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上帝與科學的共鳴
相拉圖提出「理念論」，為科學與宗教樹立了對永恆世界的共同信仰。
（一）牛頓—摩西
自然和自然的法則在黑夜中隱藏；
上帝說，讓牛頓去吧！
於是一切都已照亮。
——亞歷山大·蒲柏為牛頓寫的墓志銘
在這個墓志銘中，蒲柏將牛頓這位近代最偉大的科學家說成是一位上帝的使者，這絕非一種帶有文學色彩的筆法，而是代表了18世紀英國人的一種普遍觀念。在基督教的《舊約聖經》中，記載了一位以色列人的祖先摩西，他受上帝的派遣，引導淪為奴隸的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並向他們傳授了上帝的律法——「十誡」，使他們從此信仰上帝。在18世紀的英國人看來，他們引以為自豪的民族英雄——大科學家牛頓，就是一位新的摩西，他從上帝那裡領略了自然的法則，又受上帝之遣，將它啟示給全人類。而牛頓本人，也確實是一位虔誠的宗教徒，他自覺地用科學研究來為上帝作論證。他曾說，他的科學研究「著眼於這樣一些原理，用這些原理也許能使深思熟慮的人們相信上帝的存在」。當時，一位名叫本特列的牧師在發表一次題為《對無神論的駁潔》的演講時，就曾得到牛頓的積極支持，牛頓從科學的角度為他提供了各種論據。
平時，我們已經聽慣了那種關於宗教與科學勢如水火絕不相容的說法，教科書告訴我們布魯諾因為堅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而被教會處以火刑，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至今得不到教會的承認，後者堅持說，現在世界上的所有動物，從大象到蚊子，都是當年世界大洪水時由挪亞方舟保存下來的。然而，我們現在卻面對大科學家與虔誠宗教徒一身二任、科學與神學攜手去攻擊無神論的無情事實，對此，我們應該作何解釋呢?
其實，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的，近代科學與基督教也不例外。儘管就整體而言，科學與宗教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然而另一方面，它們之間又有著某些相通之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們都相信，世界存在著某種永恆不變的秩序和規律，而這種秩序和規律同時也就是上帝和人的理性。
當我們面對一架精巧的機械鐘時，不由得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它為什麼會運行得如此準確無誤呢?答案是：因為它是由一位智慧的鐘錶匠設計製造出來的，而早在它誕生之前，致使它運行準確的結構和齒輪轉速比，就早已存在於鐘錶匠的理性之中了。或者乾脆可以說，鐘錶的結構與運行規律就是鐘錶匠理性的體現。
這時我們又發現，經過近代科學家們闡釋的自然界，幾乎同那架鐘表一樣有秩序，以至於完全可以將之歸結為一些只有在人們頭腦中才能存在的數量關係。例如開普勒的行星三定律表明，在橢圓軌道上運行的每一顆太陽系行星，在相同的時間內，其向徑（行星中心與太陽中心的連線)竟掃過相等的面積；行星繞太陽公轉的恆星周期平方竟與行星軌道半長徑的立方成正比。遙遠龐大的天體運行，竟然符合如此簡單的數量關係，簡直就如一架鐘表。人們很容易聯想到，莫非它也是由一位智慧的「鐘錶匠」安排製造的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這個在時間上遠遠先於人類存在的太陽系，其運行規律怎麼會恰恰符合看上去是人們頭腦中所固有的數量關係呢?基督教正是這樣解釋的，它說那位超級的「鐘錶匠」就是上帝。牛頓發現了自然的法則，就是將上帝的理性啟示給了人類，他不愧是一位新的摩西。
於是，這樣一種觀念產生了：存在著一種叫做理性的東西，它一方面是人頭腦中的清晰的、有節奏的邏輯思維，另一方面是存在於客觀世界中的秩序和法則，兩者是同一的。而兩者之所以同一，神學家解釋說是因為上帝按照自己的理性安排了世界，同時又使人分有自己的理性；機械唯物論解釋說，人的頭腦本是一片空白，理性是世界秩序性和規律性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另有一種被稱為「二時鐘」的說法，它認為客觀世界和人的頭腦如同兩架運行完全一致的時鐘，它們互不干擾，不能說是誰決定了誰。不論哪一種說法，都強調兩者的一致性，都認為兩者本是一個東西，而且這種東西是永恆不變的。這就是西方人的理性主義。同下面這樣一種東方式的世界觀相比較，可以對西方理性主義有更深的理解，這種東方式的世界觀認為世界是一片神秘的混沌，而人只有靠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體驗、直覺和頓悟才能把握它。
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科學於是在理性主義這一點上發生了共鳴，它們都信仰一種永恆不變的東西。在前者看來，它是上帝的理性；在後者看來.它是自然的法則。而最早使得這種理性主義成為一個完整思想體系的，則是古希臘的著名哲學家柏拉圖。
（二）蘇格拉底的「助產術」
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於雅典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他自幼好學，喜歡作詩，20歲左右開始從師於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哲學最正宗的繼承人。
探討永恆的理性這件工作，是從蘇格拉底開始的。蘇格拉底的母親是「助產士」，他說自己從事教育的方法就是受到了「助產士」的啟發。嬰兒本來就是存在於母腹之中的，助產士的任務只是將他接生出來。蘇格拉底認為真理也是一樣，它本來就存在於人們的靈魂之中，自己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將它發掘出來。這種發掘而不是傳授真理的方法就是古希臘人所說的「辯證法」，它在對話中通過揭露對方觀點中的矛盾而層層深入，最終迫使對方承認自己的錯誤而認識真理。下面這一段他同歐蒂德謨的對話就是這種「辯證法」的一個例子：
歐：請問蘇格拉底，什麼是善?
