜君」等。
可見，在明代以傳抄古文入印的雖不是主流，但是也有一定的通行範圍。這種標矜新奇的風氣，後人或斥之為「明人習氣」。當時的許多藝術家乖離篆法、自造獵奇。朱簡《印品》 「謬印」一節就對談其徵的「努力加餐飯」等一類印章提出了批評。更有甚者，將漢唐人列出的殳書、蟲書、魚書、鳥書等五十六種奇文入印，千奇百怪，諸體雜陳。清初汪啟淑輯《飛鴻堂印譜》中就有麟書「青山佳句中」、龍爪書「瑤琴微弄」、纓絡篆「口誦心存」等等。
三、清代的傳抄古文印章
明末清初，戰火連年，大多數篆刻家隱沒世間，印壇沉寂。如丁元公、萬壽祺、方以智、呂留良等篆刻家，或剃度出家，或歸隱山林，梁褒則死於戰火，獨立和尚東渡日本。這一時期的篆刻藝術一度停滯不前。
清代中期，篆刻藝術得以迅速發展，出現浙派、歙派、趙派、鄧派、吳派等流派。地域上也出現莆田派、雲間派、虞山派等流派，一時間異彩紛呈、氣象萬千。
傳抄古文入印在清初曾一直延續。遺民畫家程正揆、梅清、查士標、石濤等人都曾使用傳抄古文印。直到清乾隆年間，傳抄古文印都很常見。乾隆御用印中就有多方傳抄古文印，如「乾隆鑒賞」（圖10）、「信天主人」（圖11）等等。
清代，金石學在顧炎武、黃宗羲、朱彝尊、閻若璩等人的倡議與實踐下得到發展。乾隆年間，梁詩正奉旨據內府所藏及新出土的古銅器，編成《西清古鑒》。乾隆帝又敕編《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寧壽古鑒》三部大型古器物圖錄。政府的倡導，學者的熱衷，使金石的整理研究蔚然成風。金石學的發展大力地推動了清代的書法篆刻，但是傳抄古文在當時是受到排斥的。清代以傳抄古文入印的篆刻家很少，即便有些篆刻家以之入印，數量也很少。
丁敬曾以傳抄古文入印。如「上下釣魚山人」（圖12）、「靜甫」(圖13)、「象昭」（圖14）、磯漁（圖15）、采南（圖16）、炳文（圖17）等。並且在一方印章中時常會出現部分字運用「吉金文」而部分則是「傳抄古文」的情況。
黃牧甫也有一些傳抄古文印章。他善於把傳抄古文與小篆、吉金文字糅合在一起，並使用了拼合、簡省等方法。如「仁」（圖18），把金文「千」與「心」拼合為《說文解字》中的古文字形。「丁亥以後所作」（圖19）中「亥」為《訂正六書通》中的古文字形。
此外，還有沈鳳「凡民」（圖20）、黃呂「天君泰然」、僧人獨立 「天外一閑人」（圖21）中夾雜傳抄古文，應視為傳抄古文印章。
總的來說，傳抄古文入印在清代是呈衰落趨勢的。這種影響持續至今，當今印壇已無傳抄古文印章。清代金石學的推動，文字學的興盛，人們對於文字的運用有了新的認識。另一方面，樸學思想盛行，奇形怪狀的傳抄古文字形受到懷疑，不為時人所重。
四、傳抄古文入印衰落的原因
傳抄古文入印自唐而始，盛於宋明，至清而衰，這與時代文化密切相關。我們對傳抄古文印章衰落的原因進行了探析，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1.「印宗秦漢」的制約
「印宗秦漢」的印學思想萌發於趙宋。宋代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說：「又可見漢人篆法敦古可為模範。」元代，吾丘衍、趙孟頫高舉復古大旗，摹印篆極被推崇。摹印篆以外的其它字體則被排斥和壓制。吳先聲《敦好堂論印》也說：「印之宗漢也，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周銘《賴古堂印譜》序中說：「學印者不宗秦漢，非俗則誣。」到了清晚期，取法秦漢的思想仍被尊崇。魏錫曾跋《錢叔蓋印譜》云：「（錢叔蓋）致力於篆隸，其刻印以秦、漢為宗，出入國朝丁、蔣、黃、陳、奚、鄧諸家。」
