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宋代的詩派及其成因
相對於李唐等其它朝代而言，趙宋是一個文人結社意識甚為強烈的國度，所以各種詩派、詞派的誕生，在這一時期有如雨後春筍一般。僅就詩派言，張滌雲《中國詩歌通論》第三章《中國詩歌的流派》（上），即論列了11個之多，具體為：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理學詩派、南宋愛國詩派、永嘉四靈詩派、江湖派、宋末遺民詩派[1]。其中，除理學詩派在時間上介入北宋與南宋之外，屬於北宋時期的詩派，主要為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共6個；而屬於南宋時期的詩派，則有南宋愛國詩派、永嘉四靈詩派、江湖派、宋末遺民詩派，共4個。包括理學詩派在內的這11個詩派，上接晚唐五代，下與金、元關聯，從而使得具有300年歷史的宋代詩歌創作，一波接著一波，一浪高過一浪，蔚為壯觀。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詩派的存在，宋代的詩歌才取得了可與唐詩一比高低的輝煌成就。
一、北宋詩派：在宗唐中崛起
文學史上的「流派」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命題，因為其所涉及的是作家在一定時期內的文化背景、文學思想、創作方法、藝術風格等多方面的內容，且其命名的依據與形式也各不相同，如或著眼於時代（如「唐宋派」），或立足於地名（如「桐城派」），或以總集為切點（如「花間派」），或因風格而緣起（如「本色派」）等，可謂應有盡有，不一而足。以詩歌史上的「詩派」為例，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體派合一」，如為嚴羽《淪浪詩話·詩體》所列舉的「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與「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2]等，即均被文學史目之為趙宋以前詩派的依據，於是也就有了建安詩派、正始詩派、太康詩派，以及太白詩派（「太白體」）、少陵詩派（「少陵體」）、韓孟詩派、元白詩派等名目。同時，歷代的「詩派」又與當時的詩人群體或文人社團關係密切，如建安詩派之與建安七子，正始詩派之與竹林七賢等，即無不如此。
如上所述，北宋的詩派除去屬於初創階段的理學詩派不計，主要有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等6個，在不足170年（960—1127）的北宋詩歌史上，其詩派之多，僅此即可見其端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的這些詩派，均具有較強的文人結社性質，如江西詩派即為其代表。對此，呂本中在《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所言「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鐃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傀（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3]云云，即略可證之。但需加指出的是，江西詩派的成員，並非為呂本中在《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所列舉之25人，而是還有江端友、吳則禮、蘇癢等數十人之多。至於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評陳與義《清明》詩中所言之「一祖三宗」云云，則更是道出了江西詩派較為明確的結社意識。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江西詩派的結社性質之較為明顯，乃不言而喻。這一事實表明，以江西詩派為代表的北宋詩派，較之唐代的格律詩派（又稱「沈宋詩派」）、風雅詩派（又稱「陳張詩派」）、山水田園詩派（又稱「王孟詩派」）、邊塞詩派（又稱「高岑詩派」）等而言，顯然是具有很大的區別的。即是說，存在於唐代的這些詩派中的所有詩人，在他們各自的人生之旅與各種類型的文學活動中，都不曾有過結社的意念與情愫，而宋代詩人則不然。雖然如此，但北宋各詩派之間也有著一個極為明顯的共同點，即其皆因唐人唐詩而使然。即是說，北宋諸詩派的形成，乃為當時詩人們普遍宗唐的一種必然結果。
