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適他倆熟嗎，各自怎麼評價對方？

兩人都是不同派別知識分子的代表，曾互為知己卻最終形同陌路。兩人之不甚相容不在於私怨，而在於不同的身份與處境。激進的資產階級左翼知識分子和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處在在那樣一個中國，註定分道揚鑣。在中國的現代史上，這兩派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前者多留學日本如：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後者多留學英美如胡適、梁實秋、徐志摩。當時留學日本是最簡潔、最廉價的出路；而留學英美者則大多出身富裕之家。不同的出身，造成了不同階級與不同的價值觀。魯迅出生在沒落大家，從小遍嘗人生辛酸，見識過世間冷暖，去日本留學最大的原因是不但學費較低而且還有補貼。作為大哥，他不但要自己維持生活還要堅持理想，還要負責胞弟周作人的生活，他的敘述中，時時可見經濟的窘迫。最後不得已提前回國，以維持生計。而胡適則算是一生處境優沃，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國不必為費用操心，回國後隨便就做了教授，從來就沒有為生計發愁過。不同的人生經歷導致不的見解。兩人就像是硬幣的兩面：魯迅眼極冷心極熱，不做作不掩飾，即使對朋友也常諷刺；胡適溫文爾雅，淡薄敦厚，極有君子風範。也許在今天，這些不同不會妨礙英雄相惜。可惜，他們身在那個破敗、貧窮、分崩離析的中國。五四之前，兩派人有共同的敵人——傳統的封建力量，於是此時兩人彼此配合緊密。胡適等人的《新青年》是大炮，而魯迅則用小說和雜文作炮彈，轟向封建的堡壘（新文化運動）。同時，作為學人，兩人經常在學術上交換意見，彼此也互相賞識。《魯迅日記》記載，魯迅寄胡適信十數次，得胡適信十封。他們互訪過，也在一起吃過飯。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讚美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麼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贊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然而，當共同的敵人表面上被擊敗，這脆弱的聯盟迅速瓦解。這時候激進的左翼和溫和的自由主義的矛盾凸顯。前者代表民粹，支持徹底的變革中國以求富強；後者強調國家，希望以溫和的改良改變中國。這就導致二者在許多關鍵問題上看法截然不同。矛盾的開始是「問題與主義」之爭。至此，魯迅開始了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交惡。以及隨後發生的女師大風潮，魯迅與陳西瀅、章士釗、楊蔭榆等人發生從文壇到法院的鬥爭。同時並與同為留學英美的徐志摩、梁實秋之間展開筆戰。從此直到其去世，烽煙不息。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魯迅自然對他的所作所為表示反感。於是對魯迅文中時有諷刺之語。比如：魯迅：知難行難；有些言論，恐怕也不甚客觀。如魯迅：出賣靈魂的秘訣當然魯迅抨擊胡適，並非是私人恩怨，更多是攻擊或者反擊胡適這一派人。就個人來說，魯迅對胡適評價雖不親切，但並無惡意：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憶劉半農君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楷模對待魯迅表現出了極高的涵養，對魯迅的抨擊不辯解不反擊。並且對魯迅一直保持著比較客觀的評價，頗顯紳士風度。與蘇雪林的通信中說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蘇雪林認為魯迅著作抄襲）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並不認同魯迅的思想，恐怕對魯迅的為人也不置可否。但是對魯迅的作品十分認可。魯迅逝世後，許廣平為《魯迅全集》出版事宜，請求胡適鼎力幫助，胡適慨予應允，他親自致信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促成了《魯迅全集》的出版發行。魯迅和胡適同為中國文化史上巨星。兩者不能相容，固然因為秉性相異，更多的則是時代所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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