因此，篆刻中篆體的應用根深蒂固。明周應原《印說》云：「有佳興，然後有佳篆，然後有佳刻。」朱復戡論說：「有些人認為，每個朝代都用當代文字制印，現在應該有現代簡化字制印。這些話我認為有些是對的，也有些不一定對。例如周璽用當代的大篆（古籀），秦璽用當代的小篆，但漢印用的不是當代的隸書，而是秦代的篆書。古代制印只作為印信印記。當時並未作為篆刻藝術。到了魏、晉、隋、唐、宋、元、明、清歷代用印，除少數關防、官印。間或有用當代字體外，其他無不沿用各種篆書，因而有了篆刻藝術。自漢代以後，歷朝文字通用楷書、行書。但歷朝所用包括書畫家印章，仍都沿用篆書。可見篆刻藝術與一般印章，印記似有所區別。」
2.清代金石學的影響
清代乾嘉時期，古文字學興盛。這些古文字著作，糾正了當時用字的一些歧誤，也豐富了印文的取材。
印文由較為單一的摹印篆，拓寬到甲金、簡帛、詔版、碑刻、鏡銘、磚瓦等。董洵《多野齋印說》云：「他若金石文字、碑額墓闕，無往不可悟入。」清丁敬則提出：「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
大量的出土文獻文字為篆刻中選取字形提供了正確的保證。因此，上不取於商周，下不合於《說文解字》的《汗簡》等傳抄古文字受到懷疑，不被當時的文字學家及篆刻家利用也是正常不過的
3.主流社會用印的影響
秦漢以後，官印使用小篆，私印類別雖多，仍以小篆為主。唐代玉璽都是篆書印。元明時期，皇家用印也是主要使用小篆，押印的數量較少。清代的皇家用印除寶印外，其它的御璽都是篆書印。
唐宋以來的私印大都為篆書印。如唐太宗有「貞觀」「集賢印」「翰林之印」，李泌有 「端居室」印，魏王恭的「龜益印」，張彥遠的「河東張氏」印等。宋徽宗敕編的《宣和印譜》始於秦漢終於隋，所收也都是篆書印。此時，鑒藏印使用得也較多。宋徽宗有「宣和七璽」，宋高宗的鑒藏印都是篆書印。宋代米芾、蘇簡易、蘇泌等也是如此。元代趙孟頫的 「吳興」「松雪齋」「子昂」，吾丘衍的「吾衍私印」等文人印都是小篆。明代項元汴「子京珍秘」「項子京精玩印」，豐坊的「南宮列仙」「豐坊之印」等印章都是如此。清初以來的收藏家近千餘人，金石學家五百餘人，這些印章絕大多數都是篆書印，很少使用傳抄古文入印。
可見，歷代皇室對於當世無疑具有典範作用。歷代的文人則或為高官，或是名士，是印章的重要使用群體，對社會具有重要影響。這些人既是印章的主要使用群體，也是印章傳播的重要媒介。
五、傳抄古文入印的啟發
印章用字，本無定法。先秦以古籀大篆，秦用小篆，漢以繆篆。唐宋以後印章字體更為豐富，大小篆、隸楷、行草等皆可入印。一些少數民族還以自己的文字入印，如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滿文等。明朱簡《印品》：「印字古無定體，文隨代遷，字唯便用」。演自戰國文字的傳抄古文印章就是其中一類。考察傳抄古文的入印歷程，有助於歸納篆刻藝術的發展規律等，可為今後的篆刻創作提供一些參考。
1．豐富印面效果。
從藝術的發展規律來看，傳抄古文入印應看作是篆刻自身規律的發展。篆刻藝術重在視覺效果，印文內容並非關鍵，古人已有闡發。明沈野《印談》云：「余見古印，雖一字不辨者，必印於簡編，玩其蒼拙，取以為法。」清趙之謙《苦兼室論印》也說：「然後隨功力所至，觸類旁通，上隨鐘鼎法物，下及碑額、造像，迄于山川花鳥。」李剛田先生指出：「上個世紀初嶺南印人鄧爾雅就試用西夏文、滿文、梵文、高麗文等文字入印，其實這些文字在我們的眼中只是點畫的組合，我們並不能辨識，所以只能算是無內容的篆刻，我們所能接受的只是印面形式的美，而篆法的正誤與篆刻美無關。」
宋元時，楷、隸、傳抄古文，甚至少數民族文字都開始入印。元代的吾丘衍、趙孟頫為匡複古雅，發起了「復古」運動。吾丘衍在《學古篇》中提出了「宗法漢魏」的思想：「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趙孟頫在篆刻上提出「貴有古意」的主張，認為「若無古意，雖工無益。」對於篆刻必宗秦漢的思想，明代沈野的《印談》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步亦步，趨亦趨，效顰秦漢者，亦不如無作。」
