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司徒雷登——兩個跨文化人的歷史命運
原標題：胡適與司徒雷登——兩個跨文化人的歷史命運
撰文：歐陽哲生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這位出生在中國杭州的美國人，一生在華生活、工作達50年之久，以創辦燕京大學和擔任美國駐華大使(1946～1952)著稱於世，其所創辦的燕京大學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教會大學史上恐怕無出其右。
胡適(1891～1962)一生曾九度赴美國，在美留學、訪問、工作達25年，其時長佔據他成年一半的時間，他是美國文化、美國思想在華的宣傳者和大力推廣者，故我稱胡適為「近世傳播美國文化第一人」；同時他又是中國文化在美國的代言人，是中國利益的辯護者。
司徒雷登與胡適都在1962年告別人世，他們的辭世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中美早期文化交流史落下帷幕。毫無疑問，這兩個人物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司徒雷登是美方最重要的人物，在美國與中國發生關係的前二百年，我們可能想起一系列重要歷史人物的名字，如最早來華的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最早在中國行醫的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編撰《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官話課本》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同文館、京師大學堂擔任過總教習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但他們的歷史作用似不能與司徒雷登相提並論。司徒雷登留下了一筆歷史遺產，以他創辦的燕京大學和哈佛燕京學社而論，他的功業就非其他入華的美國人所能比肩，哈佛燕京學社至今仍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胡適宣傳的個人主義、實驗主義、自由主義和他畢生追求的民主政治，傳授的是他的「美國經驗」，在他生活的年代，曾引起強烈的震撼，並被國人所爭議和批判，胡適的名字因此蒙上了陰影。將司徒雷登與胡適兩人並聯在一起的是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胡適為之撰寫了長篇介紹(Introduction)。
最近十多年，司徒雷登重新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視野，學者們開始啟動對他的研究。這裡我將司徒雷登與胡適聯繫起來討論，其實就是討論中美文化交流史。通過對這兩個人物的歷史考察和文化比較，我們可以達到三個目的：微觀是了解兩位跨文化人物的交往過程及其歷史命運；中觀是通過敘述司徒雷登與胡適的關係，進而展現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的歷史關係；宏觀是從司徒雷登與胡適的交誼，看當時中美文化交流史和中美關係。顯然，這不是一個一般的問題，它是可以「以小見大」、關涉中美關係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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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來往
胡適與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相交甚早，且長久保持聯繫，胡適本人的日記為我們了解這一過程提供了諸多線索。
早在1920年3月16日，胡適應邀到燕京大學以「不朽」為題做過一次演講。1921年4月28日，胡適再次應邀在燕京大學發表以「詩經的研究」為題的演講。關於這一天的行程，胡適當天日記寫道：
晨十時，到燕京大學演講《詩經的研究》。博晨光先生(L.C.Porter)屢邀往演講，今天始能去。演講略如昨日記的大意，但結論有云：古來研究《詩經》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陳奐、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見解(如方玉潤等)。可惜無人能兼有死工夫與活見解兩事。朱熹頗近於此，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我們將來必須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韻、訓詁、文法，然後從死工夫里求出活見解來。——這個意思似頗警切。
到劉廷芳家吃飯。劉君治宗教學，家藏宗教史的書甚多。
飯後訪朱我農夫婦，談及□□的事，為之長嘆。
下午回家後，看「Henry Adam』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
此處有幾點值得解讀：一是這裡所提《詩經的研究》一文，剛好在前一天(即4月27日)日記中有所記載：「晚間為思永們的讀書會講演《詩經的研究》，約兩個時。這個會是永侄與章鐵民、章洪熙等組織的。我對於《詩經》的見解，約有幾個可以獨立的要點。」胡適對《詩經》素有研究，留學期間曾撰有《詩三百篇言字解》(原載1913年1月《留美學生年報》第二年本，後收入《胡適文存》)，此後又有《談談〈詩經〉》(為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學國文系的演講，原載1925年10月16日至17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後收入《古史辨》第3冊)、《〈周南〉新解》(原載1931年6月10日《青年界》)等文字，胡適可謂從現代學術的角度研究《詩經》最早的代表性學者之一。
二是所提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是一位生於中國天津的美國人，父母為公理會傳教士。博晨光在中國度過童年後，返回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先後就讀於伯洛伊特學院(Beloit College)、耶魯大學神學院(Yale Divinity School)等高校，畢業後返回中國，時任燕大的教務長，並擔任哲學系教授。此次胡適到燕大演講，即出自他的邀請。不過，他的目的不只是邀請胡適前往燕大演講，還有請胡適赴燕大任教之意。這可以胡適1922年3月4日的日記為證：
十時半，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劉廷芳來、啟明來。燕京大學想改良國文部，去年他們想請我去，我沒有去，推薦啟明去(啟明在北大，用違所長，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獨當一面)。啟明答應了，但不久他就病倒了。此事擱置了一年，今年他們又申前議，今天我替他們介紹，他們談的很滿意。
有關胡適推薦周作人去燕大任教一事，1921年2月14日他致信周作人詳敘此事，該信如下：
啟孟兄：
北京的燕京大學雖是個教會的學校，但這裡的辦事人——如校長Dr. Stuart及教務長Porter都是很開通的人，他們很想把燕京大學辦成一個於中國有貢獻的學校。上星期他們議決要大大的整頓他們的「中國文」一門。他們要請一位懂得外國文學的中國學者去做國文門的主任。給他全權做改革的計劃與實行。
可是這個人不容易尋找?昨天他們托我的朋友朱我農來和我商量，朱君和我都認為你是最適合的人，朱君便請我轉達此意，並為他們勸駕。我細想了一回，覺得此事確是很重要。這個學校的國文門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響全國的教會學校及非教會學校。最要緊的是自由全權，不受干涉；這一層他們已答應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獨當一面的去辦一個「新的國文學門」，豈不遠勝於現在在大學的教課?
