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克爾的秩序 德國建築中的理性主義傾向·Werner Durth＆Roland May
原文編者語：德國被看作是理性主義萌芽的自然發源地。卡爾 · 弗里德里希 · 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密斯 · 凡 · 德羅作為德國的兩個最有影響力的建築師，他們的純粹主義形式和對建造秩序的感知被全世界推崇。沃納 · 杜什（Werner Durth）和羅蘭德 · 梅（Roland May）在本文中追溯了現代主義歷史中的理性主義傾向。它始於20世紀早期對申克爾的重新審視，並且直到現在還在O. M. Ungers的作品中繼續著。
弗里德里希 · 申克爾 - 老博物館，柏林1823 - 1830（原文插圖）
定義理性主義
要下筆寫上個世紀的德國理性主義建築，是一項有困難的任務。一方面， 在德語中「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一詞在之前的德國建築史中鮮少使用，現在可以用來指國際上廣泛提到的「新理性主義」（Neo-rationalism）。另一方面，直到最近它經常被用作功能主義的同義詞用來指代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一段短暫時間。
這裡應當著重指出，其實在整個上世紀的德國建築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理性主義的傾向。因此，我們的討論將會假設兩種關於理性主義建築師的基本特徵。首先，是他們對建築中秩序的意義深信不疑。其次，早在1923年，阿道夫 · 貝南（Adolf Behne）在他的著作《The Modern Functional Building》中，對功能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做了明確區分，功能主義者是那些「想要找到完全契合且獨一無二的特定方案」的人，理性主義者是那些追求建造出「最適合普遍需求和標準」的建築的人。
申克爾：最後的偉大建築師
對德國建築中「理性主義者痕迹」的討論，普魯士啟蒙者卡爾 · 弗里德里希 · 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的存在是不能迴避的，因為在他之後，德國現代主義理性主義和其後的新理性主義中的大部分領袖人物都參考了他的案例。對現代德國建築進行回顧的源頭可以回溯到二十世紀的頭十年，在對摺衷主義和新藝術運動譴責反對的立場中，許多建築師統一了戰線。他們將兩者看作是以工業化的興起為特徵的碎片化利己主義社會的標誌。對新的純粹與協調的探索常常（不可避免地）追溯到1800年前後，這一時期越發被視為是那個融洽的社會的最後階段，還誕生了「最後一位偉大建築師」這一稱號的無可置疑的典範（Adolf Loos正是如此描述申克爾的）。
不過這個對申克爾的評價從一開始就是不全面的。幾乎沒有人在意那些浪漫主義的萌芽，去正視申克爾作品中那些高聳入雲的哥特教堂，或是關心古典主義精美的建築裝飾物。得到更多關注的是那些「普魯士式」的純粹和簡化秩序之後的方盒子，強調結構和構造，就像他在柏林的傑作，新劇院（Neues Schauspielhaus）（1818-1821）和柏林老博物館（Altes Museun）（1823-1830），這些建築在之後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都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尤其是他設計的柏林建築學院（1832-1836），這個建築從一個正方網格的平面發展而來，讓人聯想到法國建築師讓 · 尼古拉斯 · 路易斯 · 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的機械理性主義，並成為了之後被爭相效仿的范型。
再訪新古典主義
1910年前後，新興的德國新古典主義建築以現代建築為先導，毫無例外地集中在了柏林，彼得 · 貝倫斯（Peter Behrens）是主要領導者之一。貝倫斯的建築受申克爾影響極大，尤其是郊區住宅，如在柏林達勒姆（Berlin-Dahlem）的漢斯· 維甘德住宅（Hans Wiegand）（1911-1912），但是他比申克爾走得更遠。貝倫斯是德意志製造聯盟（Deutscher Werkbund）共同創辦人之一，這個自由的社會組織致力於將藝術、手工藝和工業之間的關係和諧地結合。貝倫斯同時也是第一批試圖用工程師的理性思維對建築進行革新的建築師之一，他的辦公建築和廠房建築設計都成為了19世紀的建築遺產，並為20世紀建築範式的挑戰給出了答案。