從接受史與影響史的雙重角度進行審視，宋代詩人普遍宗唐（含變唐，下同）已為不爭之事實。而正是因為這種具有普遍性的宗唐現象，才使得北宋的各種詩派應運而生。所以，存在於北宋詩歌史上的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以及具有「南北合一」特質的理學詩派，即無一不與唐人唐詩關係密切，無一不因宗唐而誕生。如宋初白體詩派之「白體」， 宋初晚唐詩派之「晚唐」，即已是將其與唐人唐詩的關係進行了較為清晰之揭示。所謂「白體」，指的是中唐白居易平易淺顯的詩風。白居易的這一詩風，主要體現在他的閑適詩及晚年與劉禹錫的唱和詩方面，而宋初以徐鉉、李昉、蘇易簡、王禹偁、張詠等為首的一批詩人，即興起了致力於師學與效仿白居易這一詩風的創作熱潮，《蔡寬夫詩話》中的「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者，所言即指此。由是，白體詩派即因此而形成。而所謂「晚唐」，是指在宋真宗（998—1022）期間，相繼出現了一批以仿學晚唐賈島、姚合詩歌風格為主[4]的詩人，如魏野、林逋、潘閬、寇準與「九僧」[5]等，即皆為其代表。這些詩人，即被稱之為晚唐詩派，或曰「晚唐體」。對此，方回《送羅壽可詩序》已有載：「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冠萊公（准）、魯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魏野、魏閑父子）、潘逍遙（閬）、趙清獻（抃）之父（應為其祖趙湘）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6]據此可知，「晚唐體」在宋初也是一個成員眾多的詩派。賈島與姚合的詩歌，綜而言之，主要表現出了兩大特點，其一是講究苦思苦吟，其二是詩風清淡幽靜，而「晚唐體」詩人所傾心者，亦正在於此，這從潘閬《敘吟》、魏野《冬日抒事》、林逋《湖村晚興》、寇準《春日登樓懷歸》、文兆《送簡長師之洛》、宇昭《贈魏野》等詩，即略可獲知。與白體詩派、晚唐詩派相前後的西崑體詩派，則因仿學李商隱之詩風而名噪當時。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云：「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7]又，劉攽《中山詩話》云：「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商隱），號『西崑體』。」[8]所言已甚為清楚。
北宋革新詩派的領袖人物，是當時的文壇盟主歐陽修。這一詩派包含著三個詩人群體，即以蘇舜欽、蘇舜元、穆修等人為代表的「東京詩人群」，以梅堯臣、歐陽修等人為代表的「西京詩人群」，以石延年、范諷、張方平等人為代表的「山東詩人群」。在歐陽修的不懈努力下，這三個詩人群最終相互認同，達成共識，並融合為一個以中唐韓愈等人為師學對象的大型詩歌流派，而被梁崑《宋詩派別論》稱之為「昌黎派」[9]。以「昌黎派」稱謂這一詩派是否恰當確切，尚可作進一步之討論，但這一詩派中的詩人大都與韓愈、孟郊、盧仝、張籍等「韓孟詩派」中的人物相關聯者，則為事實。以歐陽修為例，其在《讀蟠桃詩寄子美》一詩中就曾自比韓愈，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則有「歐陽今與韓相似」云云，表明歐陽修之詩確與韓愈詩關係密切，而清人呂之振於《宋詩鈔》中認為「其詩似昌黎」[10]者，又可為之佐證。而還值注意的是，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又有「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待郊嗟困摧」兩句，將蘇舜欽比作張籍，石延年比作盧仝，梅堯臣則自比孟郊。僅此，則北宋的「昌黎派」即已呼之欲出。
所謂蘇詩派，即梁崑《宋詩派別論》中的「東坡派」。這一詩派雖然是以蘇軾為其中心，但包括蘇軾在內的所有成員如「蘇門四學士」、「清江三孔」等，幾乎都屬於宗唐派，即其均不同程度的與唐人唐詩有著某種聯繫。如作為「東坡派」領袖與盟主的蘇軾，儘管「在宋人中獨為大宗」（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但其卻「兼擅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之長」（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並「大放闕詞」於「始自昌黎」的「以文為詩」（趙翼《甌北詩話》卷五），將「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而目之為「友」[11]。凡此，均為蘇軾尊宗唐人唐詩的具體表現。正因為蘇詩博採眾家之長，才使得「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成為「韓愈後之一大變也」，並達到了「盛極矣」的至高境地[12]。「蘇門四學士」與「清江三孔」，指的是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7位詩人，前4人之宗唐，拙作《論北宋詩人與唐詩的關係》[13]一文已進行了具體討論，此不具述。後3人即「清江三孔」，為胞兄弟，有《清江三孔集》傳世，《全宋詩》第15冊、16冊分別著錄其詩，具體為：孔文仲1卷（鄭八四二）、孔武仲7卷（卷八七九至卷八八五）、孔平仲9卷（卷九二三至卷九三一）。