他們的條件是：
(1)薪俸，不論多少，都肯出。他們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費用。
(2)全不受干涉。
他們很誠懇的托我，我也很誠懇的請你對於這個提議作一番細細的斟酌，並希望你給我一個回信。
胡適沒有接受燕大的聘請，與燕大失之交臂，是否還有別的考慮，我們暫不得其他材料可證。後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時，亦曾欲聘胡適擔任導師，胡適同樣婉拒，轉而推薦王國維、章太炎。胡適之北大情結由此又添一例證。胡適回國後，在北大被任命的第一個職務是北大英文教授會主任，當時北大文科正是處在「某籍某系」的控制之下，所謂某籍指浙江人，某系指章太炎派，國文、歷史、哲學三門(系)全為這幫人所把持，亦無胡適自己「獨當一面」的機會。胡適謝絕燕大的聘任，顯然另有考慮。
司徒雷登
三是所提「劉廷芳」(1892～1946)，早年曾就讀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美國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讀書，1914年獲取學士學位。接著到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學習，1915年獲碩士學位。1918年，他又在耶魯大學神學院(Yale Divinity School)取得神學學士學位。192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與心理學博士學位。曾擔任留美中國學生會主席、中國留學生基督徒協會的編輯，主編留美青年季刊。1918年開始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成為第一位執教於美國神學院的中國人。1920年，劉廷芳回國，被聘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研究所主任，同時還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神學教授等職。從1921年到1926年間，劉廷芳出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同時兼任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的助理，協助他主持校務工作。劉早於胡適一年進入哥大，兩人在哥大時應已認識。劉回國後又在北大兼任教授，是胡適的同事。同學、同事兩重關係，可顯胡適與劉氏的密切關係。後來胡適還向劉請教「教會中職司名稱的譯法」。
以後，胡適與燕京大學還時有聯繫。1921年6月10日胡適的日記載有：「四點半，我到燕京大學女校演說，我本預備說『從蕭士比亞到蕭伯訥』，但日來那有工夫預備?故讀了一篇舊稿《易卜生主義》的英文本，勉強塞責。」1922年2月9日記載有：「燕京大學歷史教員Philip de Vargas來談，訪問近年的新運動，談了兩點多鐘。」
1924年9月18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北京成立，中美董事共15人，司徒雷登與胡適當時均不在董事會的名單內。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1927年6月中基會第三次年會通過黃炎培、丁文江的辭職，並選舉蔡元培、胡適繼任。1928年7月底，中基會修改章程，進行重大人事改組，組建新的董事會，計有：胡適、趙元任、施肇基、翁文灝、蔡元培、汪精衛、伍朝樞、蔣夢麟、李石曾、孫科、孟祿、貝克、顧臨、貝諾德、司徒雷登等15人，原董事會顧維鈞、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黃炎培、周詒春6人被除名。但此一做法，美方不表贊成。在美方顧問孟祿、董事會舊人與代表南京方面的蔡元培三方之間出現了一場博弈，最終以胡適提出的調解性方案妥協。從此，胡適與司徒雷登作為中基會的董事，兩人在開會期間自然常相晤面。1929年1月3日，胡適到杭州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三次常會，當天「同行者有周寄梅、顏駿人、C.R.Bemett及財政秘書顧季高。住新新賓館。下午來的有Dr.Monroe、R.O.Greene、Dr.L.Stuart、蔡孑民、翁詠霓，及任叔永、陶孟和」。1931年1月9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五次常會在上海滄洲飯店召開，美方董事孟祿、司徒雷登、貝克、顧臨和中方董事蔡元培、蔣夢麟、任鴻雋、趙元任與胡適9人與會。同年8月5日，胡適為中基會第七次年度會議紀錄的兩處更改，曾致信司徒雷登，希望獲得他的認可。這是現今我們發現的唯一一封胡適致司徒雷登的英文信。
1930年代初，胡適北上重回北大執教，他又恢復了從前與燕京大學的關係。1930年10月14日胡適應邀前往燕京大學聚餐，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博晨光先生(Lucius Porter)夫婦來邀往燕京大學吃飯，同去者為Mr. Charles R. Crane及Prof. Saundens。Grane今年七十五，遊興不衰，自言每一次旅行皆可作「最後一次旅行看」。此種精神真不可及。
他的女兒有七個兒子，每人皆須於入學之前出去謀生一年。他家巨富，而有此家法，養成子孫獨立的精神，令他們知道生活的意義，此意最可取法。
燕京大學在幾年之中完成新建築，共費美金約二百五十萬元，規模好極了。中國學校的建築，當以此為第一。
回來之後，與Saundens談，他舉甘地、賀川豐彥、晏陽初和我四人為東方四個傑出的人物。我幾乎要笑了。
胡適對燕京大學校園的這番誇獎，後來又出現在他所撰寫的《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一文中。燕京大學美麗的校園聞名遐邇、傳揚天下，司徒雷登後來亦以此為傲，他說：「後來幾十年內，無數遊客都跟我們誇燕大，說它擁有全世界最美麗的校園，這樣的恭維話聽多了，連我們自己都有點相信了。有了如此迷人的風景，學生對大學的感情又增添了一分，也更加理解其國際化的理想。至少在這一點上，現實竟然比我的夢想還要美麗。」胡適對燕京大學的這一好感與對北京的另一所教會大學——輔仁大學的觀感稍有區別。1931年3月4日，胡適參觀輔仁大學後寫道：「與叔永去邀半農，同參觀天主教的輔仁大學。其地是貝勒載濤的舊邸，新建築也很像樣。城裡的學校，除協和醫校，這是最講究的了。設備卻尚很簡陋。」
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學國文系同學會舉行年終聚餐，托顧頡剛邀請胡適參加，這次聚餐也算是一則趣談。胡適日記對此事有所交代：
今天吳世昌雇汽車來接，我們同到八道灣接周啟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員顧頡剛、郭紹虞、鄭振鐸、馬季明、謝冰心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從文、巴金、靳以、沉櫻、楊金甫諸人。抽鬮入座，與我鄰坐的為趙曾玖女士，為瞿□□之夫人，原籍安徽太湖，今為國文系二年生。
我問巴金姓什麼，他不肯說；後來汽車出門，他的哥哥來搭車，靳以介紹他為劉先生，我才知道巴金姓劉，四川人。
巴金畢業東南大學附中，未入大學，即往法國留學。靳以姓章，天津人，南開中學畢業。沉櫻姓陳，山東人，現在北大註冊組作事。
飯後，各女生拿出紀念冊來要來客題字，我題了不少。又全體合照一影。
三點後來客都到冰心家喝茶。她的丈夫吳文藻也在家。大家談的甚暢快，五點歸。
1935年5月9日、16日、23日三個下午胡適到燕京大學連講三場「顏李學派」。第一次講完，胡適自我感覺良好。當日寫道：「下午到燕京大學講『顏李學派』的第一講，擬分三講：①顏元。②李塨。③李塨與顏李學派的轉變。今天第一講成績不壞。」第二次講完，胡適記道：「習齋生於一七三五，今年正是他的三百年祭。」這似是他開講此題的緣由。1937年1月11日胡適到燕大劉廷芳家吃飯。有趣的是，每次從劉處回來，他都會看一本美版書。「讀H.L.Mencken：The American Language的一小部分，甚佩其功力與見解。此君近年論政治，走上了反動的一條路，頗可怪。」這些書是否為劉所推薦，不得而知，但這些英文原版書的思想傾向似有某種一致性。
司徒雷登（左二）和燕京大學老師
1937年1月23日，胡適與司徒雷登有過一次會談，他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次會見：
