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式理論視域下的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研究
0. 引言
漢族典籍是指漢族用漢語言文字書寫的文化典籍，而少數民族典籍是指少數民族用其獨特的語言文字書寫的文化典籍。（王宏印2016：序1）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擁有豐富的少數民族典籍，如滿族的《通鑒》、《樂善堂全集》、《三仙女傳說》，蒙古族的《蒙古秘史》、《江格爾》、《格斯爾》，藏族的《格薩爾王傳》、《甘珠爾》、《丹珠爾》，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拉夫德史》、《喀什史》，克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壯族的《布洛陀》，彝族的《阿詩瑪》等。少數民族典籍與漢族典籍共同構成了中華典籍的完整圖景。
近年來，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既包括微觀的個案研究（崔曉霞2013；梁真惠2015）、區域性典籍研究（王治國2016；劉雪芹2016），也包括宏觀的理論建構研究（張德用、張瑞娥2013；王宏印2016）、現狀問題研究（張媛、王宏印2014；高俊麗 2016）、統計綜述研究（趙長江2014；榮立宇2015）、傳播戰略研究（魏清光2016）等。此外，也有學者藉助符號學理論（呂愛軍2013）、民族志詩學理論（王軍2014）、語用學理論（李敏傑2016）等跨學科理論開展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中觀研究，本文就屬於此類研究。
本文認為，少數民族典籍體現了該民族的原型符號與圖式特徵。從本質上來說，少數民族典籍英譯涉及少數民族語、漢語、英語間的語言、文學、文化等多維圖式轉換。翻譯是一種思維轉換活動，涉及圖式解碼與重新編碼這一認知過程。因此，圖式理論有助於從思維和文化認知本質的高度探究少數民族典籍多維圖式的本土性與獨特性，從認知視角宏觀把握少數民族典籍的認知翻譯過程，並為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研究提供新的跨學科切入視角。
1. 圖式理論對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解釋力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逐漸發展為一種成熟的理論，並已成為跨學科領域廣泛使用的概念，如認知心理學、認知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認知人類學、人工智慧等（陳吉榮 2013：34）。然而，國內學者從圖式理論視域探討翻譯的研究論文較少，僅見於對知識圖式、認知圖式運用於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零星討論（康立新2011：180），藉助圖式理論探討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研究論文更是少見。
「圖式」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的論述。Kant（1781：19）認為，圖式是連接感知和概念的手段。20世紀的格式塔心理學對圖式理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英國著名的試驗心理學家Bartlett（1932：199）提出，圖式作為一個統一整體，在任何與以往經驗類似的活動中發揮作用，即反覆的反應會導致形成圖式。瑞士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Piaget（1969：5）在談及圖式時強調，認知源於主體與客體間的互動，可通過自我調節使客體被同化到主體的圖式中。英國著名心理學家Eysenck與 Keane（2010：117）提出，圖式是持續發生作用的既存知識結構，因此也被稱為認知框架。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工智慧專家Rumelhart（1980：34）發展並完善了圖式理論，認為該理論是一種關於人的知識的理論，強調人已擁有的知識與知識結構對當前認知活動具有決定作用。20世紀末期，英國著名的應用語言學家Cook（1994：158）也指出，圖式是頭腦中的「先存知識」；人們將新信息和已知信息加以聯繫，其中包含從日常知識到專門知識等所有關於世界的知識。
與此同時，國內學者就圖式理論問題也相繼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張懷建、黃建濱（1995：11）認為，圖式可比作一個把個人知識經驗分門別類地儲存於大腦中的龐大檔案系統，大腦收到新信息後，便會設立一個新的文件夾，或將新信息送入現存的先驗圖式中。馮全功（2009：120）將圖式視為解決某問題時在大腦中激活的相關內在知識，認為圖式具有相關性、相對性、動態性、層級性和情景性，在不同的抽象水平上相互交叉，既包括語言圖式，也包括非語言圖式，如社會、文化、思維圖式等。
