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治下美國的諸多「後真相」
導讀：我的腦海中會反覆跳出這麼一個判斷：「特朗普執政的這一年一定沒有讓美國好起來」……但隨後我馬上自我否定了起來：根本無法用「好」與「壞」來作為判斷標準。
作者：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又是一個冬天，造訪了尤其冷的華盛頓。想著要去領教一下特朗普執政一年的美國到底會有什麼變化，轉念一想即便改變、估計也難以那麼顯性。
不過，剛下飛機，這種「改變」就撲面而來了。足足三個半小時的入關排隊，打破了我的個人紀錄。除了由於超過有效期而不得不帶著兩本護照而無法享受自助入關的便利之外，先於中國航班到達的來自中東、中亞、俄羅斯的訪客顯然被入境官盤問了更長時間。而且在三個半小時的無奈等待中，我也發現，有衣著正式的幾個男女站到了工作台後面，或了解流程，或監督工作，時而還會讓入境官暫停工作、攀談幾句。
事後與在美朋友吐槽時，他們告訴我，這或許只是偶然，不必太過聯想。但面對著如今特朗普治下美國的諸多「後真相」，也難免不讓人多聯想一點。
資料圖：特朗普與海關工作人員在一起
坦率講，此次華盛頓之行的感覺真的與過去一年中的幾次光顧沒有太大不同。2017年1月19日，華府已因為第二天的「歷史時刻」而喧囂起來，我卻坐在杜勒斯機場、等待踏上回程。
在那次行程中，走訪過的幾家主流智庫幾乎「哀鴻一片」：所有人都試圖揣測著特朗普上台後的政策走向，但卻似乎都猜不出頭緒。巧的是，在那次候機時，我認出了坐在不遠處、等待飛回舊金山的李孟賢，當時的他略顯疲憊，不斷與身邊人低聲細語，時而皺眉，似乎頗為擔憂的神情卻在不到一年之後成為定格。
再來華府時，已是特朗普執政將近半年的夏天。普通美國人在面對自稱中國學者的外國人時並沒有抱怨經濟、反恐或醫改，而是反覆聊起了東北亞局勢及其可能的威脅，而如此「高大上」的國際形勢討論發生在CVS便利店排隊結賬的時候。此次又到華盛頓，所謂頂尖智庫們雖然已更容易說出些「子丑寅卯」，但似乎還是在「盲人摸象」；綜合多家民調的數據看，普通百姓依舊對國家前景和國際局勢憂心忡忡、且還是滿腹怨氣；而當我在有地標感的Kramer書店買下本《火與怒》時，還得果決地拒絕一直守在收銀台一邊、物色受訪對象的RT記者。
於是，我的腦海中會反覆跳出這麼一個判斷：「特朗普執政的這一年一定沒有讓美國好起來」……但隨後我馬上自我否定了起來：根本無法用「好」與「壞」來作為判斷標準。
但走到了2017年呼嘯而過的街角，對特朗普政府的首年執政總該做些權衡，只是這裡的標準到底該是什麼呢？很多媒體與評論會選擇採取兌現承諾的視角，即「做了什麼」，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做成了什麼」。回答這個視角的問題基本符合普通人的邏輯習慣，而且極易給特朗普打出一個還不算差的評分。
我們知道，減稅立法、提名填補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頒布「旅行禁令」、要求對DACA重新立法、退出TPP、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重談NAFTA、剿滅伊斯蘭國、提高軍費、不承認伊朗執行伊核協議、宣布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開啟遷館、以歷史最快速度出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等，這一系列完全落實或至少暫且落實的所謂「成就」都能算得上是這位總統對自己競選承諾的逐個兌現。
從這些「成績單」判斷，特朗普可謂「時不我待」且「有諾必行」，而其首年執政也可謂「成果豐碩」。不過，好話說到這裡，馬上就會引出另一個很刺耳的疑問：如此「可圈可點」的「成績單」為什麼並沒有給特朗普個人及其政府帶來更多滿意度？甚至在執政一年之際，關於特朗普是否「適任」、是否有所謂「精神狀況」的爭議仍不絕於耳，且在共和黨黨內的公然批評聲也難以平撫，這些負面評價又從何而來？
如此「演的不錯，但不叫好、更不叫座」的原因，應該是兌現承諾本身出了大問題。