司徒雷登來談。我才知道他近來很活動政治。上次韓復榘南下見蔣，是他媒介的。此次他又曾去奉化見蔣。他曾見宋子文、宋美齡、端納。他的見解卻不很高明。我剴切的和他談了一點多鐘。
顯然，這是在日本大敵當前，雙方交換意見的一次重要晤談。「他的見解卻不很高明」是胡適對司徒雷登涉政的初步印象。司徒雷登對於自己在韓復榘、蔣介石之間的這次斡旋，在回憶錄中亦有詳細回顧，司徒雷登對韓復榘的看法相對超然，稱韓是「一個獨立的地方官」，「一個進步的統治者。但可惜過於獨裁」。
1934年7月8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08號發表《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一文，時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故撰寫此文的目的是呼籲國民政府為包括燕京大學在內的教會大學提供資助。在文中，胡適表彰了燕京大學的辦學成績，特別是在中國文史方面的教學成就：
燕京大學成立雖然很晚，但他的地位無疑的是教會學校的新領袖的地位。約翰東吳領袖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上文曾說到教會大學近年注重中國文史的教學，在這一方面，燕京大學也是最有功的領袖。我記得十多年前，司徒雷登有一天來看我，談起燕大要改革中國文學系，想請周作人去做國文教授，要我給他介紹，我當然很高興的介紹他和周先生相見，後來周先生就做了燕大國文系的第一個新教授。後來燕大得著美國鉛大王霍爾(Hall)的遺產一部分，與哈佛大學合作，提倡中國文史的研究，吸引中國學者更多，漸漸成為中國文史研究的一個中心。其影響所及，金陵、嶺南、齊魯，都成立了比較新式的中國文史教學機關……
我覺得燕京大學在這幾十年中的努力，是值得國家與社會的援助的，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實寫出來，作為詹詹女士的文字的一點點補充。
不過，在胡適與燕京大學的交往中，曾發生過一次不快的小插曲。事由《燕京新聞》刊登宋慶齡簽名的一篇關於北平陸軍反省院人道情況的文章，後附有北平陸軍反省院內一群政治犯的呼籲書。胡適對宋文內容頗為不滿，以為宋文所據呼籲書指控的證據不實，因而致信《燕京新聞》，說明他參觀北平陸軍反省院所見實情。此事引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部的嚴重不滿，最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開除胡適告結。燕京大學雖為教會大學，校內民主人士、左派人士卻極為活躍，這次事件斬斷了胡適與國民黨左派和「左傾」人士已經建立起來的聯繫。
抗戰勝利後，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同時任駐華大使，兩人一北一南，由於因應動蕩的時局常有來往，胡適日記多處提到這方面的情形。1947年10月21日胡適的日記寫道：
美國大使請吃午飯，司徒先生說，中國政府一兩個月後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見解甚平凡，尤無政治眼光。他信用一個庸妄人傅涇波，最不可解。
胡適此處所提「傅涇波」，在司徒雷登回憶錄中有多處評介。司徒雷登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位隨身助手的喜愛和信任，聲稱「涇波就是我的兒子，我的夥伴，我的秘書，我的聯絡員。我之所以能夠對中國、對中國人了解得這麼深入，大半都要歸功於他。他究竟給我帶來了多大的幫助，實在是難以估量」。他不僅回憶了自己與傅涇波的結識過程和經過考驗的長久情誼，而且認為他與傅涇波的友誼「就是中美人民忠誠友誼的典範」。胡適與司徒雷登兩人對傅涇波的看法顯然是迥然不同。
1947年12月13日、12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了參加中基會和「美國在華教育基金」委員會兩次會議的情形，當時司徒雷登也在場：
中基會第二十次年會。決定提出美國(金)二十五萬元，幫助幾個(不得過四個)大學的某一個科學部門，為添置研究設備之用。我們擬議的四個：北大(十萬)，中大(五萬)，浙大、武大(各五萬)。北大則專用於物理系。
晚上司徒雷登大使約吃飯。
開第一次「美國在華教育基金」的委員會與中國顧問委員會聯席會議。這就是Senator Fullbright提案用剩餘物資售價中提出美金二千萬元(分二十年用)設立的。中國顧問是我與薩本棟、吳貽芳、韓慶濂。美國委員會是Stuart(Chairman)、Melby、Haris、Dr.Wiatson、Mr.George Green。我初堅不肯就，因教部與外部逼迫，不得已就此職。
1948年1月3日胡適的日記提到他與蕭正誼的會談，內中稱司徒雷登完全不懂「和比戰難」之意：
蕭正誼來談。他是《現代知識》的編輯人。
他說，當1939～1941，Dr.Stuart曾四度飛重慶，曾派蕭君三度去日本。1939，他在日本曾見近衛。後來他曾見松岡、宇垣、石原諸人。
我說：「Dr.Stuart到今天還沒有拋棄他的和平夢?」
蕭君說：「三百年來，中國一切大爭執都能和平解決，何以此次不能和?」
我大笑，問道：「三百年來，那一次是和平解決?你說的和平，那是一邊完全屈服。」
Stuart先生至今不懂得「和比戰難」四個字!
1949年2月16日胡適的日記簡要提到上午9點與司徒雷登的一次會面：「9：00 Dr. Stuart。」然內容不得其詳。這很可能是在中國大陸期間，胡適與司徒雷登的最後一次會談。
1950年代，胡適寓居美國長達8年之久，在此期間，為爭取中基會和哈佛燕京學社對中國學人的資助，胡適曾多次與趙元任、楊聯陞通信，其中1954年6月1日致楊聯陞一信，反映了胡適對哈佛燕京學社的某些偏向和做法的極為不滿，也可見出他對提攜中國學人的一番苦心：
我覺得哈燕學社對於日本研究的熱心遠超過對中國研究的熱心。這裡面固然有「人」的問題，但外邊人看了，總不免要想到中國話的「勢利」二字。即如此次的Fellowship十幾個，「多數是由日本推薦的」，台灣、香港各止一個，尚未可必得!試問，新亞書院若夠得上「一個」，台大當然可以推薦五六個。叫台大推薦「一個」，當然就很難了。關於對清華基金的勞貞一請求書與推薦信，最好是用英文，雖然委員會全是中國人。
至於與司徒雷登本人的聯繫，胡適除了撰文介紹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1958年6月28日司徒雷登八十二歲生日時，舉行祝壽會，胡剛好在美國訪問，曾到紐約司徒雷登寓所祝賀，現場留有他們的合影照片為證。遺憾的是，無論是為司徒雷登回憶錄撰寫導言，還是去紐約給司徒雷登祝壽，胡適本人都沒有在日記中記載或留下其他紀錄交代。在胡適與其美國朋友們的交往中，有些內幕可能因諱莫如深而暫被遮蔽，「胡適與美國」仍是有待拓展的一個研究課題。
至於與司徒雷登本人的聯繫，胡適除了撰文介紹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1958年6月28日司徒雷登八十二歲生日時，舉行祝壽會，胡剛好在美國訪問，曾到紐約司徒雷登寓所祝賀，現場留有他們的合影照片為證(34)。遺憾的是，無論是為司徒雷登回憶錄撰寫導言，還是去紐約給司徒雷登祝壽，胡適本人都沒有在日記中記載或留下其他紀錄交代。在胡適與其美國朋友們的交往中，有些內幕可能因諱莫如深而暫被遮蔽，「胡適與美國」仍是有待拓展的一個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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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眼中的胡適、北京大學與中國
司徒雷登本人留下的材料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在燕京大學工作期間的檔案，包括講演、工作文件和通信，這些文獻目前仍收存在燕京大學檔案中。二是擔任駐華大使期間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電文，其中主要材料已收入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出版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和1981年美國維斯特威尼出版社(Westview Press，Inc.)出版的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合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1946～1949)。另外，司徒雷登個人日記《司徒雷登日記——美國調停國共爭持期間前後》，收有從1945年9月5日至1949年11月26日期間的日記。司徒雷登在其他時期是否存有日記，暫不得而知。三是1954年10月15日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出版的司徒雷登回憶錄《在華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這裡主要以上述第二、三部分材料為線索，反觀司徒雷登眼中的胡適與北京大學。
