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侯雲德：此生，和病毒鏖戰
侯雲德 資料圖
侯雲德，江蘇常州人，1929年7月生，著名醫學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總體組技術總師。我國生物醫學領域傑出的戰略科學家和卓越的科技工作者，我國分子病毒學和我國基因工程藥物的開拓者，我國現代醫藥生物技術產業和我國現代傳染病綜合防控技術體系的主要奠基人。曾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所長、三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主任、副院長等職務。
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6項、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項、國家發明三等獎1項、衛生部科技成果一等獎10項、何梁何利基金醫學獎、中國醫學科學獎、第四屆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首屆樹蘭醫學獎等獎項。
SARS、甲流、H7N9、寨卡、埃博拉……這些病毒讓人避之恐不及、談之則色變。然而有一個人卻甘坐冷板凳，與它們鏖戰60餘年，他奠定了我國分子病毒學基礎，開創了我國基因工程藥物時代，引領我國現代醫藥生物技術產業蓬勃發展，他領導構築了我國現代傳染病防控技術體系，使我國成功應對了近十年歷次重大疫情。他就是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中國工程院院士侯雲德。
留蘇期間的侯雲德。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侯雲德是誰，他的論文怎麼會發表這樣多」
1929年7月，侯雲德出生在江蘇省武進縣（現常州市武進區），家裡經營錢莊，生活比較富足。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隨家人逃難至蘇北，家產也被洗劫一空。
10歲的時候，侯雲德開始靠半工半讀上學，他擺過攤、捕過魚、養過雞。生活雖然清苦，侯雲德的學習成績卻很優異，中學時還跳過級。
受大哥侯鈺德的一位醫生朋友影響，侯雲德在讀初中時就立志學醫。1948年，侯雲徳考入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1955年，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央衛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工作，開始了漫長的病毒學研究生涯。
1956年，侯雲德經過統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為留蘇預備生。1958年至1962年，侯雲徳在前蘇聯醫學科學院伊凡諾夫斯基病毒學研究所攻讀副博士學位，師從戈爾布諾娃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強烈的事業心和上進心激勵他刻苦學習、勤奮工作。他夜以繼日地刻苦鑽研，常常工作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是全研究所最後一個離開的人。
那段時間裡，他一共發表了17篇學術論文。由於頻頻發稿，引起了前蘇聯《病毒學雜誌》編輯的好奇，這位編輯還特意跑到病毒研究所詢問：「侯雲德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人物，他的論文怎麼會發表這樣多？」由於侯雲德突出的研究工作，研究所的同事遇到問題也常來請教這位「中國留學生」。
留蘇期間，侯雲德因研究仙台病毒取得開創性成就，前蘇聯醫學科學院組織的專家組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過了他的副博士和博士論文，前蘇聯高等教育部於1962年破例越過副博士學位，直接授予他蘇聯醫學科學博士學位。這在伊凡諾夫斯基病毒學研究所幾十年的歷史上前所未有。
「侯雲德博士是我從事科研工作30年來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優秀的科學家，這不僅是我的驕傲，也是病毒所的榮譽。」在慶祝侯雲徳榮獲博士學位的宴會上，他導師的激動與驕傲溢於言表。
「學習病毒學的目的就是要預防和控制病毒病，為人類做出貢獻」
「認識世界的目的應當是要改造世界」，這句話侯雲德常掛嘴邊。在他看來，學習病毒學的目的就是要預防和控制病毒病，為人類做出貢獻。
1962年，侯雲德學成回國，在黃禎祥院士的支持下開展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原學研究，取得突出成績。然而他並不滿足，他認為重要的問題不僅在於「認識世界」，更在於「改造世界」，應當設法解決全國數以億計的病毒病患者的痛苦。由此，他從基礎研究轉向了抗病毒藥物研究，並選擇人體的自然抗病毒物質——干擾素，作為治療病毒病的突破口。
上個世紀70年代中後期，他發現人臍血白細胞具有較強的干擾素誘生能力，在此基礎上最終研製成當時可用於臨床的干擾素製劑。由於那時的臨床及人白細胞干擾素由人血製備，8000毫升血才能製備1毫克干擾素，因此價格極為昂貴。「那時的干擾素藥品100%靠進口，300元一支，一個療程要花兩三萬元。」和侯雲德一起創業的北京三元基因葯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程永慶說。
為了提高干擾素的產量並降低其價格，侯雲德團隊經歷無數困難，做了無數實驗，終於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中國人抗病毒反應優勢的α1b型干擾素基因，並成功研發出國際上獨創的國家I類新葯產品重組α1b型干擾素，實現了我國基因工程藥物從無到有的突破。
