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棉花，睡通鋪，但我感念鄉村民辦學校
「
提要：對於我們這些農村窮孩子來說，首先不是教學質量高低，而是有無老師教學的問題，恰如不是飯菜可口與否、而是有無食品果腹的問題。
」
終於動筆寫這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作見證，梳理一下中國鄉村教育特別是民辦教育的發展歷程，回答一點疑問，期望在今天或許仍能提供某些有益的啟示。
之所以寫這個題目，是基於三點觸發：
一是據悉第3 屆（2017年）「馬雲鄉村教師獎」頒獎將於本月內舉行；「馬雲鄉村教師計劃暨馬雲鄉村教師獎」與「馬雲鄉村校長計劃」、「馬雲鄉村師範生計劃」和「鄉村寄宿制校園計劃試點」一起構成「馬雲鄉村教育計劃」；馬雲對鄉村教育的關心令我這個被城裡人嘲諷為「鳳凰男」的人深受感動。
一位馬雲優秀鄉村教師獎獲得者喜結良緣，轉自馬雲微博
二是家鄉的曾令益老師送我一本回憶錄《歲月如歌》，寫他在我們老家念小學、中學和當民辦教師、公辦教師的經歷；有寫日記習慣的這位仁兄準確的表述，使我對家鄉的教育發展史有了清晰的回憶。
三是由曾令益回憶錄提到的「侯王建議」，搜索到王獻玲在讀「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時的研究論文《1960年代教育改革的個案反思——對「侯王建議」與「學校下放」關係的思考》；該文溯及1951年到1980年，教育部苦於財力不足，轉而依靠集體力量，實行國家辦學和群眾辦學「兩條腿走路」方針的一系列文件，權威地解釋了我國何以在鄉村有民辦教育存在並一度佔主流地位的問題。
馬雲的「鄉村寄宿學校計劃試點」是積極的嘗試。我曾到陝南山區去訪問鄉鎮的寄宿制小學，被告知最大問題是僻遠山村的「留守兒童」在學校放假時回家路上無父母接送，安全隱患大；「馬雲鄉村教師計劃暨馬雲鄉村教師獎」、「馬雲鄉村校長計劃」，則著眼於提高鄉村學校的師資和管理水平，無疑屬於錦上添花；而「馬雲鄉村師範生計劃」可能才是解決有沒有人願去鄉村學校教書，因而涉及孩子們有無老師來教的問題。
確實，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說，首先不是教學質量高低，而是有無老師教學的問題，恰如不是飯菜可口與否、而是有無食品果腹的問題。
虛七歲時的1958年秋天我去上學，記得是小腳奶奶帶我到本村（生產大隊）二組（生產隊）的萬家祠堂報名。複式班，即不同年級的孩子都在一間大屋子裡，跟舊時的鄉村私塾一樣。村小雖然沒有一個拿工資的教師（「國家幹部」），屬於民辦，但教學業務歸小河鄉（公社）的中心小學「光明小學」管。這是當時全國做不到每村一所小學時，所採用的教育體制網路，由鄉（小公社，後來叫「管理區」或「片」）中心小學代管村辦啟蒙學堂。
這年10月，「一大二公」模式的「通海口人民公社」成立，我們被要求到中心小學集體住宿，實行軍事化管理。白天去幫社員摘棉花、捶棉梗皮，晚上睡通鋪。可憐六七歲的孩子，夜裡起來撒尿辨不清東西南北。我的棉鞋就被同學誤當家裡床頭夜壺尿濕過。天越來越冷，搞不下去了，我們被解散又回到本村讀書。萬家祠堂已拆除，我們到四隊一個姚姓富裕中農的大屋裡上學。
要是沒有村辦初級學堂，我就無學可上。我們這麼小的孩子不可能去中心小學走讀低年級。那年代沒有大人不忙的，家裡根本不可能有人每天送我們到遠處去上學。我念4年級時，才到中心小學去走讀。記得有一次病了發燒躺在老師床上，是同學放學回家捎信讓大姐夫來把我背回去的。
1954年出生的大弟與1955年出生的堂弟，小學經歷與我一樣，是大隊學堂加公辦中心小學。1956年出生的大妹妹因為要幫做家務，只在大隊學堂念過一年級，在本小隊的冬季夜校進過一段時間掃盲班。這多少為她後來到鎮上商店做售貨員提供了可能。1959年出生的小弟弟與1962年出生的小妹妹有福了，他倆都在本大隊的學校讀到小學畢業，不必起早摸黑到遠處去念書。
1969年起，各大隊都有了民辦的完全小學，公社只有中學，公辦「中心小學」也不存在了。
這就要說到所謂「侯王建議」。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馬集小學教師侯振民（公社教育組長）、王慶余（公社教育組成員）的一封信，該信「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接下來，《人民日報》連篇累牘開展了大討論，那年月當然都是贊成意見，甚至蔓延到城鎮公辦小學也要下放到工廠和街道去辦。