創辦燕京大學，司徒雷登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燕京大學的英文名稱Peking University與北京大學重名。原來燕京大學的前身是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大學，前者隸屬衛理公會，後者由長老會、公理會和英國倫敦會聯合創辦，其中匯文大學的英文名稱即為Peking University，兩校在合併時圍繞新校名的名稱吵得不可開交，匯文一方堅持要將自己原有的中、英文名稱繼承下來，而另一方則堅不肯讓。
1918年12月3日美國董事會聘請司徒雷登為正在合併的新校校長。走馬上任之初，司徒雷登注意到另一所北京大學——「一個中英文都叫『北京大學』的官辦大學誕生並迅速發展壯大，不但全國上下人人皆知，名聲甚至遠播海外」。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識到：「北大的氛圍，就像當時一部刊物的名字一樣，呈現出一片『文藝復興』的態度。我雖遠在南京，卻也始終懷著極大的熱情關注著這場啟蒙運動。那兩個佈道會本來剛開始只是在內部爭吵而已，到後來，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學校卻非要給自己安上北京大學這個名字，真是無比荒謬。這名字是屬於中國人的，是中國人自己將北京大學塑造為國家的知識發電機。」最後，終因誠靜詒提出「燕京」作為新校的名稱，獲得爭論各方的同意，才化解了矛盾。這個前奏曲似乎從一開始，就預示了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存有某種難以分割的關係。
在燕京大學初創的那段時光，正是中國社會動蕩、五四運動的風暴刮遍全國的時期。地處北京西郊的燕大，不可避免地受到北大新文化運動浪潮的衝擊。作為一校之長的司徒雷登，明顯感受到這一壓力，他不得不對新文化運動持較為開明的態度，以確保燕京大學的生存空間：
我的佈道本是專門為大學畢業生準備的，這樣一來，講稿必須要草草進行大段的改動，因為台下的聽眾中學生已經少得可憐了。這就是我第一次同未來弟子們接觸的情形。第二天上午與他們面晤時，我清晰表達了自己對愛國行動的由衷同情。在此後混亂不堪的年代中，每日學生們意氣風發地參加類似遊行抗議時，他們心裡都清楚我的立場。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心心相印，在這段洶湧的歷史裡，我和學生們之間的諒解對燕京大學的地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正在推進的新文化運動和它極力主張的白話文，司徒雷登並未因為自己喜愛文言文而加以否定，而是「識時務者為俊傑」，表現了順應潮流的態度：
中文的表達有兩種：一是古典的文言文(文理)，二是當對完全確立起來的簡化對話體，即白話文。在這兩者之間，我必須承認自己還是傾向於前者的。我知道這種念頭有點保守陳腐，況且我自己大部分時間用的也是白話文。胡適和其他有識之士發動的「文學革命」在短短的時間內席捲全國，對整個過程我都熱情樂觀地關注著，希望他們能夠成功。這是一場必要的、進步的運動，就像當年歐洲各國學者完全捨棄了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書寫體系，轉而發展出自己的本國語言，誕生了義大利語、德語、英語和其他豐富多樣的語言文學。我對文言文的喜愛，只是因為它是如此的簡練、文雅、張力極強，能夠表達出各種微妙的思想，給予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無愧於集最高雅文學藝術之大成者。拋開科舉的需要不談，光憑它們自身的藝術魅力就足以使千百年來無數文人墨客都為寫得一手好文章而廢寢忘食。對外國人來講，我認為文言文本身其實並不難，而是難在浩如煙海的典故上。如果不理解文章如何引經據典，就不太可能明白段落的思想。
為將燕京大學辦成一所「世界大學」，司徒雷登採取了「四管齊下」的策略：「一要遵循基督教的宗旨；二要確立學術標準和職業課程；三要加強同中國社會的關係，贏得國際上的理解和善意；四要確保財政來源穩定和硬體設施齊全。」由於司徒雷登的領導有方和苦心經營，燕京大學得以迅速成長。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燕京大學的捐贈基金已經達到了250萬美元。憑藉豐厚的經費來源，燕京大學在校園環境、教學設備、學科設置、師資力量、學生來源等方面均可與當時在北平的另兩所國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相媲美。燕大在國際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使它有別於本土的國立大學；燕大對世俗化的包容，又使它不同於一般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在各方面所作的改革和推進，被人們推崇為教會大學的榜樣。胡適對此曾大加讚揚：「十五年來，基督教的一班領袖，在司徒雷登先生的領導之下，都極力求了解中國新興的思想潮流與社會運動，他們辦的學校也極力求適合於中國的新社會。有時候，他的解放往往引起他們國內教會中保守派的嚴厲責備和批評。近年中國的教會學校中漸漸造成了一種開明的、自由的學風，我們應當要歸功於燕大的領袖之功。」
1946年7月，在馬歇爾將軍推薦下，由杜魯門總統提名，美國參議院批准，司徒雷登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7月15日司徒雷登抵達南京履新。胡適當時正由美返滬，曾赴南京向司徒雷登道賀。7月17日《大公報》報道胡適第二天由京來滬，並登出上年8月24日胡適致毛澤東的電文，勸告「中共領袖諸公」，電文援引美國開國元勛傑弗遜經過十餘年的努力成功獲任總統、英國工黨二戰後通過勝選成功組閱的兩大事例，鼓勵中共走和平發展之路。這封電文胡適最初擬出時，曾發送王世傑，要求「不必向外發表」，此時公諸報端，是受到司徒雷登或美方人士的授意，抑或國民黨方面的指示，還是胡適本人的意願，其內情我們已無從了解。在司徒雷登擔任駐華大使這段期間，正值國共內戰，第三勢力或自由主義乘機活躍。對於這些中間的小黨派和自由主義者，司徒雷登並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一方面深深同情中國自由主義者為謀求民主政治所做的努力，一方面對他們的境遇和弱點又有明晰地認識：
當時有一個經常批評政府的非共產黨組織想抵制進一步援助，阻止這個腐敗的政府繼續從美國人的口袋裡拿錢。這些人對實際情況全無了解，其實美國當時根本就沒給國民黨多少錢，只不過由於激進派政治宣傳的誤導，兼報紙上大肆散播流言，造成了美國已經計劃提供大規模援助的假象。其中最可悲的人要算那些同極端保守分子抗衡的自由主義者們，他們堅決要求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有些人是民間未註冊政黨的代表，聽說全國當時共有70多個這樣的小黨派。還有些人是大學教授和其他知識分子，聰明過人，愛國心切，但極其天真幼稚，根本鬥不過那些圓滑世故的政客。而且這些人尚不能彙集成一個大組織，沒有聚沙成塔的力量，根本無法產生任何影響。曾經有人指出中國自由派難成大器的原因恰恰因為他們是中國自由派。換句話講，中國自由主義者身上的傳統文化傳承和思想特徵讓他們極其傾向於個人主義，彼此勾心鬥角，互相嫉妒，膽小怕事，因而造成組織與行動乏力。另外一個困難是沒錢：想找一個既能提供資金、又不會損害玷污他們理想的社會基礎又找不到。另外還有一個考驗最為嚴峻：他們害怕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不喜歡獨立的政治活動，這些人要麼被定性為共產黨間諜，要麼則被認定是煽動群眾的左傾分子。
