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從胡適與福田德三的對話說起
「我不敢到美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歲時／我的思想定了，不會改變了／那時候我要往美國看看去」
文 | 羽戈
青年學者
2700餘字，閱讀約需4分鐘
1926年7月中旬，胡適到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那時去英國，遠不像現在這麼方便。他從北京出發，一路北上，入境蘇聯，穿越歐陸，直至8月4日，才到倫敦。這一旅程，最為後世關注的並非終點，而是在莫斯科停留的那三天。此間他曾「去參觀革命博物館，很受感動」，在致張慰慈的信中，他寫道：「……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配批評蘇俄！……」（1926年7月底致張慰慈）
胡適對蘇聯的觀感，屬於典型的頭腦發熱。其熱度，至少持續了兩個月。而在他的朋友圈裡，徐志摩應是對蘇聯的殘酷本質洞察最深刻的人之一，如「血海」之說，一劍封喉。這二人的判斷，恰好對立，故而在書信之中，爆發了激烈爭論。試看胡適對蘇聯的種種讚詞：「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裡的人有一種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1926年8月27日致徐志摩）「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我們只看見了他們的『主義教育』一方面，卻忽略了他們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蘇俄的教育制度，用劉湛恩先生告訴我的一句話，可說是『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職業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採用歐美最新的教育學說，如道爾頓制之類，養成人人的公民程度與生活能力，而同時充分給與有特別天才的人分途專習高等學問的機會。」（1926年10月4日致徐志摩）
這一年最後一天，胡適離英赴美。到了美國，他的頭腦才徹底冷靜下來。後來他作《漫遊的感想》，專辟一節「向西去」，俄國以西，一是歐陸，二是美國。為什麼要「向西去」呢？話說他在莫斯科，聽說馮玉祥亦在此地，「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於是他對馮氏的秘書劉伯堅等人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與此相應，李大釗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可惜，李大釗說這話的時候，胡適已經到達美國了。
這兩節故事，主題都是「向西去」：他勸馮玉祥向西去，李大釗勸他不要向西去。那麼「向西去」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說白了，就是美國反對蘇聯，自由反對獨裁。說到這裡，還得補充一個故事。1927年4月中旬，胡適從美國歸來，中途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遊歷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期間，曾拜訪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日本經濟史論》的作者福田德三，二人之間有一段對話：
胡適說：「福田先生，聽說先生新近到歐洲遊歷回來之後，先生的思想主張頗有改變，這話可靠嗎？」
福田說：「沒有什麼大的改變。」胡適問：「改變的大致是什麼？」
福田說：「從前我主張社會政策；這次從歐洲回來之後，我不主張這種妥協的緩和的社會政策了。我現在以為這其間只有兩條路：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胡適說：「可惜先生到了歐洲不曾走的遠點，索性到美國去看看，也許可以看見第三條路，也未可知。」
福田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胡適說：「先生這話使我頗失望。學者似乎應該尊重事實。若事實可以推翻學說，那麼，我們似乎應該拋棄那學說，另尋更滿意的假設。」
福田說：「我不敢到美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歲時，我的思想定了，不會改變了，那時候我要往美國看看去。」
這些故事，熟悉胡適的朋友都不會感到陌生。我的重述，旨在說明三點。第一，胡適不是完人或聖人，也有犯錯的時候，不過他從不吝於認錯、改錯，不憚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對蘇聯的認知之轉向，不啻是最鮮明的案例，這背後，正關乎對待事實、真理的態度，所以，相比胡適的朋友王徵所鼓吹的「Hu Shih can do no wrong」（胡適錯不了），胡適勇於糾錯的精神，對我們這些普通人而言，也許更值得欽佩和追隨。第二，胡適怎麼糾錯呢？答案正在「向西去」三字，他不僅讀萬卷書，更講究行千里路，通過觀察、探索，以事實檢驗真理，此即他所信奉的實驗主義，當事實與所謂的真理髮生衝突，合理的選擇應是尊重事實，而非固守真理——其實那極可能是謬誤；第三，胡適所講述的他與馮玉祥、李大釗和福田德三的這三個故事，尤其最後一個，其要義，與其說美國反對蘇聯，不如歸結為一種方法論，用他的話講，「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正視事實，首先是一種勇氣，福田德三便缺乏這種勇氣；其次是一種能力，有些人哪怕向西去，從蘇聯奔往美國，卻不幸是色盲、近視，或者戴上了有色眼鏡，怕也改變不了對蘇聯的熱愛。
胡適勸讀者不要嘲笑福田德三，「他還知道美國有些事實足以動搖他的學說，所以他不敢去。我們之中卻有許多人決不承認世上會有事實足以動搖我們的迷信的。」這裡正可區分兩種蠢人，一是愚蠢，二是甘於愚蠢。舉例來說，前者根本不知這世上還有自由、民主、文明等，所以會愚蠢下去；後者明知這世上還有自由、民主、文明等，卻沉溺於專制與野蠻的力量之下，不願接觸，不願改變，寧可愚蠢下去。福田德三應該屬於後一種。
有人覺得福田德三的存在不可思議，那麼我來說一個更現實的故事。有一檢察官朋友，生於1950年代，對中國愛之若狂，對美國恨之入骨。有一天，他忽然讓我幫忙開一份關於美國的書單，名目是要了解真實的美國，我不勝歡欣，趕忙推薦了林達三部曲、任東來《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埃里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等。半年後，我們一直喝酒，談起時事，他還是一副老腔調，不外乎奧巴馬怎麼壞、美國人怎麼惡。我問道：推薦給您的那些書讀了么？他嘿嘿一笑：都買了，不敢讀，我怕一讀就後悔。我問：後悔什麼呢？他答：後悔這輩子白活了。
此後不久，他把大學畢業的小女兒送到美國深造，並且叮囑道：只要有機會留在那邊，不要回來了！
我還想說說可愛的福田德三先生。他對胡適說：等到六十歲，思想定型，再去美國，那樣觀念便不會改變。只是這麼一來，去美國還有多少意義？這裡需要注意，對一般人而言，思維定型，往往發生在青春期，壓根不必等到六十歲；對真正的思想者而言，終其一生，思想都不會定型，哪怕到了六十歲甚至更晚。拿胡適來說。在周德偉等人的影響之下，他閱讀米塞斯、哈耶克等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述，重新認知經濟自由主義，這都是1950年代的故事，彼時他已經年過六十。再如蔣經國。一般認為，其思想劇變，轉折點應是1970年4月24日在美國紐約廣場大酒店門口遭遇黃文雄的刺殺，風衣刺客那一聲呼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讓蔣經國痛切反思：「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那一年，他正好六十歲。
作者：羽戈
研究政治學與中國近代史。新著包括《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鵝城人物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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