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是「站起來」了，還是「日本化」了？
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左）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圖源：新華網）
2017中澳關係似乎度過了艱難的一年，澳大利亞登頂中國網友評選2017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榜首。此前澳總理特恩布爾針對有關中國對澳施加影響的報道發表評論，以更嚴厲的外國干涉法使澳大利亞人「站起來」，中澳關係幾近跌破谷底。2018年1月初，澳大利亞國際發展和太平洋事務部長韋爾斯無依據指責中國在南太平洋修建「無用的建築」和「不知道通向哪裡的路」，使中澳關係難以健康修復。作為大洋洲的地區大國，澳大利亞一直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然而無論是此前對南海問題說三道四，還是近期其發布的外交政策白皮書中明確希望美國擴大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以抗衡中國崛起，這一系列對外戰略行為表現不僅有悖於該精神更是不禁使人聯想到美國在亞太地區中另一重要盟國——日本所採取的總體遏制、適時外交調整的對華戰略舉措。澳此番一廂情願之思無疑不透露出「日本化」色彩。
遏制中國已經成為其首要戰略考量
與日本整體對華持疑慮、遏制的認知相似，澳大利亞「日本化」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從政府媒體乃至民眾都對中國提高了警惕，遏制中國已然成為澳政府的首要戰略考量。地域安全上，中國似乎成為澳「揉入眼睛的沙子」，雖然這是一粒「金沙子」。伴隨中國成為澳洲第一大貿易夥伴，澳政府對中國的疑慮卻顯示出「不滅反增」的異象。無論是參與美日印澳四方會議尋找圍堵中國的同盟軍，還是通過新法禁止他國通過政治獻金手段施加外部影響，澳大利亞內政外交無一不被懷疑將面臨向中國施壓的風險。
上述現象和媒體鼓吹「中國威脅論」不無關係。梳理澳主流媒體報道，除了認為「自信(assertive)」「趾高氣揚(mighty)」的中國忽視基於規則的秩序對他國目中無人，鍾情於意識形態的他們顯然缺乏了解中國的真心，憑藉豐富的想像肆意描述「專制(authoritarian)」的中國是如何加速戰略競爭，以替代他國「民主」滲透對外影響力。與此同時，澳國民對於中國的顧慮似乎成為共識。民調顯示，有一半的人認為中國在未來20年會成為澳大利亞的威脅。這和日本近年來媒體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導致民眾對華認知片面、反華情緒上漲的做法如出一轍。
追隨美國真正難以「站起來」
與遏制中國相對應的是親近美國。「日本化」的第二個表現則是外交獨立的澳大利亞開始傾向於日本軍事不獨立的親美架勢。當前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由於長期堅持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的安全保障政策實則是一個外交非獨立自主的「不正常國家」。與日本不同，儘管二戰後澳大利亞也一直推行靠美政策，如協助美國發動海灣戰爭、襲擊恐怖組織等，但後者與前者存在本質的差別：澳大利亞一直在建設一支自己的21世紀的軍事力量，它既尋求獨立自主，又注重與美國和其它盟國保持更大的協調來在擴大化的空海一體戰框架下實施作戰。
然而，近期澳政府表現出的唯美國馬首是瞻之舉似乎在向日本靠攏。特朗普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抨擊中國對亞太地區懷有野心，承諾不棄亞太盟友，意欲聯澳制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每次重大衝突中，澳大利亞都與我們並肩作戰。我們也不斷加強雙邊的經濟、安全協定，以維護我們共同的利益及整個地區的民主價值」。對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回歸，身為「中國崛起下西方國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澳態度回應大多僅為「歡迎」「盼望」。澳大利亞對意識形態的迷信和對美國的盲目追隨是妨礙其真正難以「站起來」的原因。
二元對立思維喪失對外合作機遇
秉持著「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思維，在與中國經濟合作上，澳大利亞一貫強調「對沖」和「意識形態對立」，來面對中國的崛起，使其在制定發展戰略上呆板而喪失靈活性。需要明確的是，停留在政治經濟「二元」分化的舊思維、不及時更新對華的合作戰略將會使澳大利亞在無形中喪失大量對外發展的合作機遇。日本正是一個例子。
安倍內閣對華政策以安全遏制思維為主導適時做出戰術性外交調整。這使得日本陷入一種現實困境：受美國態度影響未能及時根據本國利益做出有利選擇，錯失自身對外發展的合作良機，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國力下降的同時又進一步尋求遏制。中日關係始終面臨複雜的嚴峻挑戰。