「26年前，我們創業的時候，我去侯老辦公室。他打開抽屜，指著裡面的論文說，希望它們變成藥，讓中國百姓能用得上。」程永慶說，「現在，干擾素90%是國產的，價格下降了10倍，30元一支。但他又給我們提出了要求，希望價格能再降到20元、10元，讓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
侯雲德積極推進基因工程新葯的產業化，他研製的8種基因工程藥物已轉讓給10餘家國內企業，上千萬患者得到救治，產生了數十億人民幣的經濟效益。
侯雲德院士（右一）全家福。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科學家要敢講真話，為國家和人民著想，不能只計較個人得失」
2008年，79歲的侯雲德被國務院任命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專職技術總師。當時，距離「非典」疫情已經過去5年，然而他一天不曾忘，「『非典』來得太突然，我們沒有準備，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體系太薄弱了。傳染病在歷史上是可以讓一個國家滅亡的，老的病毒控制了，還會不斷出現新的，傳染病防控絕對不能輕視！」
侯雲德再次挑起重擔，領導全體專家組設計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兩率」和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的總體規劃。他提出了應對突發急性傳染病的「集成」防控體系思想，重點布置了病原體快速鑒定、五大症候群監測、網路實驗室體系建立的任務。
考驗很快來臨。2009年，甲流在全球肆虐，國外死於甲流的人數以萬計。在國務院領導下，我國建立了由衛生部牽頭，38個部門組成的聯防聯控機制，侯雲德任專家組組長。
「這個組長可不好當，相當於坐在火山口上，責任重大。一旦判斷失誤，防控不當，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國疾病預防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董小平研究員回憶說。
頂住巨大的壓力，侯雲德帶領專家組87天研製成功新甲流疫苗，打破了世界紀錄。
疫苗有了，怎麼注射？當時國際衛生組織建議注射2劑，侯德雲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新疫苗不加佐劑，僅需注射1劑。在疫情隨時可能蔓延的情況下，侯雲德這一提議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科學家要敢講真話，為國家和人民著想，不能只計較個人得失。」侯雲德並不是冒險，長期積累的經驗告訴他，這一方案絕對可行。最終，這一方案大獲成功，世界衛生組織也認為一次接種預防甲流是可行的，並修改了「打兩針」的建議。這一年針對甲流疫情，我國取得了「8項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對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預。
侯雲德主導建立了覆蓋我國所有省份的「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綜合防控網路技術體系」，強化了72小時內鑒定152種已知病毒、147種已知細菌以及新病原篩查發現等多種技術體系。對傳染病防控工作起到決定性作用，推動我國傳染病防控事業進入了新時代。
「很多事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我是領頭人而已」
每當談及自己的科研成果，侯雲德總是謙虛地說：「我做的都是分內之事，只是認真做了，並沒有很特別。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我是領頭人而已。」
「寧靜才能致遠，嚴謹可以創新」是侯雲德的座右銘。淡泊名利的他，在科研工作中總是樂於助人，將自己的技術方法傳授給他人，從不留一手。
侯雲德的學生段招軍回憶說，在干擾素的研製中，從論文到新葯，並實現藥品的商品化、產品化、國際化非常不容易，有時連基本試劑都沒有，而侯老從國外帶回的各種寶貴試劑，誰需要他都給。
對此，侯雲德說：「我國科學家應當團結起來，不能把持技術不外流，技術優勢要靠不斷創新，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使自己處於優勢地位。」
作為我國病毒學學科的優秀教育家，侯雲德非常重視知識的傳承和發展，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共發表論文500餘篇，著書8本。1990年，他獨自編著的105萬字《分子病毒學》一書，是我國病毒學界最為全面、系統的一部分子病毒學專著，被奉為病毒學「聖經」。2001年至今，他親自收集全球最新科研成果資料，編製生物信息資料庫，截至目前已有555期，達數百萬字，給相關科研人員提供了最及時、最前沿的科技信息。
對別人傾囊相授，對自己侯雲德卻很「摳」。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黨委書記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員說，儘管經濟效益數以億計，但侯雲德對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車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們問他想換輛什麼車，侯先生說，帶軲轆的就行。生病住院，也從來不跟組織提任何要求。有時輸完液晚上8點了，還要自己回家做飯吃。」
而今，已屆耄耋之年的侯雲德仍然每天7點就開始工作，他密切關注國內外病毒學研究動向，關心和思考我國醫學病毒學的發展方向。其志如詩：「雙鬢添白髮，我心情切切，願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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