蘇：偷盜、欺騙、奴役，這幾種行為是善嗎?
歐：是惡。
蘇：那麼欺騙敵人、搶劫敵人的財物，或者奴役損害過自已國家的敵人，也是惡嗎?
歐：這是善。不過，我是說將欺騙、盜竊施之於自己人是惡。
蘇：那好，如果你的朋友打算自殺，你盜竊了他準備用來自殺的工具；孩子病了卻不肯吃藥，你用欺騙的方法使他吃了葯；或者，一支軍隊在戰鬥中喪失了士氣，統帥欺騙他們說援軍就要來到，這使得士兵們士氣大增，結果戰勝了敵人，這也是惡嗎?
歐：是善。
顯然，蘇格拉底的目標是要在各種具體的善的行為之外尋找出一個一般的「善」。這個一般的「善」，不應用欺騙或誠實、盜竊或施捨、奴役或友愛這樣一些具體的行為或品質來定義，因為這些行為和品質的性質會隨著對象的變化和環境條件的變化而在善與不善的對立中來迴轉化。對於這個一般的「善」的定義，應該是絕對的、不論用來衡量哪一個具體的行為都是適用的。雖然到頭來蘇格拉底也沒有從正面為這個一般的「善」作出定義，不過，他卻通過自己在這條道路上的努力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方法，即通過歸納論證來取得一般定義，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有兩樣東西完全可以歸功於蘇格拉底，這就是歸納論證和一般定義。」
這種通過歸納論證來取得一般定義的方法將不同的事實加以分析比較，層層剝皮，逐步捨棄那些分別屬於每個個別事實的特殊屬性，最後找到屬於它們全體的共性。這樣，一個一般性的定義就脫穎而出了。
這樣一種一般定義具有永恆性，從屬於它的個別事實可以變化不定，而它卻被認為永遠不變。例如。我們將「樹」定義為具有木質莖的植物，每棵具體的樹可以有生有死，可以由小長大，可以有枯有榮，甚至一棵梨樹上可以嫁接出蘋果，一棵檸檬樹可以嫁接出蕉柑，然而樹的這個一般定義卻不會改變。
這種一般定義又具有客觀性，即能為所有的人所同意和接受。這種客觀性在我們今天看來，其實是來源於人們共同的約定和認同。但當時在蘇格拉底看來，既然一個定義可以為人們共同接受，就說明它本來就存在於人們的靈魂之中。
這樣一種一般定義，就是蘇格拉底所要尋找的永恆不變的、人人共有的理性。對於蘇格拉底來說，它主要還只是存在於人們的靈魂之中，但到了他的大弟子柏拉圖手中，它卻成了一個脫離人或先於人而獨立存在的東西，一個與我們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相對立的永恆世界.