僅以「三孔詩」中的「孔平仲詩集」為例，其中的《李白祠堂》、《題老杜集》等詩，即充分表明了孔平仲對李白與杜甫的尊宗敬仰之情。而其著名的《寄孫元忠》，則是一組由38首「集杜句」所構成的大型連章體，不僅代表著北宋集杜詩的最高成就，而且於南宋文天祥的《集杜集》也不無影響。而「孔武仲詩集」中的《白公草堂》等詩，所反映的則是孔武仲對於白居易其人其詩的雅好。所有這些，均表明了孔氏兄弟與唐人唐詩的關係是甚為密切的。所以，從蘇軾的「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到「蘇門四學士」以唐人為師學對象，再到「清江三孔」對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景仰之情，則蘇詩派的宗唐脈絡與宗唐面目，即因此而得以較為清晰之呈現。
因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而得名的江西詩派，由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為黃庭堅，所以被奉為「宗派之祖」，其餘則皆被列為「法嗣」。但無論是「宗派之祖」抑或「法嗣」諸人，在尊宗與師學唐人唐詩方面，幾乎無一例外，對此，上引方回《瀛奎律髓》中的「一祖三宗」說，即已透出了此中的些許信息。所謂「一祖三宗」，是指以杜甫為「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宗」，其所反映的是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均與杜甫其人其詩相關聯，即這一詩派「是以學杜甫為號召的」[14]。黃庭堅詩宗杜甫，不僅《宋史》本傳有「其詩得法杜甫」的明確記載，而且其集中的《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老杜浣花溪圖引》等詩，以及《答洪駒父書》中的「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云云，亦足以證實之。而在具體的藝術實踐中，黃庭堅於杜詩的師學，主要表現在一些技巧性方面，如其集中的153首拗體七律，即是有意仿學杜甫《白帝城最高樓》等拗體詩的一份重要成果。對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於黃庭堅《題落星寺》的評語中認為「此學老杜所謂拗字吳體格」云云，又可為之佐證。屬於「三宗」之列的陳師道，雖然在其《後山詩話》中明確提出了「學詩當以子美為師」的主張，但他卻又認為「學杜必須從學黃入手」，而此，也是他在《答秦觀書》中自認為「仆之詩，豫章之詩也」的關鍵所在。名列「三宗」之末的陳與義，與江西詩派並無師承方面的關係，但其詩歌卻受黃庭堅等人的影響甚為明顯[15]，且成就甚為突出，特點甚為鮮明，故而方回乃將其歸入「三宗」之列。而實際上，陳與義是江西詩派的一位後期宗主，其之師學杜甫其人其詩者，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已曾言之：「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但陳與義的學杜，重點表現在杜詩的「詩史」特質方面，而與黃庭堅、陳師道的偏重法則技巧大相區別。所以，從宗杜的角度講，江西詩派的形成與確立，其實是北宋中、後期詩人「以老杜為師」的另一種形式的結晶。
二、南宋詩派：因時局而集聚
與導致北宋諸詩派產生的原因相比，南宋各種詩派的形成，雖然也包含著諸多宗唐方面的因素，特別是對杜甫其人其詩的尊宗等，但更為重要的則是與當時國家的命運、時局緊密關聯，因之，鮮明的時代性便構成了南宋各詩派之間的一個共同特點。靖康之變後，偏安於臨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雖然曾經有過一段短暫時間的社會安寧，但最終由於金、元兩大強敵的經常性侵犯，而得以徹底滅亡。而在兩大強敵先後南下侵犯之際，力主抗金與抗元，不僅成為了當時諸多詩人的共識，而且有的直接付諸行動，參加到了抗金的鬥爭之中，於是，在伴隨著南宋政權的建立之初，即誕生了當時的第一個詩派，此即為上舉《中國詩歌通論》所稱道的南宋愛國詩派。而就其創作宗旨言，這個詩派又可稱之為「詩史詩派」[16]。正因此，作為江西詩派餘緒的一批詩人，在當時亦因為「靖康恥」的歷史原因而加入到了這一詩派，如陳與義、曾幾、呂本中等，即皆為其中之代表。