澳大利亞在「對沖」策略上，它注重團結聯合其他國家，採取「合縱連橫」的手段，以制衡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如外交白皮書中不惜筆墨談及TPP、歐盟和英國的自由貿易協議以及印度—太平洋自由貿易區以向北京釋放明確信息：澳大利亞有可替代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協定，這似乎是在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性。
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外交白皮書對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隻字不提，一筆帶過。相比之下，加強澳大利亞對華盛頓主導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約的支持。正如早先對亞投行的遲疑，澳政府對「一帶一路」似乎也並不感冒。澳大利亞對華政策陷在了霍華德政府分歧的方針範圍里，政治和經濟的分道揚鑣明顯地限制其對外政策思路：一方面經濟上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將為澳大利亞和沿線國家帶來利益;另一方面政治上關注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局及對現有國際秩序的威脅。「一帶一路」的回應，正好說明當下難以定義的澳中複雜關係。對此，有澳媒直呼，試圖從簡單的經濟問題中剔除艱難的政治問題的這一方案將不再奏效，是時候開發一種更加細緻入微的辦法來經營管理和中國這一最重要的關係之一。
澳大利亞最終將「回歸現實」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澳關係不僅符合中方利益，也符合澳方利益。澳大利亞日本化的第三個表現是和日本一樣，澳大利亞社會內部同樣面臨著老齡化等一系列後工業化社會轉型問題。截至2016年日本總人口已連續六年負增長，這將成為未來經濟復甦和增長的重大阻礙。而據澳大利亞政府官方公布的澳大利亞人口老齡化曲線圖顯示，自2010年以來，該國人口老齡化以20%的速度急劇式增長。眾所周知，澳大利亞人口基數小，社會福利高，放眼未來，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面臨巨大的挑戰與壓力。
澳大利亞工業體系單一，製造業因為長期高人工難以發展起來;經濟上極度依賴進出口，出口產品超過一半與主要由中國購買的礦產品相關，出口貿易總額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可以說澳大利亞經濟形勢對中國的依賴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
此外澳洲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礦、教育、旅遊)都離不開中國人的貢獻。中國是來澳遊客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已連續六年成為在澳消費最高的市場：奢侈品店、高檔餐廳、保健藥房，無一不充滿中國留學生或旅客消費的身影，海外學生更是貢獻了「澳大利亞大學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壯大，重視中國市場是澳大利亞必須學會的生存之道。
長遠來看，無論在中國的經貿合作或對外投資問題上，澳大利亞都應當回歸現實，更「實用主義」一些。澳大利亞社會內部華人經濟和商會力量不可小覷。中國在澳大利亞房地產投資自2010年來增加了至少10倍，而墨爾本和悉尼市中心的新住宅單位有近一半被中國投資者買下。各大主要城市建立的商人投資者商會同鄉會更是為彼此建立商業聯繫、尋找業務擴展機會提供了巨大平台。商會內成員團結緊密，內部組織性極強；政界商界人脈廣布，組織活動的規模和影響力非一般力量所能勝任。
澳大利亞的國徽，左邊是一隻袋鼠，右邊是一隻鴯鶓,他們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作為國家的標誌,寓意著澳大利亞民族的向前。展望未來，澳大利亞應當脫掉意識形態包袱，重新審視自己的外交政策基石。如若不能早日轉換思維，診療外交手段上的病痛，前進的澳大利亞恐怕同樣上演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面對錯失的機遇和失去的歲月。
(作者：楊馥銘、楊婷婷，均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實習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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