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國珍貴古籍下落之謎

原標題：抗戰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國珍貴古籍下落之謎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大舉入侵，中國大片國土淪喪，國難當頭之際，兩位文弱的知識分子不避艱難，笑對日寇的屠刀，為保護３萬冊寶貴的中國古籍圖書，與侵略者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那麼，這兩位不惜用生命保衛古籍的英雄是誰？他們之前怎會從未謀面，直到抗戰結束六年後才首度相見？從香港轉運美國沒有成功，怎麼反倒因禍得福，救了這批古籍？日本佔領香港後，這批古籍怎會下落不明？最終這批國寶是如何得以重見天日的？本期節目，李涵為您講述：抗戰期間的古籍保衛戰

鄭振鐸

在開始這段故事之前，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保護這三萬冊古書的兩位英雄。我們要介紹的第一位主人公，就是我國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鄭振鐸。出生於1898年的鄭振鐸。早年與共產黨人瞿秋白、李大釗以及文化人士沈雁冰、葉聖陶等交往密切，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鄭振鐸不但是著名的作家、翻譯家，也是文物收藏家，為國家保護、收藏了不少珍貴古籍、字畫及古錢幣。

另一位我們故事的主人公陳君葆同樣出生於1898年，廣東中山人。曾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兼中文學院教席和大學秘書。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陳君葆與當時到香港的中國政要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有過廣泛的接觸和密切的交往，其中包括宋慶齡、李濟深、黃炎培、郭沫若、柳亞子、許地山等。1941年還參加了宋慶齡在香港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用實際行動支持抗日救亡運動。

鄭振鐸曾經長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陳君葆主要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兩人相距遙遙數千里，相識於1939年國家危難之際，但神交12年之後，直至1951年才在北京初次握手見面。那麼，他們是如何相識的呢？又是什麼令他們有如此密切的交往並結下了深厚情誼呢？這一切，還得從那3萬冊珍貴古籍說起。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入侵上海。國難當頭之際，許多人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財產，紛紛逃亡，走的時候免不了要帶上金銀細軟。但是對於那些既不能衣、也不可食的陳舊故紙——國寶級的珍貴古籍，卻很少有人去關注。比如藏在南京中央圖書館的3萬冊我國古代的善本書，就一度被許多人忘得乾乾淨淨。這些古籍是此前鄭振鐸、張元濟等當時的我國文化界人士，多方設法，花巨資購買的，價值不菲，而且大多是明代版的罕本或絕本，一旦遺失，將成為中國文化領域的憾事。設法為這批既沉重又脆弱的珍貴書籍謀求安全出路和安身之所，成為當時鄭振鐸、徐森玉等人心中的頭等大事。

當時，最理想的辦法是將這些古籍直接運至中國大後方，但鑒於當時的交通條件和險惡的時局，這件事並不容易辦到。而比較可行的方案是，先將書籍運到香港，再轉至緬甸仰光，再由仰光經滇緬公路運至重慶，這迂迴輾轉艱辛之路，確實費了當事者一番苦心。可是，書寄到香港，總需要有一個接收的地方和聯絡人。最後經多方考慮，鄭振鐸等人決定將香港大學圖書館確定為這批珍貴古籍的中轉安置場所。恰好當時鄭振鐸的老熟人許地山任港大中文系主任，而許地山的親密同事陳君葆又擔任港大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兼中文系講師。這樣，許地山與陳君葆就成為接收這批古籍最為合適的人選。

從1938年起，鄭振鐸與徐森玉便將古籍先後一包包郵寄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為了接收和安置這些珍貴古籍，許地山和陳君葆常常親自跑到碼頭以至船艙去交涉和提運，在當時交通並不發達的年代，他二人常常以步代車，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但許、陳二人為了保存好這些國寶，完全不辭勞苦，親力親為，廢寢忘食，努力去完成這件有重大意義的護書工作。陳君葆甚至還曾親自將徐森玉寄來的文化瑰寶──《漢代木簡》，送到香港上海銀行的保險庫里去存放。他對此事的熱忱和執著，由此可見一斑。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寄書者只能力求儘快寄出，以擺脫險境，來不及加以整理。因此，當書籍到達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後，還需要整理才能發運到緬甸仰光。從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到1940年年底，鄭振鐸從上海先後寄到香港的線裝書已積存了幾萬冊，要安全妥善轉運這批書，必須認真整理裝箱，所以許地山與陳君葆當時就請了葉恭綽、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人士負責整理，共裝了111箱，計3萬冊。這些古書都是用金錢難以衡量的民族文化瑰寶，十分珍貴。