圖式理論的視角引入對探究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少數民族典籍作品具有其特殊的語言圖式、豐富的文學圖式、獨特的文化圖式。少數民族典籍反映了該民族的原型特徵，蘊藏著諸多能夠「遺傳」並不斷「再生」的文化基因。少數民族典籍英譯不僅包括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見圖1），更是不同思維方式及社會文化間的轉換活動。在對源語（少數民族語1、少數民族語2或漢語）進行動態識解時，譯者應努力激活與文本相關的圖式，並充實譯者的知識文化圖式，保證有足夠的圖式可供調用。在對譯語（少數民族語2、漢語或英語）進行重新編碼時，譯者應激活譯語讀者已有的先驗圖式，幫助其建立少數民族典籍新圖式，更好地助推我國少數民族典籍走向世界。
圖1. 少數民族典籍英譯路徑圖
2. 少數民族典籍的語言、文學和文化圖式
2.1 特殊的語言圖式
少數民族典籍的語言圖式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1）只有本族語言，沒有本族文字。其典籍作品多為說唱形式，缺乏書面作品。如郝哲族獨有的「伊瑪堪」，以說為主、唱為輔，腔調分老翁調、少女調、歡樂調、敘述調，可連唱幾天，是中華少數民族珍貴的口頭典籍寶庫。其他如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撒拉族等民族也多以口傳典籍為主。2）既有本族語言，又有本族文字。這些民族多用本族語創造書面作品，如維吾爾族、朝鮮族、滿族等。以維吾爾族為例，該民族有本族語言，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新中國成立後，開始推廣使用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現在兩種文字並用。3）既有本族語言，又通用漢語、使用漢字。這些少數民族有時用本族語、有時用漢語創作書面作品，如東鄉族、錫伯族、裕固族等。
鑒於少數民族典籍特殊的語言圖式，少數民族典籍英譯應包括民族語言翻譯（含民語今譯）、漢譯、英譯，涉及源語（少數民族語）、媒介語（漢語）、譯語（英語）。因此，它主要有三種翻譯途徑：1）「民—漢—英」乃最常見途徑，美國漢學家稱之為「漢語過濾器」，因其「二度歸化」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最初民語的介質與內容（王軍2014：163）；2）相比之下，「漢—英」途徑下的翻譯 （有些少數民族只有本族語言， 沒有本族文字， 或者是本氏族文字和漢字皆為通用語， 因此， 有一部分少數民族典籍是直接用漢語書寫的）相對原文「失真」較少；3）「民—英」是最理想但也是最難實現的途徑，可避免漢語的「過濾」，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信息，但該途徑要求譯者的母語是英語或精通英語，同時需掌握某一少數民族語，並在少數民族地區有較長的生活實踐經歷，充分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及生活習俗。因此，應鼓勵更多既懂少數民族語又懂英語的譯者加入到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隊伍中來，也應鼓勵懂漢語和英語的譯者學習掌握少數民族語言，更多採用第三種翻譯途徑。
2.2 豐富的文學圖式
少數民族典籍的文學圖式指典籍作品的文體風格與體裁。不同的民族文本有不同的文體風格，有些為非正式語體/口語體，有些為正式語體/書面體。少數民族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在文字、修辭、韻律方面有很大差異。由於缺乏文字，許多民族典籍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加以延續，具有口頭文本的「活態」特徵。為了達到吟唱時的音聲和諧，英雄史詩、民間故事等都會使用大量的套語，而書面語一般將其視為累贅。
少數民族典籍的文學體裁種類繁多，主要包括以下4種：1）史詩：有英雄史詩、創世史詩、愛情史詩、遷徙史詩、神話史詩等。英雄史詩如蒙古族大型史詩《江格爾》，讀者可從中了解遠古蒙古社會的政治制度、軍事活動、經濟生活、社會文化等。2）敘事長詩：有烏欽體敘事長詩、愛情敘事長詩、神話敘事長詩等。烏欽體敘事長詩是達斡爾族口傳文學的重要題材，由開篇、正文、結尾三部分組成。除開篇和結尾需對仗工整外，正文一般採用長短句形式，四句為一段落。3）歌謠：有藏族的倉央嘉措情歌、蒙古族的薩滿神歌和先民歌謠、壯族嘹歌等。例如，《擺手歌》是土家族巫師和擺手掌壇師在傳統民族擺手活動中演唱的敘述歷史的古歌，以短句為主，共五千餘行，歌體形式自由。4）說部：滿族傳統文學典籍形式，利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說書形式，追念祖先，教育後人，多為真實故事。
鑒於少數民族典籍豐富的文學圖式，譯者要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考察原作的創作背景，了解當地人民的生態環境、生活方式、民俗風情、民族心理等。在翻譯過程中可採用大小寫、黑體字、上下劃線、連線、破折號、斷行等（段峰2016：87）多種符號圖式來標記口頭文學中表演者的聲音、動作、表情、手勢等「活態」表演要素，使譯文具有鮮活性與動態性。在文學體裁方面，在不影響原作內容傳遞的情況下，譯者可採取「形式優先」的體裁移植模式，以保持少數民族典籍文學體裁敘事方式的特異性。