在日記中，司徒雷登載有這期間與羅隆基、張君勱等人多次會見的紀錄，卻未見他記有與胡適接觸的任何文字，顯示出他可能對胡適政治作用的忽略，而對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這些跑龍套的第三黨「政客」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司徒雷登在1948年3月12日給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報告中，注意到胡適涉政的新動向：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社3月1日在北平成立。該社由自由主義分子組成，他們普遍反對政府的現行政策……從通常是可靠的消息來源得到的情報表明，胡適(國立北京大學名譽校長、前駐美大使)雖然不是官方成員，卻是該組織背後的推動因素。消息來源進一步說明，他可在南京推舉500人，這些人同情該社提出的改革計劃。胡適特別提及政府宣傳部長董顯光、國防部次長鄭介民、警察總署署長官唐縱、上海吳淞警備司令孫德伍。
我們認為，這個組織有可能演化成政黨，並在政府內部的任何改革中發揮影響。我們還認為，這個組織充分表明了對李宗仁將軍副總統候選人的有組織的支持……
這個組織並沒有朝著司徒雷登預測的方向發展，但胡適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一事，在《李宗仁回憶錄》中可得到印證。李宗仁憶起此事原委時說：「1月11日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寄來一短箋說，他聽到我願作副總統候選人，甚為高興。因為將來競選，正如運動員要賽跑一樣，雖『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勝固可喜，敗亦欣然』。所以他寫此簡訊，對我的決定『表示敬佩，並表示贊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本著『大家加入賽跑』之義，來參加大總統競選。雖然大總統非蔣先生莫屬，但我還是勸他競選，以提倡民主風氣。」胡適的影響力似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1948年蔣介石曾假戲真做，提議胡適做總統候選人，以探虛實，其中美國及司徒雷登對中國自由主義抱有熱切的期盼應是蔣氏考慮的一個因素。
1948年12月15日，胡適乘機離開北平到達南京，17日曾與司徒雷登有過一次會談，惜胡適當日日記不存。司徒雷登在1948年12月21日給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報告中披露了這次談話的全部內容：
和胡適的談話特別使人傷心，因為他力圖效忠於蔣政府，他代表愛國思想中最好的一類。胡氏的論點是共產主義是如此不共戴天與不堪忍受的，在其主義方面是如此徹頭徹尾的兇惡，而在其強行極權統治中國時又是如此無情殘忍，使得蔣介石雖有其缺點，還是應該予以支持，因為只有蔣氏看清這一點，並且不妥協地抵抗共產主義，又因為他幾乎是國民黨領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國官場的任何貪婪與其他典型罪惡的人。他相信如果蔣氏被迫退休，則中央政府將行解體，而共產黨將實際上按他們自己的條件接收過去。因此，他不知道現在能否說服美國召回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並幫助蔣氏進行戰爭，而不許共產黨統治中國並根據他們自己的目的來改變中國。他淚珠盈眶地請求我顧及長久的友誼而告訴他，他應該和蔣總統說些什麼，和他自己現在還能做些什麼，因為他已決心放棄學術專業而為國服務。我告訴他蔣政府的主要弱點在於精神方面而不在於軍事方面，軍隊已失掉了戰鬥精神，而人民對政府照顧他們的能力以及他們因而受苦的目標失卻信心，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是無能為力的。我曾再三向蔣總統進言團結輿論來支持他的無上重要性，但是我失敗了。我問胡適能否出面而領導另一有關自由與民主問題之「新思想運動」或「文學革命」，一如他三十餘年以前所做出的輝煌成就一樣。他說他痛心後悔自日本投降以後他便沒把他的才能使用在這方面，而是如他能所做那樣，自私地回到和他性情較為相近的學術活動去。
1949年4月6日，胡適乘坐「威爾遜號」輪船離滬前往美國，在船上，胡適寫下了《〈自由中國〉的宗旨》、《陳獨秀最後對民主政治的見解》等文，可謂胡適重新振作，領導一場新的自由主義運動的開始，這與司徒雷登的上述勸導應有一定關係。
胡適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一書，在美國籠罩著「麥卡錫主義」的恐怖氣氛、充斥著「誰丟失了中國」的一片質疑和責備聲中，司徒雷登出版此著明顯帶有「自辯」的用意。胡適「同病相憐」，特作長篇引言為之推介，相對於置於書前的馬歇爾那篇短序，胡適的導讀顯得格外用心。在這篇引言中，胡適分三段介紹了司徒雷登一生的歷史：第一階段早期參與傳教，胡適將他與早期的傳教士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衛三畏、林樂知、狄考文、丁韙良、傅蘭雅、李提摩太並列，稱「司徒雷登博士將躋身於這些最具代表性的傳教士教育家之列，被中國的歷史永遠銘記」。第二階段創辦燕京大學，司徒雷登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們嚴格地依照圖紙，修建了一座規模可觀的大學——燕京大學是中國十三所教會學校中最大的一個；不僅如此，建成後的燕京大學還擁有幾乎是全世界景色最為優秀的校園。第二，在後來的發展中，尤其在致力於中國研究的哈佛—燕京學社的幫助之下，燕京大學越來越中國化，從最初的基督教會學校演變成了一所馳名的中國研究機構。」第三階段是擔任駐華大使(1946年7月～1952年12月)。胡適對此評論說，「司徒雷登的大使任務也就失敗了。原因一方面正如他本人自嘲的那樣，他只是個『外交新手』」；一方面是他「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而且不偏不倚，不公開支持任何思想勢力或學派」。
在文中，胡適使用了一個不太被人們所注意的關鍵詞來定位司徒雷登介入外交事務的那段經歷——「外交新手」(a tyro in diplomacy)；並說：「在那個理想主義思潮急劇膨脹的年代裡，在國內和國際政治問題上，事實上，我自己也只是個天真的『新手』。」(In fact I，too was just as naive a tyro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se days of expansive idealism.)(53)的確，司徒雷登、胡適兩人並非外交圈內的人物。兩人臨危受命，承擔非一般外交人員所可擔當的使命。胡適任駐美大使四年(1938～1942年)，正是中國抗戰處在異常艱難的階段，爭取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的支持，是胡適的外交使命。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五年(1946～1952年)，正值國共內戰時期，調停內戰，建立聯合政府是司徒雷登承受的艱巨任務。他們上任之時，都是處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他們被賦予了重要使命，但兩人在外交上都是「新手」。胡適並未明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但暗示了司徒雷登和他自己作為局外人身臨外交困局中的艱險和因不自知而表現出來的「天真」。
胡適「出山」擔任駐美大使，國民政府對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利用他在美國的人脈和宣傳才能，打動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胡適為此不辭辛苦，奔走全美，上下活動，到處演講。然美國宥於其長期所奉行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傳統，對中國抗戰在最初的幾年給予實質性的支持甚為有限，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才對日宣戰，才明確了與中國的軍事同盟關係，胡適的外交使命才達到目的。然國民政府隨後卻以魏道明替代胡適為新的駐美大使，魏氏與宋子文、宋美齡兄妹關係密切，其名望、地位與胡適皆不可同日而語，這對胡適多少有點貶意。胡適離任後，在美國賦閑達四年之久，以教書、研究度日。