一方面，特朗普在過去一年中努力要兌現的承諾雖說不排除反應民眾普遍期待的一面（比如剿滅伊斯蘭國），但更多的其實是迎合民怨情緒以及共和黨基本盤的專屬議程（典型體現在移民、經貿、中東等議題），因而並不具有普遍認同基礎。這就意味著，兌現這些承諾，只會讓共和黨基本盤甚至只是其中某些更小規模的群體心滿意足，不免還會加劇分裂對峙的極化態勢。另一方面，雖然特朗普所兌現的很多承諾與共和黨所謂「建制派」共享著同一方向的目標，但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特朗普採取了不同尋常的途徑和方法。比如，在調整經貿利益和移民政策上，特朗普反覆使用了繞開國會等傳統政治程序的總統行政令等單邊行動；甚至在財政撥款議題上，還曾與民主黨陣營實現過妥協。在內容和途徑上的差異性，凸顯了特朗普為了兌現而兌現的急功近利，不但不看重實際效果，也並未給特朗普在政治上加分，因而「承諾績效」未必是個很好的評價指標。
本質上講，圍繞承諾兌現展開的評價標準，是在「特朗普總統」和「特朗普候選人」之間的比較，而更為客觀的比較應該是將歷史的鏡頭再縱深一些，比如將特朗普的首年執政與奧巴馬等前任總統的同時期實踐進行比較。關於這種總統政治縱向的歷史對比中的主要指標，我在為2018年首期《美國研究》撰寫的相關論文中提出了四個維度，即「執政活躍度」、「政策完成度」、「政府完整度」以及「民意滿意度」。基於四個維度的過去40年到80年的歷史比較，特朗普的首年執政雖然並非全然負面，但的確存在不少負面的「硬傷」。
就「執政活躍度」而言，特朗普的首年執政可謂「毀譽參半」。
比如，特朗普在這一年中訪問了29個州和波多黎各，超過了奧巴馬執政首年訪問25個州的水平。雖然在其行程中訪問最多的無疑是海湖莊園所在佛羅里達以及自家高爾夫球俱樂部所在的新澤西州，但對其他州的覆蓋也足以說明他在與奧巴馬一樣積極實現著與民眾的更多互動。
海湖莊園
再比如，特朗普在2017年5月20日才首次出國訪問，不但比奧巴馬的2009年2月19日足足晚三個月，也是艾森豪威爾以來的總統上任首年的最晚出訪，但其首訪就落子中東，明確錨定了地緣戰略的回調方向。同時，特朗普在首年執政中出訪四次、訪問了14個國家，從覆蓋率上並不遜色於奧巴馬的九訪、21國的效率。
又如，與奧巴馬在執政首年共召開11次記者會相比，特朗普僅僅在2017年2月16日舉行了一次記者會。這種懸殊差異佐證了特朗普與被其冠以「假新聞」的主流媒體之間的格格不入。而在這種溝通隔膜之下，特朗普的所謂「推特治國」方式卻恰恰發揮了衝破傳統媒體屏障、主動設置議程、充分動員基本盤和關鍵選民的效果。
就「政策完成度」而言，特朗普的首年表現難言理想。
從立法數量計算，特朗普在首年共簽署立法113項，至少是卡特以來的最低水平，恰好取代了原本最低的奧巴馬（124項）。同時，特朗普在首年簽署的所謂「重大立法」僅有在國會壓倒性通過下被動簽署的《以制裁手段應對美國敵對勢力法》以及減稅立法兩項，而奧巴馬的重大立法則被認為至少有包括提供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投資的《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在內的14大項。
從頒布行政令的數量計算，特朗普首年頒布的約58個行政令，的確超出奧巴馬（41個），但在歷史比較中並不算多，與小布希（56個）或者柯林頓（59個）基本持平。這種頻率似乎配不上「行政令治國」的綽號，但細緻分析，特朗普首年行政令中的六成以上集中在所謂「百日執政」期間，而奧巴馬的這個數字大概只有46%，足見特朗普急於憑藉行政令等單邊手段兌現承諾的「急於求成」；同時，特朗普的行政令在內容上涵蓋了旅行禁令等前任總統大多需要訴諸立法的爭議議程，其對國會的不信任也可見一斑。
就「政府完整度」而言，特朗普的實踐同樣不佳。
就新總統上任前11個月情況做比較，特朗普提名數大概為500個，顯著低於奧巴馬同期的636個。其批准比例也是歷史低點的52.4%左右，而提名人選所要等待的批準時間也長於過往，達到創紀錄的71天。這些數據完全能夠描摹出特朗普政府長期存在的政策專才缺位、甚至「空轉」的尷尬狀態。
就「民意滿意度」而言，特朗普的負面表現更是歷史性的。
按照CNN在2018年1月19日公布的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民意滿意度已從12月的35%回升到40%，而不滿意度仍保持在55%上下。這組數字雖說可以讓特朗普鬆一口氣，但仍是1950年代開始每天或定期給總統進行滿意度調查以來，新總統在執政首年中的最差民意境遇。
準確講，特朗普上台之時的民調即45%滿意、45%不滿意就已是民調以來最低、最負面的民意開局了，但至少與奧巴馬在執政首年民調高開低走、變革泡沫「破滅」相比，特朗普卻保持了低且穩的民意表現。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美國人開始討厭特朗普了嗎？毫無改變》談及的那樣，日至今日的特朗普可以在共和黨內部基本盤和藍領中下層白人關鍵群體中鞏固住可觀且足夠的支持度，這已是目前美國政治世界中無人能及的。
