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全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設立於昆明的一所綜合性大學。西南聯大由當時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私立南開大學三所大學共同組成，前身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為保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華北及沿海許多大城市的高等學校紛紛內遷。抗戰八年間，遷入雲南的高校有10餘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1937年抗日戰爭發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同年10月25日開學。1938年4月又西遷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長期以來，後世對西南聯大的描寫都是以治學嚴謹、學風優良為主流，但是片面的描述顯然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其實在西南聯大學術成就斐然的背後，也有著不為人知的一面。

公正的說，西南聯大雖然只存在了僅僅8年的時間，但是確實產生了不少斐然的成就。很多專家都說過這樣一句話：西南聯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相比於現在的教學條件，當時可謂是艱苦至極。教授趙忠堯，為把50毫克鐳帶到昆明，冒著殺頭危險，化裝成難民，把裝鐳的鉛筒，貼身緊抱在懷裡，坐火車時，數天數夜不敢合眼。抵達昆明時，胸膛已烙上兩道血印，但趙忠堯卻為此雀躍不已，因為他保全了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朱自清患有嚴重胃病，在昆明因為飢一頓飽一頓更加嚴重，有一次得了痢疾，還堅持連夜批改學生作文，妻子勸他休息，他說「我答應明天給學生的。」書桌邊放著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脫了相，臉也沒洗就去上課了。

潘光旦右腿膝蓋以下截肢，行動不便，他住在郊區，要請人抬他到學校上課，從不遲到。力學教授周培源住處離聯大20餘里，沒有公路無法坐車，他只好買了一匹馬，每天早上騎馬先送兩個女兒上學，再騎到聯大。可以說是彼時聯大獨特的一道風景線。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可以說，當時的文人志士還是很有那種早已消失不見的文人氣概的，為了能夠支援西南聯大，很多教授冒著殺頭的千里迢迢趕到昆明。沒有教室，就臨時租借加搭建，就這樣，在短時間內就迅速恢復了學術研究，並且不斷地創造著當時中國的最新科研成果。但是，就是在這樣一片「學術凈土」里，也有著很複雜的政治鬥爭。

面對著眾多先進知識分子雲集的西南聯大，國共雙方顯然都不會放過這個宣傳自己的好機會。一方面共產黨在西南聯大的內部，由上層教授開始逐漸發展自己的黨員。而此時的國民黨也沒有對西南聯大聽之任之，同樣努力試圖加以控制。

1938年陳立夫出任民國政府的教育部長，開始貫徹蔣介石「戰時教育平時看」的方針，加強對青年學生進行的「黨化」教育。為了能夠更快的吸收青年學生入團入黨，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國民黨為拉攏教授學生專門成立的社團，後續發展至500人，並長期控制了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更是專門針對這一問題修改了團章，將團員年齡改為16—25歲，此後大學黨部，自可專以教職員為對象，黨員年齡當在25歲以上。這一矛盾在1940年蔣介石的一封電報中，就能一窺西南聯大內部嚴重的黨派鬥爭，電報說：「根據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共負責人姚圻池、張際尚(女)(姚張二人均系陝北抗大派往)、侯仁仲等在校活動日趨激烈，於三月五日煽動該校工役三百餘人全體罷工，要求增加餉，校方允每人月加五元(每人月餉自二十二元至三十元)，膳費繳半數，始於十日復工。現復出版壁報，謾罵政府腐化、國民黨專政以及陝北、河北國軍開始剿共，減削抗日國力等荒謬言論。現該校中共黨員已有二百七十餘人，當地政府及學校當局不甚徑意等情，特電知照，即希注意。」就這樣，你拉我奪，後來根據國民黨的統計，被發展成為黨員的教授為85人，而當時教授總數僅為155人，也就是說超過了一半的教授都被發展加入了國民黨。

除了正常的發展黨員之外，其實西南聯大內部還分別安插有特務進行監視。曾在1941年考取西南聯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書記馬識途就曾所說：「當時在聯大的政治力量十分龐雜，有特務的力量，有雲南的地方勢力，有張國燾的所謂非常委員會的特務勢力，有托派的勢力，還有鼓吹第三條道路的美國的隱秘活動。」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