彼得 · 貝倫斯 - AEG鐵路材料工廠，柏林1912
結合了新古典主義的傳統和工程學的邏輯。（原文插圖）
貝倫斯的作品毋庸置疑地影響了兩個年輕的建築師，路德維希 · 密斯 · 凡·德羅和瓦爾特 · 格羅皮烏斯。在那個變革層出不窮的時代，他們在貝倫斯的辦公室工作，密斯在起初不斷追隨新古典主義的做法，例如他設計的克羅勒穆勒住宅（Kr?ller-Müller House）（1912-1913），而格羅皮烏斯在1911年就設計了位於阿爾費爾德的法古斯工廠，為此後的建築形式設立了新的標準。這個簡單的大建築物不僅體現了結構框架與平滑玻璃幕牆的靈活結合，同時也強調了對技術美學的讚賞，這對之後理性主義建築在德國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後來的幾年中，格羅皮烏斯成為了一場激烈討論的領軍人物，爭論的主題是關於由工程師所實現的理性化的工業結構美學。他最重要的幾個支持者之一就是赫爾曼 · 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在1914年科隆的德意志製造聯盟首次展會中，穆特修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格羅皮烏斯用備受矚目的工廠建築和辦公建築範例來代表一種「新精神」時，穆特修斯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只有用標準化的方式才有可能讓這些「盛行且靠譜的品味找到出路」。而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展會因而夭折，這場討論也暫時終止。
冷靜與標準化
被現代技術所表現出的末日般的衝擊力所震懾，1918年，甚至連格羅皮烏斯都試圖回歸到平和的重視手工藝的烏托邦中，標誌了這一段短暫又激烈的德國表現主義建築時期。很快，新建築運動（Neues Bauen）的興起衝擊了這段歷史上的官方插曲——就是後來征服了世界的國際風格的源頭。起初，格羅皮烏斯創造的這種極為簡潔的形式，尤其是麥克斯· 陶特（Max Taut）在芝加哥報業大廈競賽（1922年）中的做法，並沒有快速地得到國際認可。同年，陶特就已著手於柏林中心區的工會辦公室（Trade Union Offices）設計——儘管一些表現主義者們十分活躍——這個設計在堆疊的框架中表現標準化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並構成房屋的外立面。
麥克斯 · 陶特和弗朗茨· 霍夫曼- 工會辦公室，柏林1923
忽略掉一些表現主義的元素，這座辦公樓是德國理性主義建築的早期案例之一。（原文插圖）
接下來的幾年裡，陶特在一系列其它項目中闡明了這一建築概念（在1945年後對德國建築有相當大的影響）。在包豪斯校舍從魏瑪遷到德紹之後，格羅皮烏斯嘗試了更多的可能。除了理性的建築平面以外，他還致力於將建造過程理性化，第一個試驗品就是德紹的住宅項目（1926-1928）。這個策略很快在法蘭克福市實施，城市規劃師恩斯特 · 梅（Ernst May）在這裡建造了大量的住宅項目。恩斯特 · 梅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就是威斯特豪森地區的住宅項目（1929-1931）。在項目開始的同年，他主持了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第二次會議，該會議提出了「最小生存空間」議題。住宅區的地塊嚴格地在方形網格基礎上進行布局，使用優化的平面設計並對預製板進行標準化利用，這些做法都在試圖給出社會規則和城市秩序問題的答案，並使之成為了同時期德國理性主義建築中最重要的案例之一。