（三）尋找永恆的世界
沿著蘇格拉底尋找一般定義的道路繼續往前走，柏拉圖提出了「理念論」。
什麼是理念?柏拉圖說：「當我們給許多個別的事物加上同一的名稱時，我們就假定有一個理念存在。」例如，世界上有著許許多多大小不同、質料形狀各異的我們稱之為「桌子」的東西，而「桌子」就是這些東西的理念。在我們看來，「桌子」只是人們對於那許許多多被冠以這個名稱的具體事物的共性所進行的抽象，它只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之中。但柏拉圖卻認為，這個桌子的理念是獨立於人和具體桌子之外的客觀實在。他認為理念不可能來源於它所指的具體事物，因為具體事物不斷變化，理念卻始終不變；具體事物消滅了，理念卻仍舊存在。例如：一座美的雕像被打碎了，美的觀念卻不會消失。相反，具體的事物倒是從理念中派生出來的，它們由於「分有」理念才能成為被冠以這一理念名稱的事物。一個人被稱為「正直的人」，是因為他「分有」正直這個理念；一座雕像被稱為美的雕像，是因為它分有美的理念。
柏拉圖的理念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世界，其中包含著種類不同、數量無限的理念，如人、馬、石頭、桌子等自然物與人造物的理念，方、圓、大於、小於、同異、動靜等數學和範疇意義上的理念，美、勇敢、節制等倫理意義上的理念，直至「善」這個君臨一切的最高概念。這個理念世界是一個永恆不變的世界，相對於人的認識來說柏拉圖將它稱為「可知世界」，人只有通過理性而不是通過感覺才能把握它，這種把握是確實可靠的、沒有矛盾和真實的，柏拉圖稱之為「知識」。另一方面，我們日常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世界是變化不定、有生有滅的，相對於人們的認識來說，柏拉圖稱之為「可見世界」。對於它，人們只能靠感官而不能靠理性去把握，因而不能取得確定的「知識」，而只能取得不確定的、不可靠的「意見」——同是一種酒，有時喝起來苦，有時喝起來甜，能夠說哪一種意見真實或不真實嗎?
那麼，人的理性是如何取得關於理念世界的「知識」呢?柏拉圖將蘇格拉底的「助產說」發展成了「回憶說」。他說靈魂是不死的，當它沒有同人的肉體結合時，它就住在理念世界，因此本來就具有關於理念的知識，只不過由於肉體的困擾才暫時遺忘了。在現實世界中，人的感官接觸到了各種具體事物，就使得靈魂回憶起了這些事物的理念。可感世界對於人們取得理念世界的知識起到了提示和媒介的作用。
對於柏拉圖這一套唯心主義的理念論，我們完全可以用唯物主義的語言作如下的翻譯，可感世界是唯一真實的世界，各種可感事物無不具有獨特的個性和與其他事物相同的共性。所謂理念，就是人們運用理性對這種共性的抽象。如果理念世界能夠脫離可感世界而獨立存在的話，那麼它只能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人們對於某些事物的理性認識之所以能夠取得人人認可的客觀性質，只是由於這些事物本來就具有共同的本質以及人都具有共同的抽象能力。人的理性認識只有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才能獲得。
我們可以認為，唯物主義的上述說法合乎常識，而柏拉圖的那一套簡直近於胡說八道。但是，我們卻不能忽視「理念論」在人類認識史上的積極意義。
我們知道，科學的任務就是從具體事實的比較中建立起一般的概念和概念體系。這種概念和概念體系相對於它所統率的具體事實來說，是一種確定的、普遍的、永恆的東西，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科學所要研究的是普遍永恆的東西。」要追求、尋找這種永恆的世界，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是堅信它確實存在而絕非一種幻影。而在西方思想史上，正是柏拉圖的「理念論」用近於神話的形式造成了人們對於這種永恆世界的信仰，從而為人們從事科學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原動力。
理念論也是基督教神學的理論來源之一。柏拉圖的宇宙生成論認為，宇宙是神以理念世界為模型而對一種物質性的基質加工而成的。這種神與理念的結合在基督教神學裡就變成了「理性的上帝」或「上帝的理性」，上帝以理性為指導創造世界，上帝的理性就是世界的法則。
這樣，柏拉圖理念論所體現的對於永恆世界的追求就在科學與宗教中結出了兩顆果實。在西方的中世紀，當科學幾乎被黑暗和蒙昧完全吞噬時，追求永恆的種子卻在上帝的理性中存活了下來。15世紀以後，牛頓等一批科學巨人不失時機地將它化為對於自然法則的探求，使它重新結出了科學的果實。
柏拉圖是古希臘最有影響的一位哲學家，他建立了當時最為系統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在歷時50年的學術活動中，他以對話體形式寫下了《理想國》等30多篇著作，幾乎全部保存了下來。柏拉圖對政治活動也表現出極大的熱心。他一生曾三次來到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的敘拉古王國，試圖在那裡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建立奴隸制的「理想國」，但均未能成功。有一次竟因與國王發生爭吵而被抓起來，送上了奴隸市場，只是由於一個學生的營救才得以返回雅典。公元前387年，他在雅典紀念英雄阿加德摩的體育場附近辦起了一所學校，即歷史上有名的「柏拉圖學園」。這所學校從開辦之日起直到公元529年被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下令關閉，歷時九百年之久，這不能不說是柏拉圖對於人類教育史的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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