司徒雷登擔任駐華大使，因他在中國各方有很好的關係，被視為中國人最好的朋友，美國對他亦寄予希望。司徒雷登對此有明確說明：
馬歇爾將軍之所以看重我，把我納入他組建聯合政府的龐大計劃中，是因為我是一個口碑不錯的自由主義美國人。我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而且我不偏不倚，不公開支持任何思想勢力或學派。當然，我「友好」的對象也就包括了中國共產黨，我跟他們的一些領導人相知甚深。
但正如前述，胡適認為司徒雷登是一個「外交新手」。司徒雷登在任期間，不僅未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促成國共成立聯合政府，而且被共產黨視為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代言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擬的社論《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宣告司徒雷登從中國離開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1952年12月司徒雷登辭去大使職務後，長期在他的秘書傅涇波家中養病，其晚景之凄涼，非常人可想像。司徒雷登在他的回憶中，將他的晚年生活與其在抗戰期間被日寇拘捕下獄一事相提並論：「我曾兩度生活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中，第一次是被日本人囚禁的那三年中，第二次就是近年來百病纏身困在家裡。這兩段經歷讓我切身體會到了當今世界人民正在承受的苦難，使我對他們的理解和悲憫更增一分。」可見，司徒雷登對自己所付出的代價耿耿於懷。
3
中美文化交流的媒介與隔閡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美國並不是最早取得對華關係主導權的西方國家。19世紀是歐洲繼續向海外殖民開拓的世紀，英、法兩國利用兩次鴉片戰爭的勝利，捷足先登，搶佔了對華交往的優先權。甲午戰爭後，中國人將目光投向日本，派遣大批留學生赴日留學，向日本這個曾是自己學生的國家討教，日本遂成為對華影響力最大的國家。美國為扭轉其在對華關係中的次等地位，採取以庚款換取中國派遣留學生的舉措，逐漸後來居上，對中國施加其重要影響。
胡適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當時中國派遣留學生有三個去向：一是日本。其好處是路途就近、學費低，且語言易學，故去日留學者人數最多。但日本是一個「二手」的現代化國家，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制，軍國主義盛行，無民主政治可言，去日留學者雖不乏革命志士，卻幾無自由主義者可言。留學英國歸來的嚴復對留日學生抱有極大的成見，以為「新政」須慎用留日學生，稱「東洋小生，用之尤不可不慎也」。二是歐洲。歐洲文化資源豐厚，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發源地，是世界現代化的樣板，可學之處甚多。但歐洲路途遙遠，學費又貴，赴歐留學者可謂困難重重，官費留學支絀，不敷使用；自費則靠勤工儉學，更難登大學之門或獲取學位。傅斯年介紹選擇留學英、法、德三國順序時，將法國排在首位，德國其次，英國最後，其擇選標準主要不是因語言問題，而是因學費問題。對比留日學生，嚴復認為留歐「學子皆知學問無窮，尚肯沈潛致力，無東洋留學生叫囂躁進之風耳」。20世紀初期，歐洲社會分化劇烈，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對抗，戰火燃遍整個歐洲，各國大傷元氣，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悲呼「西方的沒落」，實為歐洲的衰落，歐洲資本主義文明已顯老態，各種對之批評、批判的聲音紛起。三是美國。藉助庚款留學，中國有計劃地分批派遣留學生前往美國求學。20世紀初的美國已基本上完成了對北美新大陸的統合，崛起為一個新大陸國家，憑藉其豐富的資源優勢、廣闊的領土疆域和對世界技術人才的引進政策，其經濟總量很快超越歐洲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躍升至世界第一工業強國。1910年胡適赴美留學，正是美國旭日東升之時。傅斯年後來慨嘆：「美國是嶄新的國家。」「如美國之一切嶄新，浩大經營者，中國今日如何來得及?」留美期間，胡適享受了較好的生活、學習待遇，加上胡適學習勤奮，數次獲獎，其獎助收入可以自給，有時他還有餘款寄給母親，貼補家用。一部《藏暉室札記》是胡適學業精進、留美有成的歷史紀錄，在近百年千千萬萬的中國留學生中，它堪稱是最具文獻價值的留學日記。以後胡適又八度赴美，對「美國經驗」心領神會、頗有體悟，成為美國文化在中國的宣傳者和代言人。「五四」以後，留美學生(特別是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畢業生)在中國教育界舉足輕重，他們從美國帶回的生活方式、民主觀念、教育制度，對中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所謂中西文化交流實已變為中美文化交流為主導，胡適正是留美學生群體的代表。
胡適與司徒雷登兩人的人生經歷中，有很多彙集和交叉之處，這些因素使得他倆人具有交流互動的基礎。首先，兩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並各自做過北大、燕大校長。胡適從1917年9月應聘擔任北大教授，在北大工作十八年，做過教授、文學院院長(1931～1937)、校長(1946～1948)，他是「老北大」的代表。司徒雷登從1919年開始聘任為新成立的燕京大學校長，制定校訓、擴展規模。1929年春國民政府准予燕京大學立案時，司徒雷登名義上雖改任校務長，吳雷川任校長，但實際掌理校務。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司徒雷登重新出任校長，以示為燕京大學的保護人。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發生後，日寇拘捕了司徒雷登，關押達三年零八個月，直到抗戰結束才出獄。此後司徒雷登重新擔任燕京大學的校務長，此名義一直維持到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燕京大學的創辦與發展顯然與司徒雷登的名字分不開。由於北大、燕大兩校均為北京名校，兩校之間自然互相攀比。「北大老，師大窮，燕京清華好通融」即是當時北平學生圈內擇偶的一句流行語。北大以學生運動的策源地自居，燕大也當仁不讓，以教會學校為掩護，校內公開的左派人士和暗中的中共地下黨員互相串聯，頻繁活動，在1930年代的抗日救亡運動和1940年代後期的反內戰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次，兩人都是跨文化人，在中美文化之間充當中介，並為此不辭辛勞、疲於奔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胡適對中國人宣傳美國文化，對美國人講中國文化。在任駐美大使期間，多次以中國文化為題材發表英文演講，頗受美國人民的歡迎。據《華盛頓郵報》載文稱：「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曾遍游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里，造成外國使節在美國旅行之最高記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胡適一時享有「文化大使」之盛譽。
司徒雷登將美國文化帶到中國，同時向美國傳輸中國文化的價值，他在創建燕京大學的過程中力圖保留中國文化的地位，重視中國歷史、國文的教學。司徒雷登曾明確表示：
我的一生，深受三大因素的影響，那就是宗教、教育和中國。更準確地說，是中國這個國家孕育了我的宗教精神和教育理念，使我在這兩個領域大展拳腳。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並藉此喚醒了自己心中昏睡的民主自由理想，激發了自己實踐這些理想的決心和信念。我對中國人民的悲痛和希冀瞭然於心，與他們有情感上的共鳴。這種共鳴竟成為我生命的支柱，我的一切觀念、態度和行為都因之而來。