南宋愛國詩派是一個時間跨度較大而又詩人眾多的詩派。從發展史的角度言，這個詩派主要活動於南宋前期，即以金為蒙元所滅的公元1234年為其下限，重要的詩人有曾幾、李綱、宗澤、岳飛、汪藻、王庭珪、鄧肅、葉夢得、張元干、張孝祥、呂本中，以及「中興四大詩人」、辛棄疾等。從總體上講，這是一個既沒有領軍人物也沒有什麼文學綱領的詩派，有的只是詩人們的一腔熱血與赤誠，而收復中原，驅逐金兵，解救淪陷區人民於水火，即成為了這個詩派詩人們最堅強的信念，以至於以身殉國也在所不惜，如高歌著「馬蹀閼支血，旗梟可漢頭」（《送紫岩張先生北伐》）的岳飛，即為其代表之一。由於國難與信念的雙重使然，這個詩派的詩人們即創作了一大批閃耀著時代光芒的愛國詩篇。以呂本中為例，其《城中紀事》、《懷京師》、《兵亂寓小巷中作》等詩，即皆為這方面的優秀之作，而被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稱讚為「皆佳句也」的組詩《兵亂後雜詩》[17]，則更為呂本中愛國詩篇中的精品。這組詩是在金兵攻陷汴京，徽宗、欽宗父子被擄北去，作者回到故都時而作。全組詩不僅揭露了金兵攻入汴京後的種種罪行，而且還直斥權臣為「誤國賊」，是作者愛國思想的充分反映。類此者，尚有陳與義《題繼組蟠室三首》、《雨中再賦海山樓詩》、《傷春》、《雷雨行》、《輓詞》、《次韻尹潛感懷》，劉子翚《望京謠》、《諭俗十二首》、《汴京紀事》，楊萬里《過瓜州鎮》、《初入淮河四絕句》，以及范成大「出使金國」七十二絕句等。這些詩篇，或述寫詩人對金兵入侵的憤恨，或抒發作者對故國的懷念，等等，均因具有深刻的政治歷史內容，而為時人與後人所稱道。而陸遊所創作的大量愛國詩篇，則更為這一詩派增添了無限的光輝。作為「中興四大詩人」之一的陸遊，其一生既曾「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又希望「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並因此而寫下了數以百計的愛國詩篇。正因此，梁啟超即在《讀陸放翁集》一詩中以「集中十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一聯，對陸遊其人其詩進行了高度評價。陸遊的愛國詩篇，如《關山月》、《樓上醉書》、《書憤》、《胡無人》、《大風登城》、《聞武均州報已復西京》、《追憶征西幕中舊事》、《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客從城中來》、《登賞心亭》、《長歌行》、《追感往事》等，不僅皆具激昂悲憤、氣壯山河之特點，而且在充分表達詩人北上抗金、收復中原決心的同時，還多角度地反映了淪陷區人民渴望統一國土的強烈願望，因之成為了南宋愛國詩派中的時代最強音。
在南宋152年（1127—1279）的政權變遷史上，針對盤踞於長江以北的金兵，曾經有過兩次重要的軍事行動，此即宋孝宗時期的「隆興北伐」與宋寧宗時期的「開禧北伐」，但其最後均以「議和」（實際上是失敗）而宣告結束。特別是「開禧北伐」的失敗，不僅對南宋的主戰派以沉痛打擊，使其收復中原失地的信心幾乎喪失殆盡，而且也使得當時大批的文人志士整日於消沉中討生活。因之，南宋愛國詩派中的那些激昂人心與意志的時代強音之作，即逐漸為具有哀婉與悲怨特點的詩篇所替代，以至於最終變為了凄厲悲愴的亡國之音。而永嘉四靈詩派與江湖詩派，則正是形成於這種時局背景下的兩個詩派。
「永嘉四靈」是指今浙江溫州人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四位詩人，從葉適《水心文集·題劉潛夫南嶽詩稿》一文中的「皆號四靈」可知，「四靈」為其自稱。此四人不僅詩風相近，旨趣相投，而且受鄉人潘檉宗唐的影響，皆以中、晚唐詩人為師學對象，並在當時得到了永嘉學派宗主葉適的大力稱讚，從而使得「四靈」之名達到了「天下莫不聞」的程度，對此，趙汝回《薛師石序》已曾記載，茲不具引。「四靈」中的徐璣（1162—1214）與趙師秀（1170—1219）曾為下級官吏，徐照（？—1211）與翁卷（？—1243？）則以布衣終身，所以，在他們的一生之中，幾乎不曾有官場上的吏事紛擾，因而得以專心於詩歌的創作。四人的宗唐，尤專註於賈島與姚合的五律，這從趙師秀選二人201首詩（其中賈島81首、姚合120首）編為《二妙集》、選劉長卿等76人的五律（少許七律）編為《眾妙集》之舉措，即略可獲知。「四靈」作為一個繼江西詩派之後專「作唐詩者」（王綽《薛瓜廬墓志銘》）的詩派，由於深感恢復中原無望，故而其詩歌主要在於抒寫個人的感受與情思，以及對日常生活與行旅風光的描繪，而於社會現實涉及者無多。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永嘉四靈詩派在當時雖然影響甚眾，但深廣的社會內容與時代的風雲之氣，卻幾乎與其詩歌毫無關聯。但儘管如此，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學史事實是：「四靈詩影響推廣，即成為了江湖派。」[18]即江湖詩派的形成，乃是因四靈詩派的影響所致。此則表明，這兩個詩派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江湖詩派是一個「介於官僚與農工商之間」[19]的詩人群體，並因書商陳起所編刻的《江湖集》而得名。據張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的考察，這一詩派共有詩家118人[20]，其中影響較大且有詩集傳世者77人，其人數之眾，為有宋一代詩派所少有，其活動的時間範圍，上自宋寧宗時期（1195—1208），下迄宋末（1279），前後約100年左右。