2.3 獨特的文化圖式
少數民族典籍的文化圖式指關於少數民族「文化」的「知識結構塊」，是人腦中已經存在的一種關於文化的知識組織模式，可用來感知和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文化現象（劉明東2003：29）。文化圖式最大的特點就是民族性（楊仕章、牛麗紅2007：74），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生活習俗：地域和氣候環境不同，各民族生活習俗也不同。例如，彝族主要居住在高寒地區，早晚溫差大，因此「火」在彝族人民的生產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人類學意義。苗族人所生活的地區生長著茂密的楓香樹林，因此楓香樹是當地人的崇拜對象，被認為是人類始祖「妹旁留」及萬物的來源。2）典章制度：指各少數民族的法令法規，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等。例如，滿族在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時期的雙酋長制、元老制、禪讓制等政治制度，母繫世襲、多偶制、外婚制等婚姻制度，以及神判制等法律制度。3）思維方式：指主體認識客觀世界、思考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思維方式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原始思維、神話思維是少數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思維方式。例如，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中有很多理想化的半人半神式的英雄，他們一方面具有人類的各種秉性特徵，另一方面又具有天神的非凡本領，體現了蒙古族「人神合一」的思維方式。
少數民族典籍體現了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圖式，與西方文化具有不可通約性。因此，翻譯文化圖式時需要首先對源語文化圖式進行正確識解，繼而在譯語中進行恰當的文化圖式重構。我們提出，從事少數民族典籍英譯者應有文化擔當，採用體現異質文化圖式的深度翻譯法（thick translation），結合多種文化闡釋手段，還原少數民族的文化要素。同時，譯者還要具備跨文化交際意識，尊重譯語的文化圖式，避免在引入異域文化時引起譯語讀者的誤讀。
綜上所述，少數民族典籍特殊的語言圖式呼籲譯者應盡量選擇「民譯英」翻譯途徑，減少因將漢語作為媒介語而出現的過濾與失真；其豐富的文學圖式期待譯者採用多種符號形態，再現少數民族文學典籍的「活態」圖式特徵，保持其體裁以及敘事方式的特異性；其獨特的文化圖式要求譯者採用「深度翻譯法」，傳播異質文化圖式。
3. 圖式理論視域下的少數民族典籍英譯過程
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一端是反映獨特民族典籍圖式的少數民族典籍作品，另一端是具有不同先驗圖式和文化背景的譯語讀者/譯者。譯語讀者往往有自己的多維體驗，譯者作為熟悉少數民族語/漢語和外語的中間人，需要通過發現源語和譯語間多維圖式的異同，在原作和譯語讀者之間搭建圖式聯通的橋樑。
3.1 少數民族典籍圖式入庫
譯者越熟悉少數民族典籍作品，就越容易理解原文本。譯者對原作內容毫無了解或較少了解，識解源語時就無知識圖式可供調用，從而造成文本理解障礙。因此，譯者應在譯前吸收少數民族典籍新圖式，充實譯者的先存知識圖式庫，即「少數民族典籍圖式入庫」，包括語言圖式、文學圖式和文化圖式：
1）辭彙圖式（語言圖式）。以少數民族對泉水出水口的命名機製為例，藏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通過人體部位「頭」加以映射，稱為「泉頭」；而漢語通過人體器官「眼」來映射泉水的出水口，稱為「泉眼」；英語以人體器官「嘴巴」加以映射，稱為「泉嘴」（spring mouth）（魏清光2016：205）。少數民族語言、漢語、英語在泉水出水口命名機制方面存在辭彙圖式差異，這充分說明譯者預先充實辭彙知識圖式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2）詩體圖式（文學圖式）。以維吾爾族的柔巴依詩體為例，該詩每首四行，獨立成篇，一般一、二、四行押韻，近似漢族詩歌中的絕句。其語言凝練，內容集中，但又言簡意賅，意味雋永。其英譯主要有「形式優先」的詩體移植模式和「內容優先」的自由翻譯模式，各有利弊（李寧2010：186-189）。因此，譯者應全面了解該詩體圖式以及它的漢譯與英譯歷程，在翻譯時將韻律形式與思想精髓高度結合，在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方面融通前人的翻譯模式，再推翻譯精品。
3）典章制度（文化圖式）。以早期蒙古社會尚存的「娶寡嫂制」為例，即寡婦應和亡夫的兄弟結婚以便使其子嗣留於氏族內部。在《蒙古秘史》的所有英譯者中，只有浸潤於英語語境中的蒙古族學人烏爾貢格·奧儂具備這種隱性背景文化圖式，其翻譯如下：