其實許多印人曾進行過篆法上的突破，以突破秦漢牢籠。如元代趙孟頫的「元朱文」。清初程邃以金文入印，古質樸茂的印風。清代中期，鄧石如廣泛學習各種金石碑版，形成自己的獨特面貌，成為「印從書出」的典型篆刻家。隨後，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等也都取法金石，增善面目。現代的篆刻家王鏞先生利用磚瓦石刻文字形成自己獨特的篆刻面貌。石開先生利用秦詔版豐富印面效果，風格獨特。可見，利用一些不受重視的古文字資料，在篆法上創新是篆刻藝術比較好的突破口。
2.豐富古璽用字。
除鐘鼎彝器外,戰國陶瓦、簡帛、貨幣、璽印等也大量出土。古璽印按其材屬本當歸於金文，但是由於其用途特殊，字形獨特，故別為一類。由於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文字分化等,戰國璽印文字在風格上表現出明顯的區域色彩。戰國文字可以分為「六國文字」與「秦國文字」。「六國文字」指趙、魏、韓、燕、楚、齊六國及中山等其他小國的文字。「秦國文字」繼承西周金文的形體，後世或稱「籀文」「大篆」。
傳抄古文字為歷代輾轉抄錄的戰國古文字。傳抄古文為戰國文字，自然帶有國別地域特點。《說文解字》「重文」中的一些傳抄古文，楊澤生、馮勝君、周波歸入齊系文字。《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抄古文來源大都為漢時的齊魯地區。李春桃認為二書所收傳抄古文以齊係為主，也有一些楚系文字。同域的璽印文字與傳抄古文字可以互補參考。齊系璽印的創作目前主要利用的還是璽印文字和一些陶文、貨幣文字，有些字形未見。傳抄古文可以為之提供一些參考。當然，在篆刻中，需要依據璽印文字的簡化等規律，對傳抄古文字形做一些「印化」處理。
此外，戰國時期古璽文字的構形以簡化為主，兼有繁化、異化、同化等現象。恰當運用這些異體字形，可以豐富作品形式，提高篆刻作品的視覺效果。例如傳抄古文字中存在大量的同一文字的不同寫法、同一偏旁的不同寫法、形體結構的連寫與斷開、偏旁的錯位、義符或聲符的替換、形近偏旁的混同、類化、合文等文字現象。這些字例有些存在於戰國璽印文字中，有些未見。在篆刻藝術中充分地利用傳抄古文的異寫和異構形體，有選擇地加以調整「印化」，對於璽印創作大有裨益。
總的來說，傳抄古文印章是中國篆刻史上不可或缺的的一個部分。梳理傳抄古文入印的歷史發展，有利於印學研究的深入。由於傳抄之故，傳抄古文字形錯訛較多，但是經過文字學家的考證，許多字形得到證實，有助於篆刻藝術的發展。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圖7 圖8 圖9 圖10
圖11 圖12 圖13 圖14 圖15 圖16
圖17 圖18 圖19 圖20 圖2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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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中國書法·書學》2017年第4期。原文圖片、注釋無法顯示，可下載原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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