江湖詩派雖然因四靈詩派的影響而形成，且有不少詩人與「四靈」過從甚密，但這兩個詩派卻是頗具區別的，其中的最大不同點在於，江湖詩派中的大部分詩人雖身在江湖，卻心繫天下，因而創作出了一系列憂國憂民之作。如劉克莊《運糧行》、《開糧行》、《苦寒行》、《築城行》、《軍中樂》、《感昔》、《開壕行》、《國殤行》、《北來人》，戴復古《織婦嘆》、《頻酌淮河水》、《江陰浮遠堂》、《靈壁石歌》、《淮上寄趙茂石》、《阿奇晬日》《庚子荐饑》，方岳《農謠》、《三虎行》、《山莊書事》，以及劉過《夜思中原》、、毛珝《甲午江行》、周文璞《劍客行》、趙汝鐩《耕織嘆》、葉紹翁《題鄂王墓》、樂雷發《時事》等詩，即皆為其例。這些詩篇，或表達作者對中原淪陷的憤慨，或於國勢不振表示擔憂，或對民生疾苦予以深切關注等，均因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性，而可與陸遊的《關山月》等作並讀。但遺憾的是，在江湖詩派數以千計的詩歌中，類似之作的比例卻甚為有限，即其更多的乃是一些「翡翠蘭苕」（杜甫《戲為六絕句》語）之類的作品，對此，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已曾指出，其云：「南宋詩小集二十八家，黃俞邰鈔自宋刻，所謂江湖詩也。大概規橅晚唐，調多低下。」又云：「餘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可一慨也。」[21]僅此，即可見出江湖詩派的「翡翠蘭苕」詩作之一斑。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即蒙古改國號為「大元」後的第五年，元兵攻入臨安，恭帝投降。三年後的公元1279年，逃至厓山（今廣東新會）的宋軍戰敗，陸秀夫負幼帝趙昺投海，南宋宣告徹底滅亡。而詩歌創作活動主要表現在宋、元易代之際的一批詩人，即被稱為宋末遺民詩派。據統計，這個詩派的詩人有近400人之多，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則為文天祥、汪元量、謝翱、林景熙、謝枋得、鄭思肖、杜本等。這個詩派的成員既多，創作亦盛，宗黃羲所謂「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謝翱年譜游錄注序》）者，所指即此。而錢謙益在《胡致果詩序》一文中，亦持有同樣的認識：「宋之亡也，其詩稱盛。」（《有學集》卷十八）這個詩派中的詩人，實際上是由宋末兩大詩人群體所構成，即一為仕宦類詩人，如文天祥、汪元量、謝翱等；一為隱逸類詩人，如連文鳳、東必曾、劉蒙山等。其中，文天祥、汪元量、謝翱、林景熙、謝枋得等仕宦類詩人，則為這個詩派的中堅與勁旅。在面對著蒙元大軍壓境、宋室崩潰在即的社會現實，他們一方面投身於抗元的戰鬥行列（如文天祥、謝翱），一方面則以杜甫其人其詩為師學對象，寫出了一系列充滿著愛國精神與忠義慷慨之氣的佳構，如文天祥《正氣歌》、《揚子江》、《常州》、《過零丁洋》、《紀事》、《言志》、《使北》、《金陵驛》，汪元量《湖州歌》（98首）、《越州歌》（20首）、《醉歌》（10首）等作，即獲得了時人與後人的多方面好評，甚至被稱譽為「易代之際的戰歌與悲歌」[22]。
三、理學詩派：道與詩的結合
趙宋自開國以來，為了對中央集權政治的鞏固與強化，除在政治方面強調「正統」外，還分別在思想上強調「道統」，在文學上強調「文統」，而理學家正是以繼承孔、孟道統而自居的，所以，其很快就成為了宋代上層建築（思想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理學」，就是《宋史·道學傳》中的「道學」，也即西方學者所稱道的「新儒學」，其核心是對「道」、「器」、「性」、「命」等重要哲學命題進行討論，也即以本體論、心性論、認識論為主要研究對象，並由此形成了一種具有「宋學」主體特質的學問，一種適應於趙宋王朝統一與發展的學術思潮。因之，在宋代哲學史，便出現了一批專以「理學」為研究對象，並以提升人格與立德成聖為終極旨歸的理學家，如「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等，即皆為當時理學界的聞人。同時，這些理學家又各以其非凡的才華，涉足於文學的相關領域，並在詩歌創作方面頗有建樹，以至於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哲理」與「理趣」色彩的優秀之作。於是，由理學家而理學詩，也就有了理學詩派。理學詩派在宋代的誕生與形成，不僅是宋代詩派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中國詩歌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其所代表的是理學在趙宋之際的日益興盛發達，以及理學與文學在這一時期的相互作用與相互融合。所以，從文學史的角度講，宋代的理學詩，不僅記錄了理學派詩人對於人性、自然、天體、物理等方面的領悟與認識，更為重要的是擴大了宋詩的題材範圍，豐富了宋詩的表現領域，使得繁花似錦的宋詩更加光彩奪目。