原文：咱倆的母親沒有[丈夫的]兄弟、房親，也沒有丈夫，卻又生下了這三個兒子。家裡只有巴牙兀惕部人馬阿里黑。這三個兒子是他的兒子吧？（余大鈞2001：16）
譯文：This mother of ours has produced three sons, without [our father』s] older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or cousins or any husband. Only the Ma』aliq Baya』ud man lives in this yurt. They are probably his three sons. (The brothers refer here to the practice of levirate, whereby a window is passed on to her husband』s younger brother or some other male relative so that her offspring remains within the descent group.（Onon 2001：44）
蒙古族宗教制度、民俗民諺度等文化圖式的入庫工作，使奧儂在蒙古語語言圖式及文化圖式的挖掘和詮釋方面獲得了空前的張力，其譯本極具民族文化特色（邢力2010：76）。
3.2 源語圖式解碼
譯者在源語識解過程中，需要激活腦海中的語言知識、內容知識及結構知識等文本相關圖式，實現正確解碼。圖式是原作者預設原文讀者頭腦中具有的隱性信息，並不在原文本中顯現。源語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顯文本激活其隱性圖式，這在同一背景知識圖式下的單語交際中沒有問題，尤其是對於少數民族源語讀者兼譯者而言。然而，對於非少數民族源語讀者兼譯者而言，如《阿詩瑪》的英譯者戴乃迭、《福樂智慧》的英譯者羅伯特·丹柯夫（Robert Dankoff）等，他們需要在大腦中建立民族典籍新圖式後，經由同化與順應的交互作用，激活與文本相關的知識圖式，通過文本追蹤原作的隱含圖式與原作者的思想圖式。以楊憲益夫婦合譯的壯族山歌《劉三姐》為例：
表1. 楊憲益夫婦合譯《劉三姐》原文和譯文對照表
「奈何」是梵文「地獄」的音譯，恰有「無可奈何」之意，中國道教將通往陰曹地府之路稱為「奈何橋」。雖然「奈何橋」屬於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意象，然而其他宗教中也大多有死後靈魂進入the nether world的說法。因此，在動態激活譯者腦海中有關「奈何橋」的民族文化圖式以及有關the nether world的西方文化圖式後，楊氏夫婦將其譯為the Nether Bridge並附以文化注釋「the Nether Bridge: In feudal times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souls of the dead had to cross the Nether Bridge to reach the nether world. The simile implies that they would remain true to each other even after death」。
3.3 譯語圖式編碼
原文讀者的背景圖式作為內部隱性信息，需要譯者在圖式編碼階段將其顯化、繼而移植到譯語讀者的頭腦中。譯語讀者的頭腦並非真空，而是存在其既有的先驗圖式，這與原文讀者的認知圖式存在本質差異。因此，譯者在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表達/編碼階段，應全面考慮原文讀者與譯語讀者，確立譯者的譯語讀者預設。此時，圖式的作用表現為譯者對原文的「操縱」，即平衡原文本與新圖式。為了幫助少數民族典籍更好地「走出去」，譯者可採用以下兩種方法來激活讀者先存圖式、引入源語異域圖式。
其一是部分引入。採用淡化與溫和滲透法，在源語文本及相關文化心理圖式（輸入空間1）、譯語表現形式及相關文化心理圖式（輸入空間2）之間創立第三圖式空間（包括類屬空間和整合空間）。以戴乃迭英譯《阿詩瑪》為例：
表2. 戴乃迭譯《阿詩瑪》原文和譯文對照表
戴乃迭在中國生活了60年，深諳中西文化圖式的共性與差異。在該例中，戴乃迭採用英國民謠體來翻譯中國彝族民族敘事詩《阿詩瑪》，既兼顧到了譯語讀者的先驗文學圖式，又藉助英國民謠詩歌做到了風格對等，貼切表現了少數民族詩歌簡潔、形象、富有節奏和韻律的特點，再現了原作詩體民間傳唱風貌的敘事詩歌韻味。
其二是充分引入。採取異化翻譯方法，打破、更新、重組譯語讀者的先驗圖式，建構全新圖式。以本土學者艾爾米拉·闊曲姆庫勒克孜英譯《瑪納斯》為例：
表3. 艾爾米拉·闊曲姆庫勒克孜譯《瑪納斯》原文和譯文對照表
在伊斯蘭文化復興與民族傳統文化回歸的時代背景下，闊曲姆庫勒克孜採取了再現伊斯蘭異質文化的翻譯策略，並綜合使用了多種文化闡釋手段。柯爾克孜民族是一個崇尚「馬文化」的民族，例（1）的翻譯充滿了濃郁的本民族語言表達，再現了獨特的草原民族文化。例（2）中，譯者通過直譯加文化注釋的方式再現了柯爾克孜語中elechek一詞的特殊含義，為譯語讀者充分解釋了其文化內涵。
4. 結語