這種信念的產生，並不僅僅來源於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熱愛。我一直堅信，只有當一個獨立、統一、強盛、無畏、友善的中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時，太平洋地區才能擁有真正的和平。換言之，中國應當是一個富有理智和正義感的國家，與鄰居們友好相處，在國際新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兩個人的善意均被自己的同胞所誤解。胡適一度被稱為「文化買辦」、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司徒雷登曾被美國當作在中國外交政策失敗的替罪羊。1950年代，輔仁、東吳等教會大學在台灣紛紛復校，燕京大學獨被遺棄，無人置理，反映了蔣介石、宋美齡對他的冷淡。司徒雷登晚年在回憶錄中悲嘆：「我一度被視為美國自由主義者的表率、中華民族善意的朋友，可如今，我被誣衊為『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反動派蔣介石及其窮途末路的封建專制的支持者、助紂為虐的教唆犯』。」
在觀察中美關係中的跨文化人命運時，我發現這麼一個現象，當兩國關係友好時，跨文化人往往被兩方面看好。抗戰時期美國大學紛紛向胡適授予名譽博士學位，「追捧」胡適，以至他應接不暇；1946年6月21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政府令》褒獎司徒雷登，10月19日杭州各界授予司徒雷登「杭州榮譽公民」，內中的緣由即在於此。他倆一時成為中美友誼的象徵。當兩國關係惡化時，跨文化人則可能被兩方面指責，甚至拋棄。這就是胡適、司徒雷登在1950年代備受批判、嘲諷、冷落的原因。跨文化人的命運有點像媒婆，當男女兩人因中介撮合成功，結婚的雙方會給你送來喜糖以示感謝；而當介紹沒有成功，男女雙方可能對媒婆的介紹均不表滿意。其實介紹能否成功，不僅是靠媒介之力，而且還要看雙方的性格及各方面是否適合，故將兩國關係的惡化歸罪於跨文化人的中介，實為不當。不管胡適也好，司徒雷登也罷，他們對中美關係所能發揮的作用，也許在朝好的一面發展所作的貢獻大，在變壞的一面他們卻無能為力。在冷戰時期，跨文化人的力量有時會顯得極為脆弱，其命運也變幻難測。
橫亘在胡適與司徒雷登之間的阻隔也不可忽視。兩人因所屬國籍不同而導致的國家認同差異是顯而易見的。胡適長期在美國學習、生活、工作，從沒有過在美國永久定居或改變國籍的打算。司徒雷登在中美之間遊走，他自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式美國男孩，並在成年之後以傳教士、中國文化研習者的雙重身份重返中國」。因此，在中美關係的危機時刻，司徒雷登一方面堅持：「在未來的中美關係中，務必秉承這樣的信念：我們要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鼓勵中國的領導人向自由世界學習。在這種信念的指導下，必然要求美國和美國人民保留昔日的傳統，繼續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恪守自己維護中美關係的立場。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又提出，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對於美國而言，首位的利益就是維護國內及國際安全。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關注世界和平，原因在於他們篤信和平，篤信自由。在美國人心中，只有世界和平得以實現，所有國家的安全和自由才能享有保障。美國在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和其他自由國家是完全一致的」。他將美國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放在首位，這是他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
如果說，胡適與司徒雷登兩人的國家認同差異因為政見相同而未顯現矛盾的話，那麼對於宗教態度的大相徑庭，則反映了兩人文化認同的根本差異。胡適不信仰宗教，在國內時他不信從佛教，赴美留學後，由於美國是一個具有濃厚基督教背景的社會，置身於其中，胡適與之接觸，參與教會組織的一些活動，難免不發生思想的碰撞，甚至產生信仰基督教的念頭，經過一陣思想矛盾，很快轉而放棄。
五四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當時人們常將宗教與迷信等同，視宗教為科學的對立面，各種宗教都遭受了嚴重的批判，基督教作為西來的宗教也不可倖免。北京的基督教傳教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遂要求與北大新派教授展開對話，就新文化與宗教的關係進行辯論。1920年3月14日，胡適與蔡元培、李大釗、陶孟和等人與北京的基督徒有過一次對話，胡適對此事後來有所回憶：
燕京大學成立於民國七年，正當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所以燕大受北大的震蕩最厲害。當時一班頑固的基督教傳教士都認為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對)於宗教大不利的。有幾個教士竟在英文報紙上發表文字，攻擊北大的新領袖；有一篇文字題為「三無主義」(A-three-ism)，說北大提倡的是「無政府，無家庭，無上帝」，其危險等於洪水猛獸。但是一班比較開明的基督教徒，如燕京大學之司徒雷登先生與博晨光先生，如協和醫學校的一班教員，都承認北大提倡的運動是不能輕易抹煞的；他們願意了解我們，並且願意與我們合作。幾個公共朋友奔走的結果，就在民國八(九)年的春天，約了一日在西山卧佛寺開了一個整天的談話會。北大方面到的蔡元培先生，李大釗先生，陶孟和先生，顧孟余先生和我，基督教徒到了二三十人。上午的會上，雙方各說明他們在思想上宗教信仰上的立場；下午的會上討論的是「立場雖然不同，我們還能合作嗎?」結論是我們還可以在許多社會事務上充分合作。
這段回憶除了時間有所誤差，其他與當年的報道基本一致。據《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3月17日《中外教育家近事》一文所載：「十四日，燕京大學教授Porter等及清華學校各教員，公宴本校校長及胡適之、蔣夢麟、李守常諸先生，座中談及文化運動與基督教育雙方之意見。蔡、胡、蔣諸先生對於宗教哲學頗多深沉之發揮，而協和大學教員Zuger先生尤能揭破一切宗教內幕雲。」通過這次對話，司徒雷登及其在北京的部分基督教開明人士認識到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已成不可阻擋之勢，燕京大學必須適應形勢的新發展，做出必要的改革。
五四以後，胡適作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始終堅持對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內)不認同、不信從的態度。這一點他與另一位腳踏中西文化的大師級人物林語堂不同，林語堂最終選擇了上帝作為自己信仰的歸宿。胡適一生基本維持他在「五四」時期宣稱的「社會的不朽論」和「科學的人生觀」不變。在成名以後的歲月里，他與基督教有過幾次不可小視的正面衝突，值得一表。
1921年5月18日胡適與霍進德先生之間就宗教問題有過一場爭論，司徒雷登當時就在現場。關於這次辯論，胡適當天日記寫道：「上午，司徒爾先生(Dr. Stuart)與劉廷芳牧師與霍進德先生(H.T. Hodgkin)來談。霍君是一個『匱克』(Quacker)，他的宗教信心很強，他以為一個人若不信上帝，若不信一個公道的天意，決不能有改良社會的熱心與毅力。我說，我不信上帝，並且絕對否認他這句通則。大賢如John Stuart Mill，T.H.Huxley，Charles Darwin都不信上帝，但誰敢說他們沒有熱心與毅力嗎?」這擺明是一場「鴻門宴」，雙方大概是不歡而去。以後，胡適在美國與基督教徒還有過幾次類似的會談，如1938年1月20日胡適日記略記：「飯後Hamilton太太忽然向我大談『中國不幸不能繼續忍辱和平』，我頗詫異，細談下去，才知道她是所謂『牛津派』(Oxford Group)的信徒，此派深信上帝有深意(God has a plan)，故有一種狂熱，其實甚無道理。」明確表明了對基督教牛津派的「天意」說的拒絕。
