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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何以成為「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

狄更斯《雙城記》開篇,恐怕因被引用次數過多,幾乎淪為廢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然而最近,兩度榮獲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對2017年的回顧,激活了、拯救了這句經典。他認為,大多數人都認為2017年是個糟糕的年份,迫不及待說再見,但真實數據告訴我們,這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

儘管2017年讓我們記住的,有朝鮮核彈危機——連香港國泰航空機師都在飛行途中看見了飛過日本上空的火箭,有作亂白宮的特朗普,有烽火連天的敘利亞,還有越來越重的難民危機。美國的一份調查顯示,國民對2017年評價最多的十個詞中,八個是負面。但是,克里斯托弗指出,大多數人忽略了更完整的圖景:2017年,更多人擺脫了飢餓,人類「識字率」從來沒有這麼高過。兒童死亡率降到最低,更多疾病找到了新葯。每一天,21萬7000人躍出貧困線(日平均生活費2美元),32萬5000人用上電,30萬人喝上乾淨的水。

克里斯托弗認為,關乎全世界福祉的最重要消息,並不是特朗普又發了什麼推文,而是這些實實在在的人類生存境遇的改變。冷靜的數據,顛覆我們對過去一年的印象——雖然我們抱怨得更多,擔憂得更多,實際上整體生活在進步。他指出造成這種「最好時代與最壞時代」觀感並存的原因,是媒體愛報道負面新聞。甚至,加拿大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不客氣指出「學術界討厭『進步』」。Steven曾經出版《人性中的良善天使》(The better angel of our nature),用數據證明,我們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暴力最低的時候——這跟大多數人的印象又是相反。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弗在非營利性組織Vital Voice的會議上發表講話。

除了「只有壞新聞才算新聞」之外,我想,目前我們獲取信息的碎片方式,以及因此形成的「繭房效應」,也是重要原因。跟十年前相比,我們不再需要主動去獲取信息,每天信息都自己向我們湧來,爭奪我們的時間和關注。我們對一件事情的印象、由此產生的好惡,很可能建立在某條推送、某條朋友圈轉發之上——「大概知道」、「嗯,聽說過」、「好像有這麼個事」。又因為信息太多,我們常常滿足於這樣的隻字片語,而懶得深究。還有那麼多娛樂等著我們呢,幹嗎去關心那些10公里以外的事情?哦,那些事情也是交給娛樂的。美國年輕人對新聞的獲取,很大比例來自脫口秀節目。

慚愧地說,身為媒體工作者,我的閱讀習慣也正在碎片化,但是我努力不僅僅依賴「印象」。我不會慷慨激昂地鼓舞大家「打破繭房」,那很難,真的。人類基本生活需求層面上,整個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安康,但是精神層面上,我很難信服這是最好的時代,如果在「幸福指數」之外,再發明一個「焦慮指數」的話。

克里斯托弗警告說,「最好時代與最壞時代」的感受差異,正為民粹政客提供了空間。比如,特朗普告訴支持者「美國太衰了,我來拯救」,可事實上美國的狀況並沒有那麼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靠譜的媒體來擴寬視野,不然,我們的時代很可能變得越來越危險,大眾變得越來越易於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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