本文著重探討了少數民族典籍英譯中的語言、文學、文化等多維圖式以及民族典籍圖式入庫、源語圖式解碼、譯語圖式編碼等認知過程。圖式的民族性與獨特性要求譯者應盡量選擇民譯英途徑以減少漢語過濾、採用多種符號形式再現民族文學的「活態」特徵、採取「深度翻譯法」引介異質民族文化。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認知過程涉及民族典籍圖式入庫、源語圖式解碼、譯語圖式編碼三個階段：譯者應在譯前做好少數民族典籍圖式入庫工作，在大腦中建立民族典籍新圖式；在源語圖式識解階段，有效激活圖式、正確識解源語；在譯語圖式編碼階段，激活譯語讀者的先驗圖式、部分或充分引入異域民族典籍圖式。基於此，譯者就能成功搭建源語讀者和譯語讀者之間的橋樑，助推我國少數民族典籍走向世界，達到「引入異域圖式、弘揚民族文化」之目標。應該指出的是，本文從圖式理論視域嘗試構建的少數民族典籍英譯的路徑圖及其圖式認知過程較為概念化和籠統化，仍有待進一步微觀化和細節化，從而更完善地指導少數民族典籍英譯實踐。
注釋：
若「圖式」兩字前沒有限定是語言圖式、文學圖式或文化圖式，本文中的「圖式」一般兼指這三種圖式，例如民族典籍圖式、源語圖式、譯語圖式、知識圖式、先驗圖式、異域圖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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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於大中華文庫的典籍英譯策略研究」（13BYY034）
作者信息：
1.王宏（1956－），男，浙江寧波人，教授、碩士、博士生導師，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典籍英譯、中外翻譯理論，E-mail：hughwang116@163.com；
2.曹靈美（1985－），女，浙江金華人，講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典籍英譯，E-mail：robert2014@126.com。
Onthe English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Schema TheoryPerspective
WANG Hong CAO Ling-mei
Abstract: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transitions of linguist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chemata among source language (minoritylanguage in China), intermediary language (Chinese) and target language (English)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ema Theor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translate the minority language directly into English」as the best way and choose multiple semiotic forms to represent「the active」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adopt「the thick translation strategy」to bring in the unique features of specific ethnic culture. Moreover, the translator should absorb and integrate the specific schemata of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into the translator』s pre-existing mind before translation, activate and construe the text-related schemata in decoding the original text, activate the target reader』s pre-existing schemata and help them establish new ethnic schemata in decoding the target text, so as to「introduce the specific schemata and cultures of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to the world」.
Key words:SchemaTheory;theethnic minorities;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classics
轉自：典籍英譯研究
TAG:翻譯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