以2018年1月20日凌晨開啟的聯邦政府「關門危機」為例，受訪者中的31%和26%分別將責任歸結於國會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而認為特朗普需要負責的只有21%。或者可以說，在民調意義上的歷史極端表現，可能不會本質性地傷及特朗普執政的穩定度，因為這位總統原本也沒準備代表多數。
按照上述四個維度梳理下來，給特朗普首年執政的打分一定會比較低，甚至這種梳理也讓人感覺過於繁瑣且「燒腦」。那我們就從這四個維度出發，轉換一下空間，進入了另外一個有趣些的角度，即所謂「三個特朗普」：「特朗普候選人」、「特朗普總統」以及「特朗普政府」。
所謂「特朗普候選人」基本上能夠解釋「民意滿意度」上的奇特表現：一方面，特朗普的競選併當選在民意意義上就「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上台之後的特朗普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營造了一場別樣的「永續競選」，進而成功維持了穩定的低民意滿意度。
所謂「別樣」即特朗普「永續」的核心並不是往屆總統的從「謀求當選」轉換為「政策落地」，而是徹底堅持了為自身辯護、抨擊對手的負面競選模式。其積極效果即造勢動員並鞏固了有限的民意支持，而消極效果即持續動員、折騰並撕裂民意。
所謂「特朗普總統」基本對應的是「執政活躍度」和「政策完成度」兩個維度，即特朗普作為總統的履職狀況或績效能為，以及作為總統的特朗普在美國政治框架內與其他政治要素的互動關係。
一方面，由於在黨內穩固了足夠且優於國會建制派的民意基礎，特朗普在與國會共和黨建制派的互動中明顯佔據上風。依據民調顯示，有將近85%的共和黨選民對特朗普表示滿意，而其中的四分之一卻表示了對共和黨整體的不滿；79%的共和黨選民認為特朗普執政的方向完全正確，而認為國會共和黨領導層方向正確者僅為52%。概括而言，特朗普在過去一年中至少實現了所謂的黨內「獨大」。
另一方面，特朗普與共和黨建制派的互動中也表現出政治經驗欠缺的問題與推卸責任的傾向。在某些必須通過國會兩院立法才能得以兌現承諾的政策議程上，特朗普作為總統並未有效扮演關鍵引領者的角色，進而拖累了立法進程。
特朗普
最為典型的例子即國會眾議院共和黨計劃在3月21日通過推翻與代替奧巴馬醫改的相關法案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的確通過打電話等方式來試圖說服那些因堅持要徹底推翻奧巴馬醫改而反對該法案的共和黨人，特別是所謂的「自由連線」成員。但由於在政治經驗和政策專業度上的欠缺，特朗普不清楚持反對立場議員的政治或政策訴求、難以實現有效的交易，最終導致了該立法努力的不了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年末減稅立法的勝利，並不意味著特朗普正在有效地補足短板、發揮引領作用。那場政治勝利的原因只包括：特朗普與國會共和黨的政治目標一致，且特朗普由於長期的從商經歷而對稅制相對熟悉。這就意味著，在其他立法項目中，特朗普與國會共和黨的目標未必一致，且特朗普也很可能不熟悉政策本身，也就不可能複製減稅立法的成功。目前看，2018財年臨時撥款坐蠟、導致「關門危機」就是一個典型體現。
所謂「特朗普政府」集中反映在「政府完整度」所反映出的「空轉」尷尬，其背後大概存在著兩個原因，一是所謂「小圈子決策」，二是特朗普與專才群體的疏遠。
在「小圈子決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經歷了多次進化，或者說是多輪因重要職位人事變動而引發的權力結構重組的戲劇性變化，甚至還引出了那本引爆全球興奮點的《火與怒》。在過去一年中，以8月18日為白宮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的離任作為節點，白宮核心決策圈的內鬥主題從共和黨黨內的路線或派系之爭轉為具有特朗普個人化標籤的不同群體即商人、軍人及家庭成員之間的混戰。
而在其執政首年的後期，隨著軍人群體在白宮管理和對外事務決策上逐漸獲得更大話語權，特朗普「小圈子」的內鬥態勢與不穩定生態才算得到較好控制。但必須承認的是，由於家庭成員深度而穩定的存在，「一仆多主」式的多中心困境仍左右著白宮決策生態的前景。
在與政策專才關係方面，從參選之初招致122位共和黨陣營外交防務專才的「反特」聯名信開始，特朗普與專才的矛盾就成為了公開的秘密。其結果即特朗普只能更多依賴於專業度相對有限的「小圈子」，而「小圈子」進一步遏制了專才的進入空間，最終導致了決策產出的高不確定性。
