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作協副主席魯敏深情講述：以寫作體現人間與人性亮色
魯敏
新生代女作家。1973年生於江蘇東台，先後從事過郵局營業員、秘書、企劃、記者、公務員等職，25歲開始小說寫作。現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魯迅文學獎等獎。下文刊發在《群眾·大眾學堂》2017年第6期。
許多人對作家感到好奇，因何而起？又如何創造角色？回溯自己成為作家之路，我想告訴大家，不管小說怎樣虛構，它最根本的還是體現、映射出人間與人性的色彩。
我為什麼非寫不可
作家為什麼非寫不可？也就是說，某一個個體，和文學之間的必要程度到底有多高？我一般拿自己的經歷做例子來討論這個問題。
最起初，我和寫作一點關係沒有。我一開始學的是通信管理，我在江蘇的鄉下長大，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獲得城市戶口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小時候成績很好，中考成績是全市第四名，但家裡人出於各種實際的考慮，把我填好的高中志願改成了中專，我認為這導致我這一輩子沒有上成高中，更沒有上成大學。我後來去了郵電學校，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想看看我將來能不能做一個知識分子。當時《新華字典》上給的定義是：小中專以上的知識程度可以叫做知識分子。於是我知道，我只是一個小中專生，很勉強地算一個小知識分子。所以我上郵電學校的四年，一直在自學各種各樣的課程，借我同學的高中教材過來看，有一種對課本知識的病態追求。當然，我最終還是按部就班、像所有和生活妥協的人一樣開始工作，在南京新街口郵局做營業員，賣郵票、拍電報、訂報紙，我做大替班，所有櫃檯的業務我都會，確實也挺簡單的。
1992年的一天，有個人跑到櫃檯邊，輕輕地說，我想要買一張古人對弈圖。我抬頭一看，是蘇童，我立刻認出了他。當時蘇童老師的一個作品《妻妾成群》正改成了《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國際上特別火。南京城所有的電影院都有大海報。而且我當時也已看了蘇童老師很多作品。但見到並認出他的那一刻，我心情很複雜，我沒有表現出我對他的認識，只是很普通的，或者說態度比一般的時候還要冷淡地把郵票賣給他。因為我突然感到一種巨大的悲哀，我這麼喜歡文學，可我這一輩子跟文學最近的距離，是不是就是坐在郵局櫃檯下面賣一張郵票給蘇童。
老實講，這個小故事我在多個場合講過，因為經常被人問起，我發現人們好像挺喜歡這樣的故事，聽上去有點兒不知是勵志還是什麼——事實上我自己並不喜歡。那個階段，我很不安於生活本身，很不快樂，沒有方向感，那代表了我最早期的一個狀態。
但不管怎麼說，在郵局工作的那些年，確實有一些小事情，讓我認真地考慮起來，也許我真的可能比較適合寫作。
有一次，我做國際長話櫃檯，當時打國際長途電話，是一個一個格子間，離櫃檯比較遠的地方，無法監控到對方打多長時間，還是打哪裡，所以得先交押金，50塊錢或者是100塊錢。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有人給我50塊錢押金，可最後我給了他100塊的回執，並最終依此來退錢給他，到晚上結賬發現不對。上世紀90年代初期50塊錢是很大的一筆數目，大半個月的工資。後來帶班師傅說我帶著你去找他家。記得當時已經是燒晚飯的時間了，一開門就聞到了飯菜的味道，還有醬鹹菜的味道，還有不知道什麼燒過頭了的味道。家裡到處放著襯衣、鞋子、包什麼的，是一種被外人突然闖入、來不及收拾的場景。我記得我站在門口、踏半隻腳進去，有種被這一場景所擊打的強烈感覺，我只管由著我師傅跟對方交涉，心裡非常無謂地想著，那50塊錢算什麼啊，找不找得回來隨他了。我只要有這一幕場景就好了。這裡頭，不知有什麼東西，讓我覺得很動人，很真實，但是又很悲哀，我也說不清楚。我覺得我很願意，無數次地以不速之客的方式闖入別人的生活。當時我其實也不是很明確我為什麼這樣痴迷這個闖入的瞬間，但印象之深，我到現在都記得，我記得我那樣由衷地感到高興，因為那50塊錢把我帶到了這個地方。
我在郵局那15年里，還做過勞資統計員、行業報記者、秘書等。秘書做到第八年的時候，有一天在辦公室，我從17樓的窗戶看外面，看到下面很多人的頭頂，我的想像力又開始發作了：這些頭頂，可能是幼兒園老師，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小偷，或者是送水工，各種各樣的人在走。我覺得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人，我跟他們所有人一樣走在下面，我的頭頂跟他們所有人的頭頂一樣。像在大海裡面沉浮一樣，我覺得我不能忍受在這裡寫公文了，我要到人群裡面去，我要找一根繩子，通往下面走的每個人的內心去。我不想在這個辦公室里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覺得絕不應該像一張薄紙一樣，把我的人生走到頭。我應該縱身到下面，很貪婪地擁有每個人的人生。正是這種貪婪讓我覺得我應該寫小說。
