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片《神秘巨星》票房又爆了！為什麼阿米爾·汗在中國這麼火？
作者論認為，一部電影的個性，通常是由這部電影的導演來決定的。
當我們觀看一部風格獨特的電影的時候，往往一眼，就能分辨出這是屬於誰的電影。
王家衛有王家衛的風格，昆汀有昆汀的風格，塔可夫斯基有塔科夫斯基的風格。
這種觀點，大體上沒錯，不過卻可能忽視了時代背景和文化環境對一部電影的影響。
我們熟悉中國、美國、歐洲電影，所以對這些電影所體現的文化差異已經喪失了敏感。
但，面對那些我們不常接觸的國家的電影，首先讓我們驚奇的，也許恰恰是這個國家的文化。
寶萊塢電影，儘管同樣沒能免受好萊塢浪潮的侵蝕，但仍然難能可貴地保住了一些文化個性。
《神秘巨星》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便來自於這種文化個性，來自於它的「印度風格」。
最為明顯的，當然，是它對寶萊塢歌舞傳統的承繼，是對音樂的不加節制的運用。
乍看起來，這雖是寶萊塢的標籤，但已絲毫算不得新鮮事物，似乎沒有什麼分析的必要。
就我們通常的理解，無論印度的電影創作者們對歌曲如何偏愛，這些音樂，到底是功能性的。
其功能，不管是在中國，在美國，還是在印度，都一樣，無非是為了渲染某種情緒。
不同之處在於，為了迎合某種審美潮流，大多數電影都趨向於將音樂、將抒情目的隱藏起來。
唯有印度電影，採用了一種直接、明確的方式，把許多段落專門留給了音樂和抒情。
這就像我們小時候學習寫作文，被教導要在敘事之後進行總結，闡發事件對我們的意義。
後來，由於意識到從事件中並不總是能概括出明確的意義，我們放棄了這種做法。
顯然，印度電影仍然保持著天真，把音樂放到突兀的位置上，乃至到了一種喧賓奪主的程度。
《神秘巨星》提示我們，這種喧賓奪主，也許並不屬於失誤，而恰恰是來自於一種自覺。
仔細聆聽那些旋律、閱讀那些歌詞，我們會發現，歌唱也是這部電影的主題之一。
這種重要性不是劇情上的，即歌唱對主人公有多麼重要，而是說，它凌駕於電影的劇情之上。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些歌唱片段從劇情中拎出來，它們本身就在對我們講故事。
一些打動我們的高潮時刻，打動我們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劇情，而是旋律、歌詞和演唱。
那是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旋律，簡單淳樸的歌詞，發自肺腑的演唱。
在這些時刻，我們會想，歌唱讓詩歌流傳了下來，而電影，或許正是音樂走向未來的方式。
影片對音樂的使用方式是笨拙的，而處處體現的笨拙，可以說是本片的第二大特點。
主人公茵希雅在劇情中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實現音樂夢想，二是和母親一起擺脫父親的壓制。
無論是哪一個，都不具獨創性，雖然單獨都可以成為劇情動力，但算不得是什麼好點子。
在目標設置上，它被牢牢地籠罩在了好萊塢劇作法的陰影下。
其討巧處在於，它將這兩個目標合二為一，從而讓每一個目標都產生了更強的效果。
要實現音樂夢想，就必須得擺脫父親壓制，要擺脫父親壓制，就意味著要實現音樂夢想。
因為引入男性對女性的壓制這條線，簡單的追夢故事，一下子有了深度和高度。
這倒不是說影片對於社會的批判意味，而是說，它賦予了追夢深刻的內涵。
追夢不再是追夢那麼簡單，而代表著突破父權，代表著靈魂獨立和精神自由。
這種男性的壓迫是如此沉重，以至於，實現音樂夢想，成了一件不可能之事。
因為不可能，從而有明知不可為而為，從而有悲壯，我們方才會深受感動。
怪獸一樣的父親把唱歌，變成了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不做，就意味著一生的災難。
同時，追夢這條線，則讓父權造成的精神傷害，不再隱而不現，而是變得具體可感。
如果說，它以前帶來精神壓抑、性格萎縮，尚無法明確測量，現在，傷害成了實打實的了。
這樣的雙重目標設施，使電影牢牢抓住了我們的注意力和同情心。
不過，具體到某一個場景，我們卻會發現這些場景設計得都特別笨拙。
在電影上映的這幾天里，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說這部電影套路滿滿卻感人至深。
這種觀點挺準確的，因為無論是主線劇情，還是個別場景，這部電影都運用了劇作套路。
問題在於，所有的商業電影都是套路的產物，為什麼只有這部電影的套路被察覺到了？
它的獨特之處，不在於使用了套路，而在於對套路的使用方式。
好萊塢給我們的教導，是盡量把套路遮掩起來，把目的性寓於豐富性之中。
這部電影沒有這樣做，跟別的寶萊塢電影一樣，明確的目的統御著每一個場景。
一張比賽傳單發到茵希雅手中，我們知道了她的音樂夢。
母親給茵希雅買了一台電腦，沒告訴她是怎麼買的，後來我們知道，她賣掉了她的項鏈。
小女孩在Youtube上上傳了第一支表演視頻，緊盯著播放量和點贊數，卻遲遲不見增長。
電腦摔碎了，弟弟悄悄用膠帶把電腦粘起來，想給茵希雅一個驚喜。
勇氣的首次復甦，藉助于飛機上的一個場景，茵希雅跟一個男人要回了屬於自己的座位。
在沒法按照要求完成歌唱的時候，茵希雅勇敢指出編曲上的問題，說：要用心去歌唱。
最後的場景，茵希雅與獎項失之交臂，不過獲獎音樂人卻提出要把獎讓給她。
這些場景，每一個的意義都特別明確，動作也都削減到只為意義服務的程度。
它們體現了一種創作觀上的一致性，而這種創作觀，正是我們寫作文被教導的那種創作觀。
簡單、直接、古樸、過時，雖能被察覺出來，卻也總能在觀眾那裡獲得預期的反應。
它們訴諸於同情，設身處地從人物的角度去考慮，捕捉到了那些我們可能會忽視的情境。
一台電腦對我們來說不重要，但對電影中的女孩來說，卻構成了悲與喜的根源。
坐飛機，小事一件，但因為是第一次坐，這次旅程被描述成了一場獲得新知的冒險。
它們不扭捏，渴望獲得他人關注，似乎不像在西方電影中那樣，有道德上的風險。
聯繫到《摔跤吧！爸爸》來考慮，對於競技勝利，寶萊塢有種單純的、不帶批判的嚮往。
不過與此同時，影片又將勝利，歸因到一種心靈上的誠懇：得用心去歌唱。
勝利和誠懇，成了一種並行不悖的東西。
這集中體現了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文化、思維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電影裡面還有不少。
像母親的犧牲、弟弟的驚喜、歌手的謙讓，都屬於一種東方價值，鮮少在好萊塢電影中出現。
而從大方向看，精神獨立與人格自由，對父權社會體系的反思，則又屬於西方文化的影響。
或許，我們可以將寶萊塢電影工業理解成一種半開半閉的矛盾體。
它是那樣的兼容並包，情願犧牲獨創性，完全借用好萊塢的套路去講故事。
它又是那樣的自娛自樂，彷彿跑到了時代潮流之外，用原始直接的方式反芻著古老的價值。
它歌唱，它舞蹈，這些歌唱和舞蹈，守舊卻又新潮，看起來將一直受到印度人乃至全世界的歡迎。
某種意義上，這一矛盾體及其它的造物，正是印度文化在今時今日保持鮮活的方式。
文 | 甜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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