密斯則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儘管他在1921年前後與新古典主義風格完全決裂，卻一直追求在建築中表達理性和客觀。其中的決定性原因是他對建造的想法，進一步解釋，就是用條理清晰的建造方式將建築中的構造元素組織起來，清楚地呈現出整個建造過程。從這個觀點出發，密斯越來越多地轉向了對多功能空間概念的探索。這一傾向在他移民美國後的設計作品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但在此之前，他的作品已經不能被稱為功能主義建築了，比如1929年的巴塞羅那德國館。雖然這一傾嚮導致了一些與德國現代主義運動的爭論，但是那些有理性主義傾向的現代主義建築師和與功能主義關係密切的建築師（如漢斯 · 夏隆（Hans Scharoun）和雨果 · 哈林（Hugo H?ring））都選擇聯合起來反對那些專註於進一步發揚傳統和地域建築的建築師們。最終，這些先鋒者的主要勝利成果就是聯合組織了魏森霍夫住宅區（Wei?enhof Siedlung）的設計，1927年德意志製造聯盟在斯圖加特舉辦以居住為主題的展覽，在這樣的語境下，魏森霍夫住宅區得以在同年建造起來，和最有影響力的傳統風格建築學校並立在了斯圖加特。
儘管如此，魏瑪共和國的傳統派建築師們仍然建造了大量可以被貼上理性主義標籤的建築。甚至是如海因里希 · 特森諾（Heinrich Tessenow）或是保羅 · 施密特恩納（Paul Schmitthenner）這樣的保守派建築師都設計了純粹主義形式的建築，以簡單明了的幾個造型和標準化的平面為特徵。然而在1930年前後，許多評論家已經認定現代主義的先鋒建築已經窮途末路，並認同未來建築將表現為適度的理性主義建築形式，就如漢斯 · 波爾齊克（Hans Poelzig）在法蘭克福的法本公司總部大樓（1931）。
由於納粹的獨裁統治，之後的幾年中社會反常地倒退，理性主義建築師的處境每況愈下，申克爾的新古典主義被當權者狂妄地附會在了德國的公共建築上。即便如此，像埃貢 · 艾爾曼（Egon Eiermann）這樣一些不太被關注的年輕的理性主義建築師們，在工業建築等更廣泛地領域仍然保持著一些活躍度，恩斯特 · 諾伊費特（Ernst Neufert ）作為格羅皮烏斯的正式員工，甚至出版了他的暢銷書《建築師數據手冊》（Architects"Data (German: Bauentwurfslehre)），成為一種標準化的典型示意，並在不久之後的1938年，被阿爾伯特 · 斯佩爾（Albert Speer）應用在理性化的住宅建造中。諾伊費特在戰時提出的「八步格（octametre）」系統（一種尺度劃分的方法，譯者注）在戰後的建築工業中成為了基本標準，事實上，這一系統可以被解讀為20世紀理性主義者對德國建築最為激進的貢獻。
恩斯特 · 諾伊費特- 一個基於工業建造模數的工廠設計圖紙，1923
諾伊費特所使用的2.5米（8.2英寸）基本網格，由他1941年的「八步格（octametre）」系統發展而來，至今仍是德國工業建築的標準。（原文插圖）
新德國的理性主義
戰後，標準化的現代主義建築在一定程度上來自美國的再次輸入，並且更加穩固，至少在西德是這樣。由於在「官方層面上」沒有被納粹政權荼毒，這種冷靜的理性主義充分契合了這些飽受戰爭摧殘國家的建築需求。早在1930年，作為有重要影響力的領導人物之一，漢斯 · 施威佩特（Hans Schwippert）協助魯道夫 · 舒瓦茲（Rudolf Schwarz）在亞琛設計了極度莊嚴純粹的基督聖體教堂（Corpus Christi Church），施威佩特在波恩設計的議會大廈（1949）簡單樸素，並成為後來「新」德國的主要標誌，二者都用簡潔和透明的方式暗示著（所以看起來也是）謙遜和民主精神。
類似的思想風格，以1958年在布魯塞爾世博會中德國館（由埃貢 · 艾爾曼和塞普 · 魯夫（Sep Ruf）設計）的設計為主要特徵，艾爾曼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追求密斯樣式的建築語言，由於那些現代主義的重要先驅者在納粹時期紛紛移居他國，在某種程度上，他成為了戰後德國的現代主義風格捍衛者。此外，如密斯在後期生涯那樣，艾爾曼也在嘗試更加清晰的理性主義風格，不僅強調嚴格的秩序和對優化精簡建造的完善，還重視在基本形式上進行種種變形的必要性。
密斯·凡·德羅 - 新國家美術館，柏林1968
柏林新國家美術館是2006年年底O. M. Ungers作品展覽的場地，成為兩代德國理性主義建築的象徵性交匯點。（原文插圖）
正是密斯，用柏林的新國家美國館（1968年）樹立起德國理性主義的標誌性宣言。起初在1957年，密斯為了設計古巴聖地亞哥的百加得總部辦公大樓，嘗試在一個單一的底層平面中發展他關於巨大玻璃空間的想法。最初的設計表現出嚴格的理性主義傾向，並指向一種徹底的客觀形式。這個建築或許可以理解為申克爾的柏林舊博物館的現代主義等價物，一個「能夠學到關於建築的一切」的建築——密斯在1959年BBC的廣播採訪中說道。