1922年6月24日在與朋友的一次聚餐中，胡適表達了自己的「宗教觀」：
晚間到柯樂文家吃飯，談宗教問題；席上多是愛談論的人，如Houghton，Embree，Clark，談此事各有所主張。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滿了，我們更高談。最後我為他們作一結束：
(1)不必向歷史裡求事例來替宗教辯護，也不必向歷史裡去求事例來反對宗教。因為沒有一個大宗教在歷史上不曾立過大功，犯過大罪的。
(2)現在人多把「基督教」與「近代文化」混作一件事；這是不合的。即如協和醫校，分析起來，百分之九十九是近代文化，百分之一是基督教。何必混作一件事?混作一事，所以反對的人要向歷史裡去尋教會摧殘科學的事例來罵基督教了。
(3)宗教是一件個人的事，誰也不能干涉誰的宗教，容忍的態度最好。
這裡所表達的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不是一回事的觀點，即是胡適對基督教的基本認知；而他對宗教抱存「容忍的態度」，則是其自由主義的顯露，這一態度可謂愈老彌堅。
1937年7月22日，胡適在與湖南財政廳廳長尹任先長談後，對這位篤信基督教的官員感覺「可敬亦可憐」：
他近年篤信基督教，夫婦均自以為「得救了」。今天我們談了幾個鐘頭，頗覺其篤行可敬亦可憐。我對他說：切不可把我們自己知識經驗得來的見解認作「上帝意志」，人的見解是可以有錯的，可以修正的，變作了神意，就有了武斷的危險。此與戴震說的認意見為天理同一危險。
在認識論上，胡適是一位無神論者，故他拒絕「神意」、「上帝意志」這類宗教武斷的態度。
1938年7月15日，胡適在與魯茨主教(Bishop Roots)會談時，就其所提倡的牛津群體(OxfordGroup)運動明確表態：
(1)我根本反對Oxford Group的運動，因為其主旨是說「上帝總有一個安排」。我是無神論者，絕不能認此意可成立。即如今日中國之被摧殘屠殺，豈可說是上帝有安排!如上帝真有安排，我們應該認上帝為負屠殺摧殘中國之責任的人了，我們就應該痛恨上帝了。
(2)我不承認基督教運動在中國新運動中佔多大勢力。蔣介石先生確有點宗教信心，但宋家一群男女的基督教義不過是皮毛而已。不但現在，即在將來，基督教運動在中國實無發展可能。今日中國確有一個新宗教，其名為「民族主義」；其次則為共產黨的信仰亦可說是一個宗教。
(3)至於他談話中說的日本人亦有Oxford Group信徒，可為和平基礎，此說更不可信。日本人的宗教，無論掛何招牌，其實只是一個忠君愛國的國教。其他宗教都莫妄想侵入!
這大概是胡適對基督教最強硬的表態，其中對宋氏姐弟的評價、對日本基督教的看法，更是表現了胡適對基督教不妥協的個性一面。
話說回來，胡適對基督教還存有某種親近的傾向，他熟讀《聖經》，有收集《聖經》版本的嗜好。胡適晚年毫不掩飾自己青年時代這方面的經驗：「在我閱讀《聖經》，尤其是《舊約》之後，我對猶太人真是極其欽佩。」閱讀《聖經》的經驗加強了胡適與猶太人親密接觸的傾向，胡適的美國朋友中有不少是猶太人。胡適自曝對《聖經》的一些篇章頗為欣賞，對許多典故爛熟於心：「我讀遍聖經，對新約中的《四福音書》中至少有三篇我甚為欣賞；我也喜歡《師徒行傳》和聖保羅一部分的書信。我一直欣賞《聖經》里所啟發的知識。」胡適在《嘗試集》的《自序》中曾引用耶穌的一句經典名言自勉：「耶穌說得好：『收穫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膽把這本《嘗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胡適後來常常引用耶穌此語以表現自己作為一個先驅者的孤獨感和忘我工作的精神。由喜歡閱讀《聖經》，發展到愛好收藏《聖經》版本，甚至欲利用各個地方的《聖經》版本研究中文方言，胡適自豪地披露自己收藏《聖經》的情形：「在北京大學時，我開始收集用各種方言所翻譯的《新約》或《新舊約全書》的各種版本的中文聖經。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國方言。」「我為著研究語言而收藏的聖經，竟然日積月累，快速增加。當『中國聖經學會』為慶祝該會成立五十周年而舉辦的『中文聖經版本展覽會』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略少於該會本身的收藏，這個位居第二的聖經收藏，居然是屬於我這個未經上帝感化的異端胡適之!」據統計，在北大圖書館現今所保存的胡適藏書中，仍存有約四十種中、英、日文版的《聖經》書籍。
1937年3月7日下午，胡適在北平參加美國聖經會舉行的《聖經》展覽開幕典禮，結合自己閱讀《聖經》的經驗，就「《聖經》與中國文學」一題發表演說，提出：「(一)《聖經》應有新譯本，使語言和現代白話文接近；(二)應採用Moultion』s Modern Reader』s Bible的辦法，改寫改印，使讀者更易了解(《舊約》更需要重譯重寫)；(三)充分介紹近世的《聖經》校勘考據詁訓之學。」試圖將《聖經》翻譯引向白話文，將《聖經》研究導向學術化，這又表現了胡適對基督教善意的一面。
司徒雷登作為一名基督教徒，對傳教抱有改革的熱情和開明的主張，對中國文化有相當的包容，他屬於基督教內的「自由派」人士。他恪守忠實耶穌、真誠傳教這條底線，在述及自己的信仰時堅稱：「我最大的滿足始終來自耶穌基督，從未改變過。我全心全意地尊敬耶穌，忠於耶穌。他用窮盡一生的時間教導他人，歷經身死與重生，和諧而壯麗。他自願走上十字架，是愛與信仰最為極致的體現。」司徒雷登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生存和發展充滿期待，並以此鼓勵他的同道：「基督教的教義和規條傳入中國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我一直希望中國的神學家能夠更富創造力，為基督教真理進行全新的闡釋，注入活力。而當前，中國的教會正面臨嚴峻考驗。不過這也許是件好事，所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中國的基督教思想家們可以藉此機會在逆境中體驗和實踐自己的信仰，讓我們的期待早日成為現實。」
自從基督教入華以來，傳教與反傳教始終是未曾解決的一對矛盾。這一矛盾最初是存在於受傳統儒家支配的士大夫、皇權政治與西方傳教士之間，清朝中期的「禁教」政策是這一矛盾的集中表現。近代以來，來華傳教士受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其在華權益呈現合法化、擴大化的趨勢，由此也加深了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矛盾，層出不窮的「教案」即表現了這一矛盾的加劇，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隨之而發生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是這一矛盾的總爆發。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受到西方文化教育洗禮的新文化健將們堅持「民主」與「科學」的價值取向，排斥一切形式的宗教，視宗教為落後、過時、迷信的東西，他們的這一價值取向既與傳統儒家倫理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一脈相承，又獲西方近代科學的強力支持，是為新文化的主流選擇，胡適在處理基督教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只是這一選擇的一個典型案例。新文化運動的凱歌行進，不僅是對傳統文化體系的解構，而且是對外來基督教的一次嚴重打擊，在傳教與反傳教的鬥爭中，新文化運動及其隨後展開的非基督教運動以前所未有的高姿態重新奪回了話語權，基督教回落到歷史的原位(80)。司徒雷登等基督教自由派人士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新的調整，各大教會學校、教會團體紛紛適應形勢的要求，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胡適與司徒雷登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的立場和調整，不過是這一矛盾發展到新階段的典型表現。他們之間既對話、爭論，又彼此容忍，這就為處理世俗與宗教的對話提供了新的樣板，也為中美文化交流展示了取長補短、求同存異、互相適應這一新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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