北宋是理學詩派發展的初創期。開北宋理學詩創作先河的詩人，是「以師道明正學」的「宋初三先生」，即孫復、胡瑗、石介三人，而理學派的代表詩人，則為「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二程」中的程頤實際存詩只有6首，故其雖在「五子」之列，而不能稱為代表詩人）四人。其中，邵雍又因其《伊川擊壤集》（存詩1500餘首）為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理學詩集，而成為了理學詩派的開山祖師。正因此，又有將「宋初三先生」與「北宋五子」合稱為「擊壤派」（理學詩派之一宗）者。邵雍之詩，由於其「理學」的特質與「理趣」的審美特性等原因，而被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稱為「邵康節體」，這既是對其理學詩成就的充分肯定，又是對「擊壤派」的一種最佳認同。理學詩派之詩雖然以表現儒家義理為第一要義，但也不乏平淡清新之作，如邵雍《安樂窩》、《小車吟》、《閑適吟》等詩，以及周敦頤《題春晚》、張載《絕句二首》等，即皆為這方面的代表作。
理學詩派由北宋而南宋，不僅得到了發展與光大，而且較之北宋更為繁榮昌盛。這一時期重要的理學詩人，主要有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真德秀、魏了翁，此外還有所謂的「南劍三先生」（楊時、羅從彥、李侗）、「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等。其中，與呂祖謙、張栻並稱為「東南三賢」的朱熹，既是北、南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又是理學詩派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對此，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第二章已言之甚詳。相對於北宋的「擊壤派」詩人而言，南宋的理學家詩人除創作了大量的理學詩外（如《全宋詩》著錄朱熹詩1300多首，陸九淵詩30首，呂祖謙詩100多首，張栻詩500多首，真德秀詩130多首，魏了翁詩880多首，即可見一斑），還於理學詩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另外一個方面的重要貢獻，即編選了理學詩史上的第一部理學詩總集《濂洛風雅》。此書的編選者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凡六卷，共收錄了48位理學詩人的約420首理學詩，並附有「濂洛詩派圖」，其最大的特點在於，自「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23]。於是，宋詩史上的「濂洛詩派」與「道學之詩」的稱謂，即皆因此而始。而在此之前，理學家真德秀還曾以「理學義理」為標準，編選了一部以詩、文為代表之作的《文章正宗》（凡二十卷，分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類），並於「綱目」之「詩賦」類條下，從理論的角度對「義理」進行了闡述，有助於時人與後人對理學詩中「義理」的認識與把握。
理學詩派詩人雖然具有道學家與詩人的雙重身份，且在詩與道的關係上認為道在詩之先，即認為「詩其餘事」（方回《送羅壽可序》），並推出了一批闡說義理的詩篇，但其作為文學史而不是哲學史上的一個詩歌流派，卻更多的是創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形象生動鮮明、理趣盎然特點的「亦情亦景」之作。由於受理學詩派的影響，有宋一代的諸多仕宦類詩人，如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秦觀、蘇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葉夢得、趙師秀等，不僅都加入到了這一創作行列，而且還推出了許多充滿理趣色彩的哲理詩[24]，從而使得宋人在「詳唐人之所略」（繆鉞《論宋詩》語）方面，更為「充實密栗」。
四、不同的背景與共同的創作
一般來說，文學史上的文學流派，主要存在著兩種情況，或者說為兩種類型，一種為自覺的文學流派，一種為非自覺的文學流派，前者是一種「有組織、有綱領、有創作實踐的作家集合體」，後者則主要是由作家「創作風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別」。（《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流派》）因此，又有將後者稱之為「特定的文學流派」的。以此為據，可知包括理學詩派在內的宋代11個詩派，基本上都屬於前者，即其均屬於「自覺的詩歌流派」之列，也就是一種「有組織、有綱領、有創作實踐的作家集合體」。僅就這一方面言，宋代詩派之於唐代詩派乃是大有區別的，這是因為，唐代的詩派幾乎都是由「創作風格相近而形成的」一些詩歌派別，如王孟詩派（山水田園詩派）、高岑詩派（邊塞詩派）、韓孟詩派、元白詩派等，即無不如此。由非自覺的詩派向自覺的詩派發展，是詩派漸趨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所以，自宋代詩派始，文學史上非自覺的詩派即逐漸為自覺的詩派所替代。
