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原水城到蓬萊水城——明登萊巡撫袁可立的倥傯歲月
原標題：從中原水城到蓬萊水城——明登萊巡撫袁可立的倥傯歲月
從中原水城到蓬萊水城——明登萊巡撫袁可立的倥傯歲月
時間：2013-01-06 15:52:11 來源： 作者：袁家山
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二月十五日，袁可立降生在河南睢州袁淮的家裡。這一年，嘉靖皇帝在北京依然整日里忙著尋找長生不老葯，而權傾一時的奸相嚴嵩失寵，上海的徐光啟也在這一年出生。黃道周在《節寰袁公傳》中說：「安夫人（袁可立生母）妊時，數盥水，見金鯉蕩漾盎中」。中國道教經典著作《道藏輯要》記載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夢呂帝（呂洞賓）引一小童云：『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將小徒為爾後。曰：異日此地當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後的袁可立真的來到了呂洞賓現身的地方蓬萊任巡撫，並在海戰中遇險受到過呂洞賓的保佑，後來袁可立的別號叫「石仙」，堂號稱為「石仙堂」。袁可立退休後在睢州南城別墅陸園中建起袁家山供奉呂洞賓，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巧合，數百年來一直困擾著南來北往的命相學家競相探索。王溢嘉先生在《中國人的心靈圖譜》一書中引述清代王椷的《秋燈叢話》時有一段描述：「華亭的董其昌夢見神人告訴他說要等待袁可立同科考試才有希望上榜，就將袁可立帶回家親自課讀，後來兩人一起參加考試，結果在鄉試和會試中都同時上榜。」而現實中兩人也的確是同科進士，官位相當。種種說法在今天的睢州父老中間一代代口碑相傳，為古老的睢州增加了人文底蘊和神秘氛圍
「今睢縣行政公署為清之洛學書院，然本明袁尚書可立故宅也，至宅向南恰與南坡之袁家山脈絡聯貫。」（民國22年《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
「袁家山，又名呂祖廟、小蓬萊，在縣城南門裡，建於明天啟年間。……周圍湖水環抱，形似小山。」（1989年《睢縣誌·古建築》）
甘露台
（明）著名書法家王鐸
台峭屬雲根，垂楊掩一門。
灑闌疑野徑，星摘冒山村。
別具漁樵味，自然涯壑存。
何須問白帝，造化在花源。
按甘露台在袁家山山頂（《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贈袁樞詩冊》）
漫 成
（清）著名書畫鑒賞家張庚
袁家山頭晴靄暖，
大佛寺前春流淙。
青蒲出水僅三寸，
白鳥過溪時一雙。
（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編選《晚晴簃詩匯》）
袁家山
（清）睢州知州范陽洵
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
吹笛鳴劍兮鶴唳青天。
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
佑我蒼生兮億萬斯年。
（《重修袁家山呂祖廟碑記》）
天啟四年（１６２４）五月二十一日，登萊巡撫袁可立在登州即將離任時看到了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島下先涌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間，文窗雕闌，無相類者。中島化為蓮座，左島立竿懸幡，右島化為平台，稍焉三島連為城堞，而幡為赤幟。睢陽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海市」實錄。字由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代筆書寫，成珠聯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縣圖書館館長劉學升將這一珍貴石刻複製於睢縣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歸故土，傳為文化佳話。
登、萊二州地處明末海防前沿,在戰略上十分重要。明代登萊巡撫主要為抗擊後金而設，共十三任,袁可立為第二任。歷史檔案表明，十三任登萊巡撫中，至少有六任巡撫或下獄或被殺而死於非命。袁可立是登萊十三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悍將毛文龍、抗倭名將沈有容，都在其麾下聽命。袁可立政績良好,在明末遼東戰局和維護海防安全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袁可立曾與朝中的徐光啟一道主張用優勢兵力控制朝鮮，從而達到從根本上遏制滿人的目的，可惜由於魏忠賢的亂政未能付諸實施。三百年後的毛澤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同樣有這種認識，以此取得了遏制西人南下的戰略目的，證明了這兩位明代軍事戰略家的眼光是非常超前的。
天啟二年（１６２２），明朝邊疆多事，遼陽、廣寧相繼被後金攻陷，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革職，巡撫王化貞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人人把關門看作死地，百官們都不敢多說話但求自保。袁可立卻在此時大膽提出了七項建議：「守御築墉，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復多藏糧米以備之。尤宜破格用人，圖復建驃騎之功，以佐縣官之空乏。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袁可立的言論被天啟皇帝一一採納，給悲觀的明朝廷帶來了一線希望。天啟二年四月，首任登萊巡撫陶郎先因涉贓下獄，本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天啟皇帝在聖旨中說：「當遼廣繼陷之時，憂水濱之可問。值登萊匱亟之會，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為色變。……惟爾運籌師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寬東顧」（董其昌書《天啟三年誥命卷》）。而這時的形勢非常不好，東海上雖然陳兵十數萬，但因為失去主帥各自為政不聽調遣。「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恫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可立受命於危難之中，他上任後，銳意規劃，整肅軍紀，練兵採用戚繼光的「水軍先習陸戰」之法，短期內立竿見影，士氣為之大振，數年之間，滿人不敢犯海疆。