作家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常常在想，人們所聽到、所看到的作家這個形象，很有可能是在傳播意義上或者說是在出版意義上的。其實在公共場合出現的作家，我個人覺得是作家寫作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作家80%的時間會處在兩種焦慮狀態：其中一半即40%處於沒有靈感的焦慮，另一半40%是屬於有靈感、但對於靈感沒有處理好的焦慮。還有20%，甚至要再少一些，這才是你們所看到的，好像出現在公共場合或者是簽名售書、演講、闡述自己的寫作、回答公眾認為作家應該回答的問題。他們有的時候會問作家，你怎麼看待網紅？怎麼看待碎片化閱讀？怎麼看待這個社會的啃老族？怎麼看待某某新聞事件——就好像作家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
其實，作家哪兒有那麼能幹呢。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作家，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可以解答全部疑問的好像「全科醫生」那樣的人，實際上，作家本身就是一個自己懷有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以寫作來迂解的人。所以作家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好像是最佳外語片《逃離德黑蘭》，裡面有個間諜，在談他這個職業時，他給自己打了一個比方：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就像礦工，我在礦下勞作時，滿手都是黑的，但到了地面上的時候，即使我以為我把手洗乾淨了，我知道我的手指縫裡面還有黑的煤殘留著。我永遠洗不幹凈自己。我覺得作家也是這樣的，寫作這件事，是他指甲縫裡永遠洗不去的胎記式的伴隨。
作家似乎是過著雷同的時光，休息或者工作是沒有什麼區分的。作家也像很多人一樣喝茶喝酒、看風景、發獃，但他實際上真的獲得了休息嗎？在這樣的時刻，在他的心裡，總還是有一個很警惕的小人兒在站崗，甚至有可能是很鄙視地站在不遠處瞧著這一切，在懷疑這是否就是生活的真實，又或者在質疑自己，到底有沒有資格和大家一起吃喝玩樂。看看，這就是寫作者，他貌似休息，但他可能比工作的時候還要不安和軟弱，永遠處於一種精神的備戰狀態。
所以，我在想，作家可能是一個自帶悲劇因子的生物，因為他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最起碼我個人是這種感受，是受靈感所奴役，決定生存感與愉悅度的是靈感，而不是別的。
《奔月》就是來自於對生活的質詢
我新近出版的《奔月》，跟前面幾部作品的創作路子不太一樣。在生活中並沒有像這部作品裡面這樣具體的、影像式的反射，只能說是曲折的、混合的一種來自生活的誘因。它最深層次的動力來自對生活的質詢。
不知道讀者朋友有沒有想過，你們對現在生活中的每一個選擇、所達到的每一個目標和獲得的每一種佔有，是有著非常確定性的感受，還是說帶有著懷疑，覺得可能是一種偶然性：你選擇這個專業而不是那個專業，選擇的是這位導師而不是那位導師，你跟這個姑娘成了戀人，而不是另外一個。生活中的事件，雖然是你千方百計經營而來的，但並不見得是我們人生中最恰如其分的選擇，說不定只是一種物質文明標準化之下的「高度複製性」。你和你的鄰人是一樣的。你和你的同事是一樣的。你和另一個城市的某人是一樣的。你們家冰箱里放著同一個牌子的花生醬，孩子在上同樣的奧數培訓班……你過的不是你的生活，是高度複製下的模具式的生活。
我懷疑很多人會有這種疑惑。《奔月》實際上就是人對自我存在與自我身份的永恆質疑：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
人生是轉瞬即逝的、隨時可以終止的。對每個人、每一個個體都是這樣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做的一切都是很虛妄的。但這並不是悲觀主義，如果你能看到、明白、牢記到一切都是無為之為，才可以認識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本質的部分，而不在意其表面化的泡沫的部分。我只會去關注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事，在這微渺的一生里，過一個相對結實的生活，做我最願意做的事情、並且用最認真的態度去做。所以虛妄是我的世界觀，一個積極的世界觀，可以讓我更專註、更有激情地去寫作。
同時，這也算我寫作上的一個方法論。我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以虛構的手段在寫作，虛構我認為是具有巨大的空間也有巨大的力量與難度，但不管怎麼樣虛構，它最根本的還是體現、映射出人間與人性的色彩。
現在我經常碰到年輕人來問這個問題，說老師你能不能給我一個建議，看我適合不適合拋棄現在的生活去專門寫作？其實這個判斷最終肯定會由他來做，但以我個人的經歷來看，除了技術上（大量閱讀、必要的寫作訓練）、經濟上（如果一無保障，我覺得還是要三思）等通常的考慮之外，我覺得一個人的天性里，要有點戲劇化和神經質的部分，可能會更有利於寫作。包括從我與同行交流的體會來看，多少也是會有這種特點。神經質的部分用得好的話，會成為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作家，當然到後面，神經質的這部分也會慢慢消耗掉，那也會需要別的東西來刷新和支撐。
責任編輯：張寧
來源：《群眾·大眾學堂》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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