任何詩派的誕生、形成與確立，都是與當時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關聯的，而以上所論及的宋代11個詩派，即無不如此。北宋時期的江西詩派等六個詩派，之所以皆因宗唐而崛起，關鍵就在於當時的典章制度、文化學術等大背景，幾乎均與李唐關係密切。關於北宋的典章制度與李唐典章制度之間的關係，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至卷一七三之「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兵考」、「刑考」等15考，已足資參考。而文化學術方面，僅就對唐人詩文集的整理而言，便極具典型性與代表性。據不完全統計，北宋參與編輯整理唐人別集的詩人與學者，主要有柳開、穆修、曾鞏、歐陽修、孫僅、蘇舜欽、劉敞、王安石、樂史、宋敏求、留元剛、沈侯、王欽臣、王琪、韓琮、王洙、王彥輔、沈晦、趙顏清、洪适、胡如塤等數十人之多，而著名的《唐文粹》、《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唐省試詩集》等以唐人詩文為主的大型文集總集，也編纂於是時。這些事實表明，在北宋期間，一場以詩人、學者為主的對唐人詩文集進行編輯整理的文化之戰，即因此正式拉開了大幕。受其影響，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千家注杜」也因此而肇始，而「天下以杜甫為師」的師學局面，則亦因此而形成[25]。正因此，活躍於北宋的各種詩派，其詩人詩作即無不打上了這道「宗唐」的時代烙印，對此，從一部《全宋詩》的前25冊（卷—至卷一四八）中即可準確獲知。
同時，北宋又是一個在中國思想史上學術思想相當活躍的時代，因之，傳統的儒學為了適應這種新形勢的發展需要，在對外來文化（佛教）與本土文化（道教）中的某些精華因子進行整合之後，以一種全新的哲學思潮面目出現。於是，理學，理學家，理學詩，理學詩派，即皆因此而肇始而誕生，且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高潮迭起，蔚為壯觀。理學家雖然以研究主體論、心性論、認識論為主，但他們也並非生活於社會現實之外的一批「哲人」，更何況，他們的理學思想、理學主張也需藉助詩歌的形式進行宣揚，所以理學家的很能多詩歌大都是與現實相關聯的。以朱熹為例，其集中的《感事書懷十六韻》、《次子有聞捷韻四首》、《聞二十八日報喜而成詩七首》、《杉木長澗四首》等詩，即皆為詩人關心國家大事與民生疾苦的代表作。如《次子有聞捷韻四首》：「神州荊棘欲成林，霜露凄凄感聖心。故老幾人今好在，壺漿爭聽鼓鼙聲。（其一）殺氣先歸江上林，貔貅百萬想同心。明朝滅盡天驕子，南北東西盡好音。（其二）孤臣殘疾卧空林，不奈憂時一寸心。誰遣捷書來蓽戶，真同百蜇聽雷聲。（其三）胡命須臾兔走林，驕豪無復向來心。莫煩王旅追窮寇，鶴唳風聲盡好音。（其四）」作為步人原韻的組詩，這四首詩寫得氣勢雄健，激情澎湃，不僅和盤托出了詩人對淪陷區人民的關注之情，而且對宋軍儘快收復中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僅此即可表明，理學派詩人是並非終日在「道學」中討生活的。面對著「靖康恥」的社會現實，南宋愛國詩派的詩人們更是首當其衝，創作出了大批悲憤激昂、氣壯山河之作；而以文天祥、汪元量為代表的一批遺民詩人，則在國破家亡之際，用其青春與生命寫下了一系列愛國主義詩篇。二者的前後相續，互為呼應，使得「易代之際的戰歌與悲歌」更具風采與特色。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北宋而南宋的政權變遷之中，導致這兩個時期詩派誕生與形成的原因雖然有別，但一點卻是相同的，這就是對唐人唐詩的推崇與師學。即是說，本節所論及的11個詩派，無論是北宋的江西詩派抑或南宋的愛國詩派、遺民詩派等，宗唐始終貫穿其中，即使如理學詩派也不例外。北宋各詩派的宗唐已如上述。南宋各學詩派在宗唐方面，較之北宋的蘇詩派、江西詩派等而言，不僅毫不遜色，而且過之而無不及，這從南宋愛國詩派的核心為「詩史詩派」，陸遊等「中興四大詩人」對「詩史」的極力尊崇與讚賞，以及文天祥於獄中所作《和杜集》200首等文學史事實中，即可獲知其大概。理學派詩人如朱熹，不僅力主宗唐，而且特別推尊杜甫詩歌，其《答劉子澄書》中的「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云云，即為明證。不獨如此，朱熹還於其詩中多次模仿杜詩的句法，甚至是化用杜甫詩句，對此，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第二章已有專論，讀者自可參看。而此，即成為了宋代諸詩派成因中的異中之同。
注釋：