袁可立認真總結了此前王化貞和袁應泰失敗的教訓，在戰略思想上比較靈活。「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乘其虛，可夾擊也」。（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孫曾說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孫承宗《高陽集·答袁節寰登撫》）。
天啟三年二月，袁可立設奇策反收降了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女婿劉愛塔。袁可立在給天啟皇帝的奏疏中寫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攜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當此時也，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宣川擁鮮眾而應，恢復之功似有可圖者。但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已，能為可勝，是又當慎圖之耳」(《明熹宗實錄》卷三十六)。後來由於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袁可立回兵部任職後一直關注著事態的進展，書信往來不斷，劉愛塔最終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並戰死疆場。這次策反工作為時最長，劉愛塔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後金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最著名的戰例。
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多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師陸戰隊，並與樞輔兼兵部尚書孫承宗、侍郎畢自嚴戮力策應，在沿海上形成了「百里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孫承宗和袁可立共同主遼期間是滿清勢力最蜷縮萎靡的時期。天啟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董其昌書《天啟三年誥命卷》）
天啟四年五月，內閣傳戶兵工三部聖諭，天啟皇帝諭內閣曰：「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為屢獲活夷、斬獲首級並獲達馬夷器等件，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特諭！」（《明熹宗實錄》）
袁可立在任時的登萊防務達到了明清戰爭的頂峰，他離任後就漸漸垮了下來，毛文龍和繼任的登萊巡撫們關係配合得很不好，屢次打敗仗，直到後來袁崇煥對毛文龍的擅殺直接導致了登萊防務的土崩瓦解。
明著名學者抗清名將黃道周曰：「公（袁可立）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明末由於戰事陸上交通受到阻隔，朝鮮的軍政事務主要歸由登萊巡撫袁可立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發生了後來被稱為「仁祖反正」的宮廷政變，作為前沿最高統帥的袁可立按照當時的普世價值力主出兵討伐。五十年後清朝政權已經建立，但這件事依舊為朝鮮篡君的後代們所忌恨。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庭開館延修《明史》，朝鮮國王李昑派遣大批使者來中國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明袁可立的御狀並要求重新改寫歷史，清朝對朝鮮的使團非常重視，《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等史料對這件事都作了明確記載。
由於此前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並因此和主張議和的袁崇煥關係不和。袁可立的形象很正面，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為載有董其昌撰寫的《節寰袁公行狀》冊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冊，因為這兩篇文章中都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的地方，所以這部書和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直到清朝光緒十七年，睢州地方官王玫還在風水仙的慫恿下借故拆毀由董其昌書寫匾額的鏤雕「袁尚書大石坊」，使這兩座在睢州古城通衢中巍然屹立二百多年的名器毀於一旦。
TAG:司馬書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