值得關注的是，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的就任和董雲裳（Susan Thornton）的被提名似乎是特朗普政府已逐漸向政策專才開放的信號。但問題在於特朗普及其「小圈子」到底只是為了填補缺位而展現出「姿態」，還是將真正聽取專業意見。如果只是前者，「小圈子」仍是「鐵板一塊」，而專才們卻掌握了足以自由裁量的決策空間，其結果一定是白宮與政府發出不同聲音，反而加劇不確定性、不連貫性與自相矛盾。
除了分別看「三個特朗普」之外，其實還有一件可以貫穿「三個特朗普」的事件正在持續發酵，那就是情節跌宕起伏的所謂「通俄門」調查：該調查因特朗普競選而起，受到特朗普與國會共和黨建制派互動的牽動，並影響著特朗普政府內部關係。
從過去一年多的流變看，所謂「通俄門」調查似乎越來越剝離開俄羅斯事務或者美俄關係本身，蛻變為對特朗普政府加以隨時塑造的渠道。從調查內容上看，6月8日聯邦調查局前局長科米出席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聽證可以被視為是一個轉折點，其意味著調查的重點從所謂「通俄」的事實性調查轉向了針對「作偽證」、「妨礙司法」以及「金融犯罪」等嫌疑的程序性調查。
從調查效果上看，8月2日《以制裁對抗美國敵對勢力法》的簽署生效基本上實現了所謂「通俄門」調查阻止特朗普政府推動美俄轉圜的效果，其後續調查、尤其是針對庫什納等人的潛在態勢，基本上就是要塑造特朗普執政生態、特別是削弱家庭成員的權勢。相關民調顯示，共和黨受訪者中大概有四成認為特別檢察官米勒的工作令人滿意且公平合理，同時也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堅信特朗普無罪。這就是說，共和黨陣營內部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通過所謂「通俄門」調查來塑造當前的白宮。如果這個定位不發生質變的話，所謂「通俄門」調查不但很難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而且大概率會與特朗普政府「如影隨形」。
無論是四個維度還是「三個特朗普」，這些交錯的角度都並不支撐給特朗普的首年執政太高評價，但其中相對並不理想或者並不符合美國總統政治常規的判斷又該如何解釋呢？是否只是特朗普個人特色使然？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大膽地請求歷史允許我們做一個天大的假設，即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的並不是特朗普、而是希拉里，那麼希拉里的首年執政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
希拉里
首先能確定的是，希拉里應該會更容易招攬民主黨專才，從而填充好聯邦政府的各個職位；希拉里也會很快對外出訪，施展出對外交事務的超人熟悉度；希拉里還可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與主流媒體的良好互動。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希拉里極可能會同樣延續選舉期間的負面且極化的低民意滿意度；希拉里將面臨著共和黨掌握的國會兩院，從而同樣在立法上阻力重重而不得不依賴行政令等單邊手段；希拉里也會深陷醜聞以及相關調查之中，所謂「郵件門」或者「柯林頓基金會海外捐款問題」絕不會煙消雲散；希拉里同樣可能陷入「小圈子」的包圍當中，甚至前總統背景的「第一先生」以及對從政躍躍欲試的寶貝女兒未必比如今特朗普的家庭成員遜色多少；更有意思的是，面對民意不理想、國會反懟、相關調查發酵等負面狀況，希拉里同樣會拿起手機、在推特上隨時隨地反戈一擊、確保對基本盤的點對點動員。
在這個有趣的假設中，「希拉里總統」與特朗普總統所面對的同構困境，其實是當前美國政治生態的必然後果；而「希拉里總統」屢勝一籌之處，凸顯了特朗普總統作為非傳統政治人物的反建制派傾向的格格不入，但這種不適應症本質上也是當前美國政治亂象長期積蓄的不可迴避的一個結果，更是美國政治中自我變革力量的一種過渡而非適度的爆發。換言之，特朗普總統更像是今天美國政治衰敗的一種擬人化宣洩，所以對他一年執政的評價就等同於對美國政治一年走向的評價。而這種評價，很難正面，畢竟美國政治的衰敗還遠未找到步入止損、反彈新階段的通路。
原標題：《如何評價特朗普的首年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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