[1]張滌雲《中國詩歌通論》第三章第六節，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頁—172頁。
[2]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89頁。
[3]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327頁。
[4]宋人論唐詩，大致將其分為初唐、盛唐、晚唐三個時期（即所謂的「三唐論」），所以，被宋以後詩論家稱之為中唐詩人的賈島、姚合二人，在宋人的「三唐論」中，即成為了晚唐詩人，也因此而有了「晚唐體」之說。
[5]關於「九僧」及其詩，歐陽修《六一詩話》云：「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實則不確。對此，司馬光《溫公續詩話》已曾言之，並說：「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可參看。
[6]方回《送羅壽可詩序》，陶秋英編選《宋金元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頁。
[7]嚴羽《浪詩話·詩體》，《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89頁。
[8]劉攽《中山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7頁。
[9]梁崑《宋詩派別論》，商務印書館1938年出版。該書將宋代的詩歌流派分為「一體十派」，即：香山體、晚唐派、西崑派、昌黎派、荊公派、東坡派、江西派、四靈派、江湖派、理學派、晚宋派。
[10]呂之振等《宋詩鈔·歐陽文忠詩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5頁。
[11]蘇軾《答程全父推官書》，《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七，中國書店1986年影印本。第216頁。
[12]葉燮《原詩·內篇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9頁。
[13]王輝斌《論北宋詩人與唐詩的關係》，載《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09年2期。第43頁—47頁。
[14]程千帆、徐新雷《兩宋文學史》第五章第三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頁。
[15]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簡齋集》，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349頁。
[16]王輝斌《南宋詩人變唐的歷程與特色》，載《長江學術》2009年3期。第20頁—28頁。
[17]據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所言，《兵亂後雜詩》共29首，但其卻為呂本中《東萊先生詩集》所漏收，《瀛奎律髓》則選錄了其中的5首。
[18]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672頁。
[19]張滌雲《中國詩歌通論》第三章第六節，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頁。
[20]關於江湖詩派詩人的具體數量，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認為可考者為138人，較張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多整20人。
[21]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226頁、233頁。
[22]程千帆、徐新雷《兩宋文學史》第十章第二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頁。
[23]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濂洛風雅》，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737頁。
[24]王輝斌《宋金元哲理詩探論》，載《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8期。第34頁—40頁。
[25]以上所言，具體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節。
（本文原載《宋金元詩通論》第七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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