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最怕什麼？

宋仁宗在宋朝的皇帝裡面，算是挺不錯的一位。國家承平日久，政治上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腐敗，經濟比較繁榮，百姓生活也過得去。而且宋朝大力鼓勵士大夫、讀書人，到了仁宗這一朝算是開花結果，湧現了一大批名臣。大家熟悉的范仲淹、包拯、歐陽修、狄青等等，都是這一朝的重臣。

不過仁宗這一朝，在歷史上並不特別著名，只能算小治，算不上大治，更算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是仁宗並非一個有魄力的君主，對於北宋當時積累的問題沒有花大力氣去解決，把包袱留給後代。到了神宗朝再去改革，為時就有點晚了，加上王安石的改革問題多多，反而加速了宋朝的衰落。

宋仁宗在位初期，其實也推行了一段時間改革，這就是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慶曆新政」。

宋朝當時出現的問題，有很多是體制性的，例如冗官問題，其實根源在於宋朝重文輕武，大力發展官僚體系。這種問題如果要改革，實際上是觸及了宋朝的統治基礎，根本行不通。所以范仲淹們推出的改革措施受到了極大的阻力。

而且范仲淹在推行改革措施的時候，很喜歡從用人方面入手，重用君子，排斥小人。

可問題是，誰是君子誰是小人，難道你范仲淹一個人說了算？這筆帳很難說得清，於是就有很多人趁機攻擊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結黨營私」。

這一點可是戳中了宋仁宗的要害。皇帝最害怕的是有兩件，一是武將專權，二是大臣結黨。武將專權不但會造成割據分裂，也可能造成強臣若主皇位不保；而大臣結黨，則有可能架空皇帝，壟斷行政，甚至培養出威脅皇權的權臣。

范仲淹他們幾個特別書生氣，明知道人家在皇帝面前說他們結黨，他們還跳出來承認。范仲淹說「我們這是君子之黨，不是小人之黨」，是好事。歐陽修更是洋洋洒洒寫了篇《朋黨論》，論證皇帝應該親近重用君子之黨，遠離小人之黨。

他們竟然不知道，皇帝最忌諱的就是大臣連成一氣，管你是君子黨還是小人黨，總之結黨就是不行。宋朝的士大夫本來影響力就大，現在還結成一黨勢力豈不是更大？對於皇帝來說，威脅皇權的存在，無論如何不能容忍。

所以在與西夏和談之後，宋仁宗很快就結束了「慶曆新政」，把范仲淹他們幾個趕到地方去做官。也正因如此，范仲淹才有機會寫出那篇留名千古的《岳陽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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