正當預定的運送計劃緊鑼密鼓進行之際，不幸的事卻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原先負責接收和整理這批書籍的重要人物許地山先生，突然於1941年8月4日逝世。這一變故發生後，原有的護書重任自然就落在陳君葆的身上；許地山的後事還沒有料理妥善，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原打算將古籍經香港運往仰光的水路已經斷絕，無奈之下，陳君葆只得重新設計運送圖書的線路，他的方案是，先將這３萬冊古籍運往美國寄存。

於是，陳君葆著手為這批書做好運往美國的準備，在111個裝滿古籍的箱面上寫著：「寄給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中英文化協會香港分會秘書陳君葆寄」這樣的英文字樣，並等待著在1941年12月6日這天，將書搬上美國的「格蘭總統號」郵輪運走。出人意料的是，由於時局不穩，「格蘭總統號」在香港的停靠時間臨時縮短了，根本來不及裝載貨物，這111箱書就這樣擱了下來。當時局勢日益緊張，形勢瞬息萬變，日寇隨時可能進犯香港，錯過了這次運書機會，陳君葆捶胸頓足，嘆息不已。可是，就是這次令陳君葆懊喪不已的，與「格蘭總統號」郵輪的擦肩而過，竟然使得這３萬冊古籍躲過了一場萬劫不復的厄運。

陳君葆

原來，就在「格蘭總統號」郵輪離開香港後不久，就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格蘭總統號」在馬尼拉港外被日本空軍的飛機炸沉。這些古籍因此僥倖避過了毀於戰火的厄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對香港的進攻已近在眼前。1941年12月7日下午2時，香港總督下達了全體動員令。次日清晨，警報突起，空襲頻頻，炮聲隆隆，形勢異常緊張。經過十七天的抵抗，港英政府被迫向日軍投降。

日寇佔領香港後沒幾天，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就被日軍封閉了。日軍把看守圖書館的人趕了出去，門外釘上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槍殺」等字樣。日本人聲稱要找館長，而當時馮平山圖書館的館長正是陳君葆。接著，日軍憲兵隊長平川對陳君葆及館員劉先生進行了長時間的盤問。他們先是用力地將武士刀「啪」一聲放在桌面，擺出威嚇的姿態，說陳君葆勾通「敵人」，盜賣中國古物。平川還硬說那111箱並不是書籍，而是從故宮博物院運出來的寶物，打算賣給美國。經過長時間的盤問，平川仍不信那111箱裡邊裝的是書，非要陳君葆承認是古物。那天晚上，陳君葆被扣留在萬國銀行屋頂的一個小房間，關了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日寇平川帶了三個所謂的「專家」到馮平山圖書館查看那批圖書。隨後，又去找港大副校長施樂詩，盤詰了一個鐘頭，然後把陳君葆有條件地「釋放」，但勒令陳君葆以後每天都要到憲兵隊去進行所謂的「報道」，早去晚回，不準離開香港。日寇又派兵到馮平山圖書館日夜看守。

陳君葆當時作了最壞打算，他忍痛把妻兒分別暗中送往澳門和內地，獨自留在香港，忍辱負重，為的就是看守這１１１箱圖書。他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密切地注視著這批寶書的動向。終於在1942年1月底，陳君葆親眼看到那屬於中國的111箱3萬冊善本古籍被搬離香港大學。這些書到底被運到了哪裡？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無法查究，但陳君葆根據自己的觀察和推斷，確信這些古籍是被日軍偷盜走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後，陳君葆立即開始追查這批書的下落，香港各個可能藏書的地方都查遍了，仍未發現這批書。那麼，這批書究竟去了哪裡了呢? 陳君葆把視線投向了日本……

1946年1月，陳君葆得知外國友人博薩爾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審查日本戰爭罪行，於是就請博薩爾留意那111箱古書的下落。同年6月終於傳來好消息,這111箱圖書的下落有了著落。

博薩爾先生在一份私人信件中是這樣描述圖書發現經過的: 「我在東京上野公園的帝國圖書館發現從香港移來的中國政府的書籍。我立即報告東京的中國大使館，並把陳君葆就這些書對我的囑託也告訴了他們，因此我希望中國政府不久將會得回那些圖書。但最好陳君葆也寫信到英國或中國的駐日大使館交涉取回，那些書是先寄到東京的日本參謀本部，再從那裡移到日本文部省，再由日本文部省轉移至上野公園的帝國圖書館的，其時約在1944年夏季。」

陳君葆在得悉這111箱古籍的下落後，立即寫信給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並同時寫信告知鄭振鐸。

