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三度辭官

晏子三度辭官

安立志

晏子（公元前578-公元前500），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晏嬰曾在靈公、庄公、景公三任國君任內擔任要職，輔佐齊國國政40多年，是春秋時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司馬遷修《史記》，專設「管晏列傳」，記述了晏嬰的事迹。司馬遷對晏嬰的評價很直接，稱他在生活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對自身與家人要求很嚴格；在政治上，「危言」「危行」、「順命」、「衡命」，是一個極具獨立人格的政治家。司馬遷甚至說：「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卷62，中華書局，1959年，頁2137）

春秋時期的君臣關係，與現在的上下級關係很不相同。當今之世，做下級的，要麼順風承旨，要麼溜須拍馬，即使惡貫滿盈，千夫所指，也決不會主動辭職。當時的上層社會，雖然不乏讒佞之徒，但卻不缺骨梗之士。晏嬰在齊國身居高位（曾為相國），竟然先後三度辭職，原因非常一致，都是因為諫諍君主未被採納而撂挑子。他所發揮的作用，決不局限於唐代的「右補闕」、「左拾遺」，更沒有「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的哲學辯證，他以先賢齊桓、管仲的施政為鏡鑒，對君主政治實踐的錯誤與失誤，有建言、有諫諍、有批評、有變通、有抵制，但卻不包括維護、順從、獻媚與讒佞。

晏嬰的三度辭職，並非因為仕途不順或心血來潮，而是康德式的道德法則。他曾與晉國政治家叔向談過他的從政理想，他認為，輔佐明君就要盡心竭力、死而後已，力有不逮就應自動引退，決不冒支俸祿（「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輔佐庸主則要獨善其身、順應自然，力有不能就要辭職離去，決不阿諛招禍（「事惰君者，優遊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總的原則是，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進而為官，不失其忠：退而為民，不失其行。（《晏子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00）

晏嬰第一次辭職發生在公元前551年。齊莊公不聽晏嬰勸阻，執意收留晉國叛臣欒盈，並將其派回晉國策動叛亂，繼而興兵伐晉。晏嬰不同意齊莊公的決定，他指出，不能愛護本國百姓的，也不能威服境外的敵對勢力（「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無視人民生命疾苦的，也不能禁絕危害國家的邪惡勢力（「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貪心不足、慾壑難填的必有危險（「得合而欲多者危」），放縱物慾、意態驕橫的必有困厄（「養欲而意驕者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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