「侯王建議」很快就在全國大面積推廣，各生產大隊都有了集體辦的五年制完全小學，公辦老師除了調到公社辦的初中、高中任教，都下放到了民辦小學。我們沙嶺大隊小學的陶老師，就是公辦教師，他仍然是拿工資、吃「商品糧」的國家幹部，並沒有像「侯王建議」說的拿工分加補貼；且他沒去教中學卻回大隊，是由於妻子亡故，為方便照拂幾個未成年的孩子而自己向上邊提的要求。
我是1970年春節過後到大隊民辦小學任教的，住校、拿工分。因陋就簡的教學條件很差，學生們自帶板凳，課桌是用窄木板釘在木樁上的一排排長條。除了國家幹部身份的陶老師，都是沒有教學經驗的民辦老師，民辦老師里我這個初中未畢業生就是學歷最高的，多是小學畢業生。過了幾年才有那年頭的高中畢業生補充進來。
但是，這樣的辦學條件，並不僅僅是「聊勝於無」：它培養出來的學生，所謂「素質」，特別是文藝體育技能也許比不上城裡學生，但進考場似乎並不比城裡的孩子差多少。本大隊孩子繼續到原先「中心小學」升級的初中和公社新辦的高中就讀，參加高考，與縣城中學學生競爭並不怯場。
據曾令益老師的文章，與我家一條小河之隔的他們柳李大隊，讀書而「從柳李走出去的到2014年，據初步統計，大、中專學生有253人，其中碩士生25人，博士生11人，出國留學、創業的有15人，當教師的42人，從政的69人，包括部級幹部1人，廳級幹部2人，師級幹部2人。」 而曾老師一直任教的陳場公社中學，從1975年設立公社時創辦，到1984年2月人民公社制度宣告結束後於9月改為農業職高，9年間培養高中畢業生2495人，其中279人考上大學，11人考取研究生，2人出國留學。這個升學率在那個年代是比較高的。
顯然，簡陋的民辦學校為我們窮鄉僻壤的孩子提供了靠「知識改變命運」的可能。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侄兒侄女們，還有我的在民辦學校讀過書的鄉親們提起求學經歷來，沒有不感念當時民辦學校存在的。
1990年代湖北全省搞學校「普九」建設達標，我們村的小學蓋新校舍。擔任村黨支書的大弟要我們在外工作的兄弟姐妹帶頭捐款支持。新樓房蓋起來了，卻一直在養蚊子——生育率下降、出外謀生的家長帶走了許多孩子，留村的適齡學童都到陳場鎮上讀書去了，每天由家長合租的麵包車接送。而河對岸屬於通海口鎮管轄的柳李小學仍然堅持在辦，可能已不是民辦學校，而是公辦教師在教，因為柳李村比較大，柳李小學一度是附近幾個村的「中心小學」。
無論如何，不管民辦還是公辦，能讓孩子們有書可讀最重要，如果政府能夠更多地出資辦學當然是求之不得。
我們知道中國這麼大，發展也很不充分不平衡，因此不能一刀切地要求教學條件與質量必須達到設定的高標準才能開辦，否則寧肯看著孩子失學。如果這樣，與說挨餓者「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有什麼區別呢？區別在於晉惠帝只是養尊處優慣了而無知，心腸並不壞。
寫到這裡，想起日本電視劇《阿信的故事》。佃農的女兒阿信渴望讀書卻無緣上學，帶著僱主家孩子到學校讀了很短的時間，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她學會了讀寫算，對她一生事業有很大幫助。
我們的社會仍然需要幫助苦孩子「阿信」們的好心人。馬雲就是這樣的人，在中國當前條件下他幫助的起點高些了，但他的幫助不可能覆蓋全中國，還是需要各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因地制宜辦學。
最後，我想提一下日本的教育發展史。1868年10月新天皇改元「明治」，一邊武力征討以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的制度，一邊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為目標推展維新改革措施。大局稍定的1872年，日本中央政府頒布了「學制」，「邑中不得有不學之戶，家中不得有不學之人」，全國興辦小學達到了24,000所；1879年，中央政府頒布了《教育令》，規定兒童最低必須接受16個月的義務教育，不久之後，義務教育時間發展到3年、4年；二戰之後，日本陸續普及小學6年、中學3年的9年制義務教育；20世紀70年代，日本普及了高中教育；20世紀末，日本逐步普及大學教育，到本世紀開始強化研究生教育……日本科教興國的經驗，就是要根據國力，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往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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