1946年7月11日下午，陳君葆接到了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來信，信中，杭立武告訴陳君葆說，這111箱書已經找回來了。

這批幾經劫難失而復得的寶書，最終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不但陳君葆感到欣慰和高興，鄭振鐸得悉後也欣喜至極，因為他和朋友花了兩年時間，歷盡艱辛才收集到這些珍貴古籍，抗戰爆發的這些年來,他一直對這些書的下落魂牽夢繞，挂念不已，現在找回來了，哪能不喜！而他對陳君葆這位從未謀面的遠方朋友，自然也懷著感激之情。

3萬冊珍貴古籍回歸中國雖然發生在1946年，但此事同樣引起新中國領導人的關注。1955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接見陳君葆、陳丕士等人時，亦當面肯定陳君葆對保護國家古籍的功績。

事實上，陳君葆除了設法尋回古籍外，還協助過鄭振鐸在香港收購其他流失的國寶。

上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國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的內戰，不但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而且由於戰亂，很多國寶都流失境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家百廢待興，國家外匯短缺也可想而知。儘管如此，時任新中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後，仍想方設法回收中國流失的文物，其中較突出而又鮮為人知的是一批古錢幣。

1951年初, 鄭振鐸連續寫了幾封信給徐文垌先生。徐文垌是我國文物家徐森玉的兒子，曾就讀北京輔仁大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解放前曾任上海市銀行經理、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是藝術珍品收藏家，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文化部為搶救流失海外文物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購小組」的負責人。

在信中，鄭振鐸指示徐文垌在香港組織一個小組，來主持收購一批古錢幣，並設法托可靠之人進行，同時要求出面人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古物鑒賞能力，以免買到假貨或貴貨，鄭振鐸在信中還說，這一出面人由胡惠春先生或陳君葆先生出任為妥。最後, 徐文垌找到了陳君葆, 陳君葆慨然應允,此後陳君葆佯稱買家代表人,出面與賣家會商，最後成功地購得了這批古錢幣,

這批古錢幣共80箱，原叫價120萬港元，經陳君葆出面商談，最後以80萬港元成交，為新中國政府節省了40萬港元。以當年的幣值，這無疑是一宗巨額交易，而更為重要的是，陳君葆為國家收回了一批重要寶物。而且,他以私人委託人的身份購買，可以避免賣家得知買家是政府後大幅提價。

收購古幣，也是鄭振鐸與陳君葆繼保護3萬冊善本古籍後，為祖國文化共同儘力的又一貢獻，同時也增加了他們彼此間的互信和情誼。

此外，陳君葆還在香港設法購買到《四部叢刊》、《呂氏春秋》、《晉會要》、《王梅溪集》等罕本古籍，以及一些有價值的舊雜誌、地方志等。其中，《晉會要》還是清末廣東著名學者汪兆鏞的手寫原稿。1951年陳君葆發現這一原稿，就請他的朋友李繩毅先生以重金買下，通過鄭振鐸獻給北京圖書館收藏。

1951年7月16日上午，通過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的事先安排，陳君葆利用他帶領香港學生訪京的機會，前往位於北海公園團城的國家文物局，拜會了局長鄭振鐸。兩位神交12載的友人，終於第一次見面握手。

1955年12月，陳君葆還借陪同香港大學英籍教授訪問北京的機會，將他珍藏的《東庄集》通過鄭振鐸轉贈北京圖書館。該《東庄集》的作者吳寬是明代知名詩人、散文家、書法家，因此這本《東庄集》極具文物價值。為答謝陳君葆，鄭振鐸特別刻了一枚「水雲樓主曾藏」的印章送給陳君葆，並在《東庄集》上加蓋此印章，以示鄭重。由此也可以看出，鄭、陳兩人之間高潔而優雅的交往方式。

鄭振鐸為中國的文化事業默默奉獻了一生，為保護中國珍貴古籍，為保存中國的古文物作出了重要貢獻。怎奈天意弄人，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在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離開人世。陳君葆得知此噩耗，萬分悲痛之餘，在香港《鄉土》雜誌上發表《悼念鄭振鐸先生》的文章，高度讚揚鄭振鐸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認為他的去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極大的、無可補償的損失，並希望鄭振鐸的文化功績能永遠留存。

而今，鄭振鐸與陳君葆都已離開了我們，他們救護國家珍貴文物的功績以及在此過程中結下的真摯友誼，將永存世人心中。他們保護國寶的義舉代表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中華民族歷盡苦難而不亡、飽受滄桑而依然生生不息的背後，有這些知識分子們的奮鬥與犧牲、辛勞與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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