對於這種嚴格理性主義建築的批判在後來變得越發直言不諱，事實上，無數的方格立面形成了戰後德國的城市形象，這也是德國理性主義建築的遺產之一。另一些則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量且單調的預製構件居住區——在前僱員格羅皮烏斯和理查德 · 帕利克（Richard Paulick）的巨大影響力下建成——他們本身也是理性主義概念下順理成章的產物。
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和阿爾多 · 羅西同時期，奧斯瓦爾德 · 馬蒂亞斯 · 翁格斯（Oswald Mathias Ungers）成為批評這一庸俗的「有目的理性主義」的重要中心人物。令人稱奇的是，在回到基本形式的過程中，兩人都找到了各自對追尋建築新意義的答案。通過再訪理性主義，這個現在認為是與形式及城市語境相關的歷史遺產，新的設計出發點取代了現代主義的技術規則。毫不意外的是，翁格斯將一些不錯的論點建立在了申克爾的基礎上——在他形態學的轉化原則里。但是翁格斯和他的信徒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在德國建築文化上有了一些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他也逐漸用方形主題的學術嘗試，替換了最初關於個體主題多樣化的靈感。多年以來，翁格斯用一種精確的秩序和冷峻的完美來製造建築，表現出的更多是他的前現代主義導師埃貢·艾爾曼對他的影響，而不是那些關於建築形式來源探索的說辭。
奧斯瓦爾德 · 馬蒂亞斯 · 翁格斯 - 弗里德里希城步行街地塊205，柏林1996
德國統一後，翁格斯的新理性主義成為柏林弗里德里希城主導的建築風格。（原文插圖）
與此同時，尤其在德國的西南部，追隨密斯和埃貢·艾爾曼做法的那些透明形式的「技術偏執狂」（「technoid」）們，始終堅持著自身的發展（除了廣泛的批評）。又一次在柏林，在1970年代中期，翁格斯的同事兼朋友約瑟夫 · 保羅 · 克萊修斯（Josef Paul Kleihues）為新興的新理性主義找到了依據。這個突破來自於1984 - 1987年克萊修斯舉辦的國際建築展覽，他的主題「詩意的理性主義」對後來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在（德國）再次統一之後對城市平面的「批判性重建」時期，當時的柏林建築主管漢斯 · 史迪曼（Hans Stimmann）頒布了城市中心的官方設計規範。這些建築師大部分是翁格斯的學生和前僱員，比如漢斯 · 科爾霍夫（Hans Kollhoff ），馬克思 · 杜德樂（Max Dudler）或者克里斯托弗 · 麥科勒（Christoph H. M?ckler），他們利用這次機會在歐洲城市嘗試一種新的嚴格的石質立面形式，貢獻了很多出人意料的設計，並最終打破了戰後所謂的「民主」建築信條。
近年來，德國建築不僅再一次表明了理性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之間區別甚微，而且佐證了從"批判性重建"到實際重建僅有一步之遙。1961 - 1962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拆毀了柏林建築學院，很多有聲望的現代主義理性主義者如麥克斯 · 陶特（Max Taut）公然抗議這一簡單粗暴的舉動。不出意料，幾乎所有這些傑出的「第二代」理性主義建築師都是柏林國際建築學會的成員。這個成立於2001年的組織有著明確的思路和計劃：重建柏林建築學院。
弗里德里希 · 申克爾 - 建築學院，柏林1836，1961/62毀壞
繼2001年的小模型立面之後，2004年立起的一個完整展示立面又推動了關於重建建築學院的討論。（原文插圖）
刊載說明
本文翻譯自Werner Durth和Roland May刊載於雜誌 「Architectural Design」 2007年九/十月刊No. 189期「Rationalist Traces」 第44頁至第49頁的 「Schinkel』s Order: Rationalist Tendencies in German」 一文。
正文譯者：張璐嘉，校對：蘇杭、梁楹成，圖釋翻譯：梁楹成，中文譯文僅做交流分享之用，尊重原作者版權